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忱是唐朝后期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为了挽救唐朝衰亡的趋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加强皇权方面。宣宗“性实猜刻”，是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宣宗加强皇权的具体表现为：
一、宰相无权，猜防大臣
大中朝宰相更换频繁，其见信任者始为白敏中，后为令狐绹……魏征五世孙魏謩亦相宣宗五年，他相则充位而已 。即便如白敏中、令狐绹深受宣宗宠信，他们也仅是有宰相之尊位，而无宰相之权。所以大中朝的宰相都是无所作为的。
宣宗致力于加强皇权，相对的宰相大臣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宰相只是“奉行条例，书敕以行，莫违其式而已。宰相以条例行之部寺，部寺以条例行之镇道，镇道以条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条例行之编氓” 。这样就限制了大臣们的进取心。因为无权，大臣们只会照章办事，“苟且涂饰以应条例，而封疆之安危，群有司之贤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雠其奸也”。
宣宗“每命相，尽出睿旨，人无知者”。河东节度使刘瑑深为宣宗器重，手诏征入朝，瑑奏发河东，外人始知之。不久即以刘瑑为相。 宣宗任命萧邺为相，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覆奏“邺所判度支应罢否？”上以为归长、公儒佑之，“即手书慎由名及新命付学士院”，以崔慎由为相 。大中十一年（857），宣宗欲命韦澳为户部侍郎，而不与“宰辅佥议” 。
二、抑制宦官、外戚
宦官专权是唐朝后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是经过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到了宣宗朝，宦官更是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他们已经成了唐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朝政府已经无力彻底铲除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之合作，宣宗也深知这一点，他就是由宦官拥立的。但作为一个皇帝——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又不甘受制于家奴。所以宣宗在与宦官合作的同时，对宦官也有一定的抑制。
宣宗甚至还曾经想尽除宦官，并就此与令狐绹、韦澳商量对策。但大中朝的大臣都是一些比较平庸的人，而宣宗平时对大臣也不能推以腹心，所以大臣也不能尽心竭力的为他服务。宣宗曾经赏赐给宦官马元贽一条宝带。而马元贽又把宝带送给了丞相马植。宣宗看见马植佩带着宝带，大怒。第二天马植即被贬。即便这样宣宗仍不放心，又逮捕了马植的密使董侔，“尽闻植交通之状”。随之马植又再次被贬。 马植是宣宗宠信的大臣，而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的大功臣。宣宗只是看到了两人之间有一些往来，就如此大动肝火。可见宣宗对大臣与宦官之间的交往是极其敏感的，他是极力避免宦官参予到政事上来的。
对宦官平时的不法行为，宣宗也严惩不贷。有一个敕使在硖石驿嫌“饼黑，鞭驿吏见血”。陕虢观察使高少逸上奏宣宗。宣宗怒曰“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于是把这个中使谪配恭陵。 浙东发生军士暴乱，观察使李讷被军士“噪逐”。李讷被贬朗州刺史，而监军王景宗也被以“抚循无状”的罪名，杖四十，流恭陵。而且从此形成定制：“戎臣失律，监军皆从坐”。 宣宗还在宫内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还说“此朕家臣，杖之何爽？”
对外戚，宣宗也进行了限制。大中五年（851）八月敕“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紊条章。今后公主除缘征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书牒府县，如缘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与酌事体施行。” 对爱女万寿公主，宣宗也同样要求严格。万寿公主出嫁时，按照旧仪，车舆有白金为饰。宣宗曰“我方以俭化天下，宜从近戚始”。于是命令以铜饰车。还常教诲公主“无轻待夫，无干预时事”，又降御札勖励“苟违吾戒，当有太平、安乐之祸” 。有一次驸马郑颢的弟弟郑顗生病，宣宗得知公主没有去探病，反而在戏场看戏。宣宗立即把公主召回，大加斥责 。宣宗赐给他的舅舅郑光云阳、鄠县两庄，然后下令免税。宰臣以为不可，宣宗接受了，诏曰“朕以光元舅，欲优异之；初不细思，是免其赋，尔等每于朕匡救，必尽公忠。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尽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 所以宣宗朝外戚都很守法，遵循礼制。“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当然宣宗抑制宦官外戚也是为了加强皇权。
三、宣宗加强皇权的原因
封建皇帝都是很猜疑的。他们高高在上，称孤道寡，不可能与任何人坦诚相待。但宣宗与别的皇帝相比具有更猜疑的性格。他虽然想重建贞观之治，但他只是学到太宗一些表面的东西，并不能领会贞观之治的真正内涵。而且他也没有太宗那样宽阔的胸怀。他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中，谁也不信任。他总是担心大臣们会背叛他。宣宗之所以形成如此猜忌的性格，大概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总之，郑太后地位卑微。宣宗小时候“宫中皆以为不慧”，在十余岁时，还曾“遇重疾沈缀”。长大后，宣宗愈加韬光养慧，避免卷入到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以求得自保。由于他的沉默寡言，多次受到文宗、武宗的戏弄，他被称为“光叔”。
按常理来说，像宣宗这样：母亲地位卑微，自己表现又很呆傻的人，是不会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但由于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他们掌握着皇帝的废立，在这种情况下，宣宗被拥立为帝就不足为怪了。宦官之所以选择宣宗，或许正是看上了宣宗的“不慧”。至于宣宗即位后，所表现出来的精明强干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正是由于宣宗即位前的这些痛苦经历，才使他的性格变得异常猜忌。
宣宗非常崇敬唐太宗，并且时时刻刻以太宗为榜样。而贞观之治——这一封建社会的典范的形成，就是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就处理君臣关系方面而言，唐宣宗显然没有能够象唐太宗那样，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强化皇权，但过分的猜疑与防范，使得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无法身在其位而谋其政，这也就大大影响到“大中之治”的效果。“大中之治”并没有能够真正“中兴”唐王朝，其中原因自是多方面的，但与唐宣宗近乎病态的猜防大臣，企图以一己之智力独揽朝政的施政作风，也是很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