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洋的“生子链”|大洋链

  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朝阳区一栋公寓房里,一个推介赴美生子的小型宣讲会正在进行着。“听讲”的是20余位从北京各处赶来的年轻夫妇。主讲人张继仁是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之一。
  如今,赴美生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并且,“这个行业已竞争得越来越激烈”。
  
  台湾“先行者”
  
  早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台湾居民因躲避兵役等原因移民美国,聚居于洛杉矶一带。之后,为台湾妈妈服务的月子中心应运而生。
  7年前,张继仁陪同妻子在洛杉矶生子,当时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不超过7家,且大多由移民公司代办,费用高昂。准妈妈们聚居在别墅里,饮食搭配、外出行程、保姆聘用等由老板随兴而定,品质良莠不齐。即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准妈妈们到此生产,从而迎来第一拨华人赴美生子高潮。
  消费群的增长刺激了月子中心的完善,在张继仁等台湾“先行者”们的打拼下,月子中心开始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外出行程和餐饮标准有规可循,婴儿房开始采用从台湾海运去的医用看护床,接送车辆也从普通家轿改为豪华小巴。
  然而,这一切还与大陆的准妈妈们无关。7年前,张继仁在洛杉矶所有月子中心见到的大陆妈妈,“全部找一找,不到10个”。
  
  “吃螃蟹”的大陆客
  
  2004年,四川女孩王璐受美国亲戚指点,开始洛杉矶的“生产之旅”。寻找月子中心,她用的是土办法――带着行李挨家挨户去考察挑选。最后,她住进了洛杉矶一家最早由大陆人开设的月子中心,老板娘Wendy同为四川人。
  台湾夫妇赵玲玲及丈夫周先生,则是在王璐之后赴美生子,也住在这家月子中心。
  之后,王璐与赵玲玲回到内地,成为大陆第一批赴美生子的服务商。每介绍一位客人,她们可以从月子中心得到约500美金的酬劳。
  缓慢提升的业务量,在2006年迎来曙光。那年4月,美国驻华使馆宣布,中国公民可以以旅游目的申请赴美签证。
  “开放签证其实是整个赴美生子链条中最关键的一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美籍华人子说。当时她已有10年的签证办理经验。一天,一位咨询签证事宜的大陆准妈妈找到子。这位准妈妈的吞吞吐吐让子最后才明白,“原来是要去月子中心啊”。
  嗅到这一商机,凭借着在洛杉矶居住的便利,子从2007年起成为全职中介。不过,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得知“赴美生子”的富裕国人,起初仍充满疑惑。子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不是拐卖人口的吧?不会一到美国就绑架,你们再要赎金吧?”
  
  趁“需与虚”而入
  
  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已发展到35家左右,基本都由台湾人经营。对台湾孕妇的收费稳定在一万美金左右(一个月待产一个月坐月子)。其中,生产费用尤为优惠。被剥去暴利泡沫的台湾赴美生子产业,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由于台湾妈妈来源充裕,即便当时有个别来自内地的准妈妈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愿意接待。
  内地妈妈要吃土豆,台湾老板却买回了一袋花生(台湾人习惯将花生叫做土豆),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是小事,不关水龙头、开着窗户吹空调、护工未能及时应答便大发脾气、将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间却又任其腐烂等不良习惯,常使月子中心的其他人侧目。内地部分准妈妈的“不良习惯”还包括:相互打听收入与职业、成群结伙地孤立某一位妈妈等。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准妈妈赴美数量锐减,月子中心不再拒绝大陆客源。失去稳定客源的月子中心也开始打起了价格战。危机中,月子中心倒闭一半,余下的削减规模,苦苦支撑。
  那时,大陆妈妈数量持续增长,占到月子中心全部客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随着妈妈们陆续回来,“中介”群体持续壮大。加上赴港生子政策收缩、国内媒体开始报道等因素,2009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终于迎来井喷之势。
  
  在“灰色”中行进
  
  三年前,为激发中介积极性,有的月子中心广发邀请帖,主动将每介绍一位客户的酬劳由500美金提高至800美金,很快又涨到1000美金。同时,一些月子中心的老板开始培养“顾问”(指不按人头,而是同时收取多家月子中心固定服务费用的中介),自行拓展行销渠道。到2009年,大陆地区从事赴美生子的中介机构与个人增至上百家。
  众多中介,品质不一。一些中介公司,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只有靠他们才可能通过海关”等虚假宣传,以骗取高额的服务费用。
  “有终端服务、有客源、有市场、有行销,”总部在洛杉矶的美国生子综合服务商姜山表示,“赴美生子”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与生态,“当然也有尔虞我诈。”
  激烈竞争中,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也经历过互相拆台的乱象。老板娘守在别家月子中心门口,直接挖人;员工、客户及同业者报警,以“虐待儿童、贩卖人口、房屋改建、环境不整、民宅经商、噪声过大”等为由,引来警察搜查。
  2004年,一家月子中心因为没有及时将一位患有肝病的台湾妈妈送去治疗,导致其肝衰竭死亡,最终关门收场。2010年4月,某民宿里居住的一位妈妈,因提前生产亲人无法赶到,不堪自己做饭等生活压力,产后抑郁而自杀身亡。
  此外,长时间的飞行危险、外出购物的交通安全、生育意外的健康危机等,对于一位在异国他乡生产的中国妈妈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在美国,因华人生育风俗而诞生的月子中心并不被承认,没有服务规范、没有行业公会,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少从业者也坦承它“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是一项“灰色经济”。
  这灰色,直接导致中介与月子中心因费用而起争执,也造成中介与客户、客户与月子中心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找不到完备的仲裁与解决之道。
  这灰色同样导致中介面对媒体时的矛盾心理。他们希望宣传,以进一步扩大客源。但这宣传又必须是低调安静的。赴美生子回来的妈妈们,则希望销声匿迹,不被注视,以免孩子的未来利益受损。如中介赵玲玲所言:“一旦没有了这个属地主义,一旦关上这个后门,赴美生子产业也就一夜蒸发了。”
  但服务商们不乏忧虑,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问题,还有部分内地准妈妈们的行为。比如,有部分内地顾客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美国政府专为残疾、“低保”和难民人群提供的福利,希望不花一分钱生孩子;还有个别妈妈,甚至谎称自己是当地基督教某支派的教友,利用该教派在家生产的习惯,由教会出钱请产婆上门接生。
  服务商们担忧这些行为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台湾的赴美生子已经平平稳稳走了20年,我们不要自己把这条路断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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