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民歌 [重庆土家族民歌的狂欢化特征]

  我国的民间歌谣有悠久的历史。关于民歌,按照刘易斯・庞德(Louisepound)《诗的起源与叙事歌》的解释是:“在文学史家看来,无论哪种歌,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便都是民谣。第一,民众必得喜欢这些歌,必得唱这些歌;――它们必得‘在民众里活着’――第二,这些歌必得经过多年的口传而能够留存。”①
  生活在重庆市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民间歌谣特别发达。土家族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触景生情、遇事而歌、随编随唱,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民歌:“一头芝麻撒上天,土家山歌万万千。大江大河流不尽,土家山歌唱不完。”②这些数量众多的民歌在民间以口传的方式代代相传,成为土家族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民歌有自己的演唱广场、特定的语言和传唱方式、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性内涵,是土家族全民性的、集体演唱的歌谣,具有出明显的狂欢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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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赫金在《诗学与访谈》中论及中世纪民间文化时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③古代土家族人的生活,与中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带有双重性:官府的压制、土司的剥削、森严的等级,使土家族人过着“充满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方面,山地农耕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又使人们过着“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是广场和临近的街道。”④狂欢节广场是为狂欢节划定的节日活动空间,是各种思想、言行展示的场所,也是公众情绪宣泄的地方。反映土家族生活、情感的民歌,也首先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空间、一个“狂欢的广场”――大自然。土家族的民歌,都是土家族人在山野、田间、河畔、“摆手堂”等广阔的大自然“广场”上歌唱的。“哭嫁歌”是在宽敞的院坝演唱,“摆手歌”是在摆手堂里人们进行摆手舞活动时唱,“情歌”是青年男女恋爱过程中在山野里唱,“薅草锣鼓”是人们在田地里劳动时唱……这些自然广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不断延伸的。
  土家族还有“歌堂”对歌的习俗。在一个宽敞的场地,设置一个“歌台”,经常举行对歌活动。有民歌为证:“(甲)蜂子采蜜爱花朵,席上有酒爱上坐。秀才出口爱作对,土家人人爱对歌。(乙)隔河听到山歌吼,三步并作两步走。几步登到歌台上,你一首来我一首。”⑤这种“歌台”,就空间而言,可以向四周延伸,没有限制、没有界限,具有开放的特征,可以说,也是土家族人的狂欢化广场。
  巴赫金指出:“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等。”⑥在狂欢化活动中,人们暂时性、象征性地实现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爱情、家庭等美梦。
  土家族民歌不是由什么具有特权的阶级来组织,而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活动。在土家族民歌中,土司、八部大王、家族长老等被悬置起来了。土家族人在这种“广场活动”中,通过民歌演唱而实现自己“狂欢式的美梦”。比如土家族的婚姻,在“改土归流”后实行的是父母之命、煤妁之言,“凡两家结婚,先以媒妁之言,既允,即嘱媒妁持果盒、香烛、布帛、鸡、酒等物至女家为聘,谓之插香。女家寻将女之生年月书红笺上,仍嘱媒妁持赴男家,谓之发庚。”⑦但通过唱“情歌”,土家族姑娘和青年男子可以随意的言说自己心中的情感,大胆表白自己的爱情而不受礼法的束缚,实现自己的理想。例如《小娇只望郎来抢》:“太阳又大风又凉,海椒又辣又佐姜。凉风绕绕天要晴,小娇只望郎来抢。”⑧又如:“远望情妹白蒿蒿,好比田中嫩谷苞。心想变个油蚱蜢,一下飞去抱住腰。”⑨民歌中的姑娘、小伙都直率大胆,感情热烈,没有礼法、禁令的影响,与教条化的生活格格不入。再如:“(男)小乖乖呀小乖乖,你会关门我会开,开门不叫门栓响,上床不叫枕头歪。(女)你要来就早些来,太阳打偏你就来。你到后门学猫叫,我唤猫儿你进来。”⑩写对青年男女经过热恋而大胆偷情,表现出对“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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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欢节具有全民性。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11]土家族民歌也具有全民性的特征。在民歌演唱活动中,土家族无论男女、老少、尊卑、长幼,都积极参与,如《一人一首唱起来》:“房门窗户都打开,我把歌师请进来,八仙桌边团团坐,一人一首唱起来。”[12]由于众人参与,声势也特别浩大:“歌声传到九州地,惊动天下唱歌人。天下歌手都赶到,要会台上唱歌人。歌台四周都围满,内内外外层上层。台上台下把歌唱,五湖四海放歌声。唱得天地都震动,唱得日月放光明。”[13]
  土家族有数量众多的“锣鼓歌”。锣鼓歌是一人领唱,集体合唱,在整个过程中,人人都是演员。如《薅草锣鼓》:“锣上几敲敲,鼓上几苛苛,众位歌郎都不说,等我来说,好!我说,我说那枪杆斗枪杆,我来说那个直杆杆,斧把斗斧把,我来说句老实话。我说呀!这里东边有笼麻,倒了一枝丫,三百人都搬不动,四百人都不得它!(众合:哟!你那个才大啊!)我这个也不算大,还没得我年牛头灶锅大,它上煮七十二条牛、下煮七十二条马,两头煮得吼啦夸,中间还正当在相打!(众合:咦!你那锅老实大!)你说大,这也不算大,还没有我家的花脚母猪大,它头在西梅山吃草,尾在蛾眉洞洗澡,洗了七天又七夜,还没洗完脚爪爪。(众合:是啊,嗬!!!”)[14]
  土家族姑娘出嫁前要唱哭嫁歌,这种别具特色的“哭嫁歌”也是众人参与。“哭嫁有独唱、对唱和集体合唱三种形式,出嫁前一日始哭,一直要到‘哥哥背起进轿门’止”。[15]这里所说的“独唱”,其实也不是个人演唱,因为出嫁姑娘在个人哭嫁时,她的父母、叔伯、哥嫂、姐妹等都要应答,因此也是众人参与。“陪十姐妹歌”和“陪十兄弟歌”则更加热闹,人人均可以参与。
