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经济总量需要有相应的需求，否则难以实现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与此相应，国内经济将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其路径就是以扩大内需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人们一般认为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消费需求，确实，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并不意味着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唯一路径。扩大投资需求用于国内发展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但这需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开拓。
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
从增长方式考虑，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意味着经济增长将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率一直不高，反映我国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2008年以来为克服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推出40000亿刺激经济计划，消费率进一步下降。GDP增长的消费贡献率有下降的趋势。2010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消费36.8%，投资54%，出口9.2%。
从目前的增长方式分析，由于存在惯性，投资拉动型经济一时不会改变，但高储蓄高投资不可持续。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培育消费力。
培育消费力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居民收入，解决有钱可花的问题。其基本路径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解决有钱敢花的问题。其基本路径是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完善公共服务，扩大公共性消费支出。过去一些地区存在的市场改革过度，把医院、中小学、公共交通等准公共产品都卖给了私人。其后果是这些方面的高价服务消费超出了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将这些完全市场化服务收回，作为准公共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力。
转向以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最根本的是由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使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相关的政策调整就是：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多数人富起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突出分配的公平权利，包括克服以权谋私，克服垄断收益。由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弹性是最高的，以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为重点的公平性增长就可能扩大消费需求。
扩大消费需求还需要发展消费经济。如果说增加收入是解决消费的需求，那么发展消费经济就是解决消费的供给问题。发展消费经济，即提供消费服务，创造消费者。首先是拓展新型消费业态。网络消费和电子商务都是具有消费潜力的新型业态，绿色和低碳消费替代传统的消费业态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是拓展新兴服务消费，着力发展满足消费需求的新产业和新服务。在人民群众的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文化和教育消费、旅游消费、休闲消费等越来越多的进入必需的消费领域。这就需要有相应的供给。在这里服务经济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包括市场流通体系和服务网点的建设。再次是发展消费经济的体制机制建设。这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创造和培育消费者。目前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主要是其产品的市场问题，如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技术等。为此，政府的扶持和银行的信贷就要由针对生产和研发扩大到消费领域。另一方面是消费环境建设。保护消费者权益，建设诚信服务体系是发展消费经济的制度保证。特别是要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管理，否则扩大的消费需求不是扩大国产品的消费需求，而是进口品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
当今的创新模式已经由技术创新转变为科技创新。这意味着创新驱动的实质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它需要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科学发现成果为前提，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
我国原有的开放型经济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环境）作为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优势。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为基础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代价吸引外国投资。这种比较优势，虽然能够获取一定的贸易的利益，但不能改变自身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地位，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这不仅与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以后的地位不相称，而且我国的劳动力和资源供给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已经明显衰减。与此相应我国的开放战略需要调整，这就是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所谓竞争优势就是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培育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产业竞争优势。这样，我国的开放战略需要适应发展创新型经济要求进行调整：一方面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产业链环节的科技含量，尤其重视服务业外资的引进；另一方面改变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为比较优势的外向结构，转向出口高科技的绿色产品；再一方面调整引进国际要素的重点。过去发展的重点在增长，各种增长要素跟着资本走，相应地注重引进外资。现在发展的重点转向创新，各种创新要素跟着人才走，相应地，引进国际要素重点转向高端创新人才。
在现阶段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创新驱动的成果是产业创新。建立在新科技革命基础上的产业创新意味着采用最新科技成果，其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高。就如迈克尔·波特所说，竞争力是以产业作为度量单位的，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优势所在。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与技术进步上升为科技进步相适应，科学发现和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直接推动产业创新。正在进行的新科技革命催生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这就是通常说的高科技产业化。将创新高科技与高科技产业化紧密衔接是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着力点，也是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当然，产业创新不只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以创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源推动转向创新驱动提供很大的内需空间。原因是，创新驱动没有节省投入，相反需要足够的创新投入，但要调整投入方向，突出对创新环节和要素投入。