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只是说假如——给“嫖宿幼女罪”换个名，改叫“与未满十四周岁者为性交易罪”，未成年人保护主义者的心里会不会好受些？人民群众的气能不能消一点？ 中国四百多个罪名逐一看过来，“嫖宿幼女罪”是少有的能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进而产生一些联想的。
嫖、宿、幼，不说别的，光这三个字就够扎眼了。“嫖”古来就有，专指男人玩弄女人的行为，“宿”呢，过夜，单看很文雅，和“嫖”一拼接，再和“幼”一组合，道貌岸然之士的畸怪阴暗、花季少女的凄惨凋零不判自明。
嫖宿和幼女，这两个词单拎出来，《辞海》里都找不到。两个生生造出来的词，合起来就是极深重的罪恶。难怪有人忿忿：“强奸就是强奸，哪来的嫖宿？！”
哪来的“嫖宿”？这是个好问题。这么火的一个罪名，究竟是谁的主意？问了一圈法律学者和语言学者，只得一个大致的猜测：很可能是警察叔叔在日常办案中叫出来的。嫖成年人叫嫖娼，嫖未成年人呢，就叫嫖幼吧。至于后来，口头上的说法落到纸面，总归得来个四字格的，以显持平中正庄重，1986年《治安处罚条例》诞生，“嫖宿幼女”第一次登堂入室。
六年后新修刑法，立法者大概也没琢磨是不是换个说法，就这么直接搬入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了：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确定“嫖宿幼女”这个罪名时，两高有无争议，目前很难查证。全国人大制订刑法时，没有直接确定罪名。刑法颁布后，起罪名的重任落在两高身上。一开始，两高各取各的，还出现过检察院起诉时是一个罪名、法院下判决又是一个罪名的情况，后来两家坐在一起商量，把全部罪名统一了。业界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刑法修正案六通过的时候，两高对其中一个罪名叫法不同，有人主张叫“商业受贿罪”，有人想叫“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熊选国出了个主意，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更合适，最高法马上和最高检协调，后来按熊副院长的说法，定了下来。
某种程度上，跟欺行霸市、寻衅滋事一样，“嫖宿幼女”在政法圈内已经约定俗成。在中国，文件、讲话、办案时的行话，直接入法典，也是常见的事。信手就可拈来几则：刑法第四百二十三条前半截，“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第二百九十三条前半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贪生怕死、寻衅滋事，都是嘴边的话。全国人大代表更是张口就来。每年人代会的提案一摊开，铺张浪费罪、公款吃喝罪、窃电窃气罪等等便扑面而来，人民群众一听都明白。
我们的法律是给人民看的，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理解能力，这是宪法制订之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定下的规矩。担心法言法语佶屈聱牙、老百姓看不懂的人大可释然，这回老百姓是真懂了：强奸就是强奸，哪来的嫖宿！其间多少怒气来自“嫖”、“宿”、“幼”这三个字，真不好说。
和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其所谓“嫖宿幼女”有关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典和《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下称“条例”），立法者是这么写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对于未满十四岁之男女为性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之男女为性交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条例第二十二条：与未满十六岁之人为性交易者，依刑法之规定处罚之。十八岁以上之人与十六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人为性交易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
前一条在法院的判决和学理上称为“对未成年人为性交罪”，后一条包含两个罪名：“与未满十六岁者为性交易罪”、“与十六岁以上未满十八岁者为性交易罪”。同样是和未成年人性交易的罪状，台湾的条文里不见“嫖”，不见“宿”，更没有“幼”。
这是立法者有意避之。传统上，台湾法律都把与人性交或者其他足以兴奋满足性欲的行为，称为“奸淫”，后来修改刑法典时特意做了改动。立法者的理由是，“奸淫一词，其意为男女私通，男女不正当之性交行为，有放荡淫乱之意涵，对于被害人而言，实在相当之不堪，因此将有关奸淫一词，仿德、美立法例，全部以中性之名词‘为性交’代替。”如此一来，台湾只有强制性交罪，没有强奸罪，也不可能有嫖宿幼女这样的说法。
什么是嫖？什么是宿？什么是幼？嫖完没有宿，能不能叫嫖宿幼女？梁启超说，法律文辞是否得宜，有三个要件，头两个就是明和确。“嫖宿幼女”四个字，看似通俗却字字模棱。套用对岸的理据，对于被害人而言，“嫖宿”二字，也实在相当之不堪。
英国硕学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将法律文辞比诸宝玉之诚重，那是至高境界。在法言法，于立法者应是起码的要求。如此说来，嫖宿幼女，换个名字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