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学史中不断壮大，并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逐渐成为一种显学时，山西女性文学虽然不能说一直沉寂，却并无多大反响。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她有时被现代中国文学自然涵盖，归入新文化运动；有时被“山药蛋派”无意识湮没，形成断档态势；有时又被锐不可挡的“晋军”及“晋军后”悄悄捎带或不经意隐没；或者不能对自身作出一个非常清醒的反思……总之，山西女性文学存在于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中。当蒋韵小说《想象一个歌手》，葛水平小说《甩鞭》，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2004年上半年）进入排行榜，葛水平小说不断被各大名刊转载时，山西女性文学才终于带着一种少有的微笑浮出地表。这是山西女性文学别有意味的一次亮相，同时也是山西女性文学在真正意义上被确认并具有了山西女性文学史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也引出了本文对山西女性文学沉浮文化现象的辨析与思考。
一
确切意义上讲，中国“女性文学”产生于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当西方女权主义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时候，中国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权利。在“五四”“人的解放”的呼唤中，中国女性轻而易举地便在“文学革命”中借反对封建“父权制”，争取到了做“人”的权利。因此，有人说，中西女权主义的不同点在于，中国以争取“人”的权利达到了“女人的自觉”；以“人”的平等达到了“男女平等”的自觉意识。
表现在文学上，不仅出现了冰心、庐隐、陆晶清、石评梅、丁玲、冯沅君、凌叔华等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作家，而且产生了很多具有女性意味女性主题和题材的文学作品，人们统称之为“女性文学”。
沿着这一传统，中国女性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和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妇女‘走出家门’，即女性争取解放和人格独立的阶段；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书写上的文化和精神‘寻父’及对男性话语颠覆的阶段；三、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重新书写母性史的阶段。”①
当中国女性文学经历了如此辉煌的三个阶段后，山西研究界开始质疑：山西文学中是否存在确切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是否具有山西女性文学史学价值？
如果承续“山药蛋派”风格而言山西女性文学，可以说不曾存在过。因为山西文学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形成一个像“山药蛋派”和“晋军”那样整齐划一、风格显著的具有共同风格特征的女性文学风格或流派。就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过石评梅、高长虹、李健吾等山西作家群，但终因他们与本土故乡特征脱离，早已归入北京一带创作风格，使他们没有充分显示出浓烈的山西乡土地域文化风味。
作为女性文学创作而言，石评梅的悲情文学尽管具有浓重的女人气味、女权意识或女性色彩，却因长期生活于北京，主题与题材大多脱离故士生活，直接表现的是当时作家所在的京城生活。其作品与庐隐、冰心的“问题小说”成为“五四”文坛一景。一定程度上，她的创作作为一种独立存在，活跃于“五四”时期的北京文坛，对山西的女性文学既没有形成较大影响，也没有带动起一批山西女作家的创作。
