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的时候还没有手机,那时候在全国各地流窜,所到之处莫不引起一阵友善的诧异:“你怎么连手机都没有?”我不能诚实地说很差钱,那多不好意思啊。我总是一本正经地回应道:“我没有手机因为我是一个卢德主义者。”卢德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一名工人,为了反抗机器驾驭人类,而捣毁了纺织机。
送我上高中的那天傍晚,我们全家在外地阴暗燥热的小饭馆吃饭,我爸爸递给我一部手机,黑身绕着红线,如陨石般晶莹端庄,我开心得不得了,完全忘了自己一周前还像个巫婆一样诅咒“移动通讯是现代生活的罪恶之源,会使人类陷入灭亡地狱”。
事实上,即使身处地狱,有了手机,地狱里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点。在上网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打警犬躲保安翻围墙,打开电视只能看到年级主任公布“优秀班干部” 的高中时代,手机是我们唯一伸向外界的触角。十一点的短信是“手机报”,告诉我们谁在绯闻哪儿在打仗,十二点发出的短信是“校园风云情侣最新动态”,下午三点收到的短信是“第三大题第二问答案是多少?”晚上七点躲在厕所打手机参加电台的“K歌之王”节目,深夜一点收到的短信是“我是苦闷而迷惘的高中生,只想找人说说话……”凌晨三点收到的短信是问我买不买枪支和窃听跟踪器材。
我把手机放在离我最近的地方,上课时摸摸冰凉的小凸按钮才觉得安心,睡觉时任脑电波和磁辐射齐跳踢踏舞也无所谓。尽管如此,我使用手机,也仅限于通话和短信,对于其他的功能,保持着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特有的警惕与不屑。我没有用手机上过网,我也从来不对手机说 “拜托告诉我,我现在的位置”。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蓝牙”到底是什么。我有意地把对手机的依赖降到最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残留些许的生存能力―少了手机我仍然能活下去。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发现,没了手机,生活也移不动了。两个月前,我用了四年的手机在一个陌生县级市的网吧里被偷了。我十分钟之后要去火车站接一队我没有见过的同学并且安排他们住下,我第二天要去另外一个省采访三天,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无法联系,该怎么做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手机对我来说多重要。手机就是我的身份,没有了它,我既无法证明我是我,也无法实现我是我。我只是一个在公共场合哭到打嗝的没有名字、也没有目的地的人。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用我妈的手机,平均每天有0.03个人联络我,让我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感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两个月之后,我不小心把她的手机卡也弄丢了。
弄丢手机引发了一连串的惨案:我丧失了许多工作机会,我扼杀了一段再联系频繁一点就也许有戏的暧昧关系,我用我妈的号码导致了严重的身份错乱,我爸通过警方联络到小偷的家,引发了他家关于道德的一场大争吵。
而现在,惨案仍在继续,偷了我妈手机卡的人,正在给她通讯录里所有人群发短信:“我正想你呢,你想我吗?”
移不动的生活是悲惨的,移得动的生活是轻巧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移动达人,他对3G技术极其着迷,他神情陶醉地把手机高举过头顶,走遍学校的每个地方测3G信号。他揣着手机一路骑车几乎到河北境内去搜索3G覆盖,他亢奋地用五个小时向我描述了一场中外关于“频谱利用率”的生死论战。我一年多没见到他,以为他在这个移动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后来发现他的最大突破是用3G定位技术宏观跟踪女友出游,并用3G视频电话微观监视女友的一举一动,事后还在网上公布跟踪教程和反跟踪破解。我对他没有敬意,但也不予以否定。无论如何,移动改变生活,科技以人为本嘛。
(杨兴文摘自《新周刊》
2009年第20期,刘玉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