  土家族“情歌”表面看来青年男女对唱,其实也是众人参与,真是“十对男女九对歌,十首山歌九情歌。”土家族每年举办歌会,青年男女常常是以歌为媒,如《歌妹成婚靠歌谣》:“豆腐开浆靠石膏,纸糊灯笼靠篾条。新打木桶靠竹篾,哥妹成婚靠歌谣。”[16]在歌会上通过对歌而相互了解、互诉衷情。对歌时,没有固定的对象,每个青年男女都可以表达对对方的爱慕。
  土家族“船工号子”也颇有特色。在乌江、在酉水,因为水急滩多,船工在开船、纤夫在拉纤的时候要吆喝号子,或者抒发内心的情感(往往是看见某人、某物而即兴演唱),或者为了齐心协力拉船过滩。如《酉水船工桨号子》:“四溪滩陡(呃嘿),来得快嘛(呃嘿),要把长滩(呃嘿),慢慢赖(呃嘿)。呃哟呃嘿哟嗬哟呃嘿哟嗬嗬嗬……”[17]船工号子经常是一人唱,众人合。有时候两岸的人也齐声吆喝,声震林野,场面十分壮观。
  在全民性的狂欢活动中,人们之间可以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等级、性别、财产等的距离,从而产生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相互间显得随和而亲昵。土家族民歌也反映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亲昵而随和的关系。在对歌中,不管男女、不管相识与否,都可以随意歌唱,没有距离感、没有等级感,也没有性别差异、财富差异等,“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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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式世界具有粗鄙的特征,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想关联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摹仿讥讽等等。”[19]土家族民歌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大众文学,也具有粗鄙化的特征。
  在狂欢节的广场活动中产生了广场语言。土家族民歌有很多“广场语言”,这些“粗鄙”的语言,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人们的生活感受,如:“你不说了我来说,我来说个短撮撮。鸡公打架脚蹬脚,水牛打架角对角。黑老二,癞头陀,52岁接老婆。这老婆,真难说,又丑又懒又凶恶。眼睛像只胡椒大,一个鼻子像秤砣,生就一个瘪嘴嘴,又是一个洼额角,两颗暴牙黄又黄,好象有对猪牙角。生个大肚子,长个细脑壳,一个瘦颈颈,一个细脚脚,胸又挺,背又驼,坐起象个野人婆。出言就不善,说话就是硬夺夺。一句不投机,摩拳又拍桌。最小贱,不洒脱,打屁犹如吹牛角。”[20]粗鄙的语言、调侃的语调,传递出滑稽、逗笑的生活感受。
  插科打诨也是狂欢式粗鄙化的重要表现。土家族民歌中也有插科打诨。人们在对歌之余,来一首“扯谎歌”,可以调节气氛,让人开怀大笑。如《八月初一大月亮》:”八月初一大月亮,瘫子起床偷蜂糖。聋子听到脚步声,瞎子看到翻院墙。哑巴喊声捉倒起,跛子匆匆又忙忙。抓爪(指手指残废不能伸直的人――笔者注)赶紧提索子(即绳子――笔者注),捆得偷二笑嘻嘻。”[21]在这首歌中,诉说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瘫子起床”、“聋子听声”、“瞎子看见”、“哑巴叫喊”等等,因而具有引人发笑的娱乐作用。
  粗鄙化也表现为狂欢式的笑。狂欢式的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又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22]这种双重性,具体表现为“诞生与死亡(妊娠死亡的形象),祝福与诅咒(狂欢节上祝福性的诅咒,同时含有对死亡和新生的祝愿),夸奖与责骂,青年与老年,上与下,当面与背面,愚蠢与聪明。……这是狂欢式反常规反通例的插科打诨范畴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脱离了自己常规的生活。”[23]土家族民歌中也有这种双重性的笑。如“扯谎歌”:“太阳出来坡对坡,我来唱首扯谎歌,羊子追着豺狗(即狼)撵,耗子捉起猫儿拖。”“太阳出来往西梭,我来唱首扯谎歌,端碗凉水来发汗,吃个辣椒来解渴。”[24]在歌中出现的事物,具有明显的矛盾对立,如羊与狼、鼠与猫等。在对立、矛盾的双重性中,讽刺和嘲笑了人们脱离实际、耽于幻想的生活态度,也肯定大胆开拓、打破常规的进取精神,那些表面上不可能的事物,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从而引发人们去感受狂欢化世界的美。重庆土家族民歌作为重庆土家族人自己喜欢并经常演唱的歌谣,一直在在民间口头流传。
  注释:
  ①朱自清:《中国歌谣》,金城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②⑤[12][24]宋玉鹏等编:《土家族民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页、第6-7页、第9页、第141-143页。
  ③④⑥[18][19][23]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第168页、第161页、第161-162页、第162页、第162页、第165-166页。
  ⑦四川省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
  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⑧[16][21]黔江县民间文学三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间歌谣谚语资料集》(内部资料),1987年,第151页、第206页、第247页。
  ⑨四川省涪陵地区川东南民族资料编辑委员会:《文艺・土家族民歌》(第一集)(内部资料),1986年,第35页。
  ⑩[20]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编撰委员会:《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74页、第76页。
  [11][22]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第13页、第14页。
  [13][15]彭官章:《土家族文化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3页、第67页。
  [14][17]酉阳县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间歌谣谚语》(内部资料),1987年,第18-19页、第28-29页。
  (作者单位: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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