即便如此，石评梅还是对后来的蒋韵和葛水平产生了情不自禁的影响。不要说更多，就是一个“悲愁”情调，她们三人都承续了“五四”遗风。从她们的整体风格看，淡淡的“悲愁”表达了她们作为知识女性固有的那种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和女性身份。她们生活的时代不同，所写人物与事件也不同，但她们写的是“人”和“女人”，她们执着追寻的是她们认定的那份理想人生。在这一点上，她们形成了整体风格的传承性和超越性。如果把石评梅作为“五四”新文化传统孕育的新女性作家的话，沿续她传统的山西女性文学，蒋韵有其风韵与风骨。葛水平小说表面看接续的是“山药蛋派”文学传统，并在某些方面获得了创新与突破，但从骨子里，那“淡淡的忧愁”仍然与石评梅的“悲情风格”一脉相承。从这一意义而言，山西女性文学不仅一直存在，到目前为止已经具有了史学意义。
席扬曾对山西文学现象作过深入分析，他以作家出现为标志描述山西现代文学的史学价值：“当年高长虹、石评梅等活动在五四时期的山西籍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可以被认定为最初的材料。但区域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并不这样简单，任何一位作家（包括批评家）被认定的区域作家并进入研究视野，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正如他的创作活动有固定的人文环境，他的文化心态的生成和成型过程，大部分或本质上被一种区域色彩和文化所浸染，从而构成作家在终生创作中难以自我剔除的‘文化情结’；再比如，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意识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社区特征和区域色彩（即我们可以从社区或区域的人们的生存方式、娱情方式中为其寻找对应性等）。并且，在长期审美创造性实践中形成风格或趣味的不同性。甚至还可以说，这种作家在长时间的各种审美时尚的冲击下取于恪守并敢于以此为自豪。……那么，高长虹、石评梅、李健吾等作家就难以进入山西区域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之中。准确地说，山西现代文学的生成是以赵树理的创作开始的，后继‘山药蛋派’的有马烽、西戎，胡正，束为，孙谦。”②再继者有“火花派”的李逸民、杨茂林、韩文洲、谢俊杰、义夫等，而且，这一流派风格在新时期初期仍有影响，如韩石山、张石山、燕治国、王东满、田东照等的早期作品。如果从乡土特色来看，“山药蛋派”作为山西现代文学的主体风格，直到第四代农民作家房光、李海青、王祥夫等的创作，也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影响与借鉴。
也就是说，山西文学自从成为一种群体性文化现象，尤其是首当其冲在全国文坛形成第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并从40年代到文革前，一直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被界定。它不完全是承继延伸发展了“五四”人文传统，主要是负载了中国现当代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等形而上历史使命意识和责任的。它的传统自解放区《讲话》开始，止于新时期开始。“晋军”中外来作家李锐、成一、柯云路、钟道新等，走的是“五四”人文传统之路，但本土作家如张平、田东照、韩石山、张石山等并没有完全放弃“山药蛋派”通俗化、生活化、民间化、乡土化审美意蕴的追寻。“正因此，人们在探讨这一流派的生成过程时普遍认为，这一流派在形成上并没有共同宣言，也无创作上共同遵循的纲领，更没有所谓成立时间，‘派’性是在长期创作中逐渐形成的――‘流派’意识并不是产生在创作主体那里，而是接受者感受的结果。”③这一流派所处的特殊人文环境、特殊时代，具有特殊身份（农村识字人），生成了时代革命、战争形势以及接受者对他们产生的时代性特殊的要求和精神需求、知性渴求和审美愿望。因此，这一流派在整个山西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
在此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山西文学，具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意义和价值，在一种绵延不息的时代传承中发展壮大，由“20世纪40年代的初试锋芒，至50年代末60年代始形成大气，终于以‘山药蛋派’定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空之中。”④但不包括山西女性文学。