就创新环节来说，研究开发环节的投入成为重点；就创新要素来说，人力资本是创新的重要要素，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起到创新驱动的作用。在这方面需要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长期占主导的低成本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尤其是以低劳动力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有些领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创新型经济中，这种低成本战略就不适用了。创新的基本要素是人才，低价位的工资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工资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才能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发展中国家落后就落后在经济结构上，特别是产业结构。因此其长期发展的内容就是结构调整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是发展服务业。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个国家都在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都在寻求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研究全球经济格局，可以按照其经济结构分为三类国家：一类是消费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英国等，这类国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类是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如我国等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类国家的特点是经济规模大，但不一定富。还有一类是资源型国家，如中东等石油生产国。这些国家富裕但不强。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谁都遇到问题，谁都在经济结构上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具体地说，消费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出自扩大就业的需要明确提出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转型目标，当然它们提出发展制造业不是简单的回到原来的制造业，而是提出发展知识密集的和绿色的制造业。那些资源型国家不满足于出卖资源，开始强调发展资源加工制造业，以提高附加值。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的转型，即提出扩大消费并发展金融业的目标，这种转型可以明显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变。
发展消费和金融，突破口在发展服务业。我国的三次产业构成：2011年，第一产业10.1%；第二产业46.8%；第三产业（服务业）43.1%。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0%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70%水平。因此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加快发展服务业。这种调整不是简单的存量调整，即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去发展服务业，而是做大服务业增量。这就是十二五规划所明确的三次产业协调带动经济增长。
其次是提升制造业。制造业需要在创新中转型升级，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提升。中国制造业总量有在短期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可能。但这只是数量上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差距还很大。主要表现：一是科技含量和档次低。美国是在飞机制造、特种工业材料、医疗设备、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占据更大份额，我国是在纺织、服装、化工、家用电器等较低的制造业科技领域享有领先地位。二是中国制造业的产品中，中国创造部分少。相当多的部分中国制造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国外创造的，品牌也是用外国的。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全球份额与出口品中中国附加价值的份额很不相称。因此，制造业的提升需要突出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在绿色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目标是建立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城乡和区域结构的协调
中国原先是农业大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主要表现：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区域二元结构。中国过去推进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协同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消费需求。
我国的地区差距说到底还是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66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9.68%。但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东、中、西部之间较大的不平衡。在不同地区存在城市化水平差距的背景下，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城市化内容，由此产生不同的需求。
从我国不同地区的城镇分布密度分析可见，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高与其城镇密度太稀相关。这些地区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因此，这些地区的城市化需要建设新的城市，做大现有城市。这同时意味着未来中西部地区增加城市的潜力更大，而且这个区域的城市化的速度可能明显加大。
而在东部地区其城市化率已达到60%左右，虽然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市化还有空间，但其速度可能放慢。这个地区的城市化有新的内容，即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东部地区再城市化的内容。
城市现代化不仅是指在城市建设现代设施，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城市智慧化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如果说在城市化阶段重视的是城市的经济价值，城市现代化则要重视城市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与此相应，再城市化包含如下途径：一是城市产业结构重组，将城市工业向周边小城市和城镇转移，城市由工业中心转向现代服务业中心。二是城市企业结构调整，发展总部经济。城市由工厂林立转向公司林立。三是城市要素重组，以金融机构、公司总部、研发机构、现代服务业为载体集聚高素质人才。四是城市国际化，吸引外资银行、保险、贸易、信息等外同服务业进入中心城市。
如果说已有的城市化指的是农民进城的话，城乡一体化则是指城市发展要素流向农村，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科技进入农业和农村。同时也包括加强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在农村享受到城市文明。其基本路径是推进农村城镇的城市化建设，使其具有城市功能。
显然，在我国目前的城乡和区域发展水平下，协调城乡关系和协调区域关系蕴藏着加大的扩大内需的潜力。
除了以上经济发展方面提供的内需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社会发展水平产生的内需。我同过去重在经济发展，因此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蕴藏着巨大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和环境建设；二是文化、教育和医疗建设。这两个方面直接关系到人的现代化水平。
以上扩大内需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方面。这表明虽然我国的内需潜力要比外需大得多，但内需不是自然形成的，只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才能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强大需求。
责任编辑：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