事实上，石评梅创作要比“山药蛋派”早。随着“五四”中国思想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女性文学积聚的首要矛盾是女权与社会的矛盾、妇女命运、地位境遇等社会问题。所以，石评梅小说《董二嫂》营造的是一种女性“悲情”质疑情调：“大概他们觉得女人本来不值钱，而女人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什么时候才认识了女人是人呢？”⑤
在这里，女人首先是“人”的要求，与当时中国妇女在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不能独立、婚姻上无法自主、身心缺乏保障的社会现实是相联系的。那么，石评梅所讲的“女人是人”的观念，与当时“问题小说”所讲的“女权”与“人权”就基本属于同义，都是“五四”女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它与西方女权主义追求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政治选举等自由权，相同在权力的争取，不同在政治性权利和人的权利的不同话语阐释上。
中国女性文学在20年代矛盾冲突中对“人权”的获取，一直延续到30、40年代革命与文学、政治与文学矛盾冲突的激烈阶段。从政治角度而言，女性文学增强了革命性和政治性，相对弱化和淡化了“五四”时期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温婉凄美的艺术风格。丁玲由《莎菲》转向《水》的创作，萧红以抗战题材创作了《生死场》，石评梅在20世纪末也开始由写“五四”时期的女人性、女人味，转向女权主义抒写阶段。她的《墓畔哀论》：“明镜里照见我憔悴的枯颜，象一朵颤动的风雨中苍白凋零的梨花。”⑥表达了主人公清高孤独之感，形成“一树梨花春带雨”的凄美悲凉意境，是一种独属于女人的细腻独白。而她的《弃妇》、《红鬃马》却体现了非常浓烈的“女权意识”。《红鬃马》借珊姐表达了作者志在四方的意愿：“我又仿佛望见我已陨落的希望之星的旧址上，重新发射出一种光芒！”这光芒是希望的象征，暗示珊姐不是一个弱者。
然而，山西女性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十七年，形成的是一个断档性豁口。几十年人生历程中，山西文学以“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呈示了山西文学走出空洞与苍白，走向胜利和辉煌的爆炸性成果，标举了男性意识对山西文学的着意渗透和男性性别身份的高强度转型。而偏偏这时，女性文学却在山西失了根。这确实成为我们提出质疑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作家身份而言，谢泳认为“山药蛋派”由本土的低文化水准作家构成；闫晶明认为是外省作家和本土作家构成。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山药蛋派”怎么就没有一个女作家？
在“山药蛋派”的发展过程中，竟然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山西女性文学出现的这种非正常状态沉寂和文化断档现象。也许有人会说男性式乡土文化追求压抑了女性文学的成长发展；也许有人认为与马烽、西戎等的政治化文学追求和他们受教育程度以及对革命的理解有关，当然其中免不了迎合政治社会和变异性需求的非正常现象的出现；或许还有人分析，山西女性文学的流失，与“山药蛋派”刻意追寻《讲话》精神、有意识疏离“五四”人文传统并与之对峙有重大政策性关系；当然也不乏有人指出，山西女性文学不能在众压之下浮出地表，存在着力不胜任的“自卑情结”。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当时时代文化背景与环境的限制。
“山药蛋派”作为区域文学的一面旗帜，显示的是40年代解放区山西文学的实绩，是一个跨越现当代进入主流文学领域的文化现象。它的鲜活与雄强，大幅度湮没了由石评梅开始的山西女性文学最初的辉煌。即便“山药蛋派”塑造了“小芹”、“小飞蛾”等活跃于乡土文化氛围中的女性形象，但与石评梅对“人”的体认、对女性意识的张扬相比，她们在已经规范了的“山药蛋派”风格演绎下，早已失却了个体灵动的气息。强烈的国家意志和庙堂文化意蕴及个体生命精神意志的消损，导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政治代言人、政策物化品、机械类型形象。“山药蛋派”一色的男性作家留给我们的女性形象，比小芹更有影响的是那些落后保守诸如“三仙姑”、“小腿疼”、“一根面条”的女性角色。然而她们却仅仅是作为男性世界的陪衬或被改造的对象进入读者阅读视野并被传统文化接受的。
“晋军”的出现捎带了蒋韵等，似乎性别比例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其实不尽人意。
蒋韵创作20多年，已有200多万字；却总是徘徊在枝头歌唱，逢不到收割果实的季节。其中当然有蒋韵自己的问题，但被男性文化潜在地湮没，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因素。“晋军”积聚了一群男性作家，他们的实力、精力以及男性群体意识，非常自然地把蒋韵等女作家摆在一种被呵护的边缘化弱势位置。当他们集中出动也捎上蒋韵时，一不留神，男性之光便把孤单影只的蒋韵风格遮盖了。
不可否认，“晋军”男性作家笔下也抒写了女人的悲惨命运。比如李锐的《厚土》对女人价值交易的描述；谢俊杰的“桃河系列”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抒写；成一的《白银谷》对康老太爷“侍法行房”宏大场景的张扬与铺陈，对以金钱为界限的“父权制”绝对权威给于弱者女性的蔑视与性压迫……从中都可看到“晋军”男性作家具有的男性女性意识和男性女性立场。
然而，“晋军”的主流意识仍然是传统男性化、权威化。我们从康老太爷娶一个个老婆、一个个害死她们、为了自己利欲安排的“侍法行房”等情节，感到男性作家一方面站在女性立场，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深度诉求并对封建“父权”宗法制进行了反叛性批判；另一方面，情不自禁地泄露出一种传统男性统治中心的至尊至高威权意志，女人作为“物”和“工具”被人宰割、拨弄是她们的宿命。这种绝对权威似如真理，贵如统治者，高如天地，它已通过人转化为一种国家意志或家族精神。以金钱为中心的权力意志，体现在性生活中，其压抑、压迫、被迫的成分象征性地隐喻了封建父权传统对于女人惨无人道的戕害。作者确实怀着对女性世界的怜悯与同情，但这种至真情节的选取与构设，还是让人感到一种男性主义女性立场。男作家也许在这种强有力的对女性世界的无意识湮没中，达到对过往历史不可企及而通过想象性历史，创造实现的男性征服世界的理想。
由此看来，“晋军”的主流文学意识并未完全脱离“山药蛋派”乡土历史文化传统。蒋韵作为一个“外乡人”、“漂泊者”、“孤独者”、我行我素的标异者，在“晋军”主流风格盛行之下，走着“五四”人文传统之路，做着“晋军”风格的边缘化补充，又怎么能够超越“山药蛋派”和“晋军”？
但这并不完全代表山西女性文学的永恒状态。侯文宜的分析压缩了历史存在事实：“如果说以前只有蒋韵的作品，在外界反响大，张雅茜、高芸香大概亦为人所知，那么，现在不仅是蒋韵们，即使原来影响不大的或刚刚踏入小说阵营的年轻的高菊蕊、葛水平、张麦兰们，其创作也都多多少少掷地有声了。”⑦
石评梅的先在价值怎么可能飘然而过，蒋韵的反响与她的付出不成正比，葛水平的影响又何止“多多少少”？现代山西女性文学被强势“山药蛋派”和“晋军”无意识淹没，无力显示应有的文化态势,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不同阶段的经历，将使山西女性文学蓄时待势，在不同质的转换与变形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等待重组以及寻找发现，都使本来孱弱的女性群体具备了转型特质。山西女性文学形成靓丽风景的突出标志不是哪一个女作家具备了叛逆意识，确立了女性身份，超越了长期受压抑的文化心理。而是在静静的等待和寻求中，确立了赖以生存的山西女性文学必备的女性自觉意识，女性立场，诗意而浪漫的人文传统，性别与身份的确切指认，超越人生困境和自我困境，对于人类和自身做出符合社会客观规律的当代性理解和阐释。
二
“女性”一词作为概念最早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子承父位”的父权制不可能有“妇女文学”存在机缘。“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第一个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第一个不含子承父位意味的弑父时代”产生了。⑧“两番弑父之举为标志的历史翻覆，将女性群体从社会文化那看不见的深处裹挟而出，在这一震荡的瞬间，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出历史地表。”⑨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又一次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影响，尤其波伏娃《第二性》传入后，兴起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直到90年代世妇会推向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学经历了“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妓女写作”、“木子美现象”等女性写作的不同发展阶段。
现代山西女性文学紧随国内外女性文学发展潮流，走出了石评梅之后的第一个女作家蒋韵。其小说能够震撼山西和全国的兴奋点不在于她和“晋军”同时出现，而在于她表述了女人作为“女性”存在的自觉意识。因此，她的小说与当下流行的女性文学形成某种反构，也与“山药蛋派”和“晋军”产生一定距离。如果我们从山西女性文学史学意义和价值而言，她产生于山西女性文学断档近50年后，是不可能用一个“过客”形象就可以涵盖的。她在百年来的山西女性文学发展中，起码起到了桥梁作用。正因此，新世纪出现的葛水平才有可能与上世纪初的石评梅文化现象形成世纪性的回应性呼应，使山西女性文学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史学连接的可能。
1、蒋韵：女性写作的苍凉文化意味
蒋韵被冠之以“晋军”作家。她却说自己是个“无命名派”、“一个旧的古典感伤主义者”、“外乡人”、“漂泊者”。她的小说最大特点是具有浓郁的苍凉感和女性意识。
苍凉感之于蒋韵与生俱有。漂泊的“外乡人”情结以隐患的形式，终生辐射于小说主人公身上，又由外乡人的漂泊感，生成一种唯美古典想象，一再表现于家族、文革、知青题材、悲剧情结和夕阳意象中。作者借用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等手法，借人物叙述、作者叙述、人物与作者同叙、多人活动多人叙述、分节换人、单一或多元叙事，剖示了事件背后的“落日情结”和苍凉文化心态。
如小说《完美的旅行》，情节结构和叙述视角其实很简单，但提示的文化内涵鲜血淋漓。女医生和小男孩是两个与世界完全错位的“落伍者”。而这两个本色人，一旦与外界发生关系时，却异常尖锐地知觉疼痛，无论如何与那个世界对不上茬口。于是这对类似姐弟的朋友逃向大自然。在他们非地理、非空间意义的旅行中，茬口对上了，痛感消失了，世界完美了。然而，流言蜚语却以最残忍的非人性之举伤害了他们纯洁的心灵，吃掉了他们的肉体。小说借姐弟友情要说的是：邪恶的欲望和激情，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两个错位的人。
叙述者用内敛的文笔营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凄美文本氛围，而这氛围本来轻松愉悦，友爱和睦，纯洁善良，却在刹那间变得荒凉。
蒋韵小说还具有多个人物与作者进行全知交错式复调叙述结构的特点。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与昆德拉《玩笑》家族悲剧相似。从题材上看，作者力图拟造的是一部新历史小说，欲把轮回一圈的家族悲剧，回归到“五四”新文学的再次整合并作出现代性阐释，进入到对“父权制”为重要标志的男性霸权文化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中，并从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女性身份、女性意志、女性话语等方面，多方位颠覆父权宗法文化，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和谐诗学价值体系和话语机制。
《栎树的囚徒》（以下简称《栎树》），首先标示了作者的女性意识。她所塑造的言说主体，都是女性：范天菊、范苏柳、贺莲东，以及叙述者蒋韵。她们站在女性立场，言说着不同女性命运的生命体验，生存经验。
《栎树》借女性命运，衬托了“五四”到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漂流过程。伴随着政治与时代的变迁，女性言说主体也随之改变。作者采用女性独有视角、立场、体验和言说方式，表现着由小说女性悲剧命运阐释的文化意味：女性作为旧时代不断解体的载体，不仅对抗和解构着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男性话语霸权文化，而且表现在范天菊和范苏柳对“父权制"的挑战中。挑战的结果是对自己的命运无力把握。无奈之中，走向死亡或虚假性反叛。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天菊与苏柳的生命归宿尽管不同，却非常鲜明地象征和隐喻了中国晚清到文化大革命以来，个体被家族意志消损的民间化悲剧倾向。
而对“五四”女性悲剧美学风格的追求，使蒋韵不仅与“山药蛋派“、“晋军”乡土化文学倾向形成区别，而且与当下女性文学写作形成距离。“距离”，酿成了山西女性文学被湮没的边缘化局面，却也成为新的文学追求的亮点。
2、葛水平：独特的性别触摸
葛水平小说的出现，使山西女性文学挣脱出蒋韵等人孤军奋战的局面，把山西女性文学推向20世纪以来发展的第三阶段。
葛水平的创作明显地与前两代女作家创作风格划了一条界线。其小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与前代山西女作家形成区别。区别代表着差异，差异使葛水平小说承担了山西女性文学由人文知识话语型体系向乡土地域话语型体系转型的责任。
从表面看，较之“山药蛋派”葛水平小说题材内容都不脱离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但从精神底蕴看，葛水平与“山药蛋派”创作存在较大区别：人物重心以及精神灵魂和主题技巧等方面都不相同。赵树理小说作为“问题小说”，是借农村发生的事情，以小说形式宣传党的政策；葛水平小说不属于“问题小说”，她是通过心理刻画、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渲染一种人类的困境和忧伤。如王春林说的那样：其小说“情节淡化，没有什么故事，十分平淡。但葛水平却写出一种平淡中的忧伤。一种充满诗意的忧伤，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触摸与表达，可称之为一首忧伤的人性之诗……”⑩这段论述从本质上将葛水平小说与“山药蛋派”和“晋军”风格划出一条界限，初步确立了山西女性文学人文传统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与“五四”人文传统形成了历史性辉映情状。
葛水平小说作为女性文学，和蒋韵与石评梅小说也存在差异。她们所写人物都是女性，共同关注的也是女性命运。但石评梅写的是知识女性，蒋韵写的是家族与文革女性，葛水平写的却是农村女人――没有文化，不懂爱情，却充满了鲜活人性。葛水平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民间经验有着深切的感应和体察。她没有因为要与山西和中国女性文学比肩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紧紧抓住那块土地的生长点，把人放在广袤的土地上进行创造，以富有激情的想象力创造着那块土地的一切。她与传统山西文学最大不同点是，她不对客观外部世界进行简单描摹表现而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转向对女性角色“心灵情结”的勘探抚摸，努力完成“由外向内”的精神转换。
例如《地气》中关于德库的媳妇翠花在茅墙上和来鱼耍着一条裤带拉来拉去的描写。它只是借一种戏谑性游戏消解人性欲望，点缀那里生活情趣单调乏味的日子。
此外，对话语的运用也具有女作家调侃式隐喻性别意味，如《甩鞭》中王引兰“眼睛斜着石板院地上的鸡仔，一只白公鸡咕咕叫着扑着一群花母鸡调情，母鸡们有条不紊地歪一歪，扭着屁股，阳光把鸡们照得美丽异常。”
这里隐藏了作者对故乡农村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蕴含了作者将乡村与城市对照而生的性别批判意识。小说象征性地利用谐音“鸡”、“鸡仔”、“白公鸡”调情、“母鸡”扭屁股、“一歪一歪”，形象写出那里人和自然生存状态的和谐宽容，与城市龌龊狡诈、男盗女娼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借物生发，借物责人，言在此、意在彼的女性立场、女性意识，与石评梅小说的女性意识形成一致，与赵树理翻身农民、阶级斗争的“问题小说”，同车不同道，所载之道是一种女性化的理性思考。
葛水平小说不是不擅长像林白、陈染她们那种神秘莫测、带有一种虚幻化性别文化心理想象特征的这类写作。我们从她诙谐的隐喻，自然的挖苦讽刺，看到她有细腻的女性艺术感觉，说明她也可以承载不同小说艺术的构建。但她不那样做，她只追求生活的本真。这种人性深度的平淡挖掘，是触摸正常人性的敏感所在，而不是通过异类获虚荣。因此，王世民、王中民评价她的小说，在所有活跃于山西文坛作家中，明显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追求。这使她从“山药蛋派”、“晋军”、“后晋军”中脱颖而出，成为山西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又一开辟新路的始作俑者。
《地气》的象征意味或许较多地呈示了这一特点。当土地水分充足时，太阳将其蒸出水雾。经过蒸发的土地醇厚，清香。土地需要透气，何况人？于是，葛水平借土地之欲象征了人性的正常欲望。小说没有正面叙述十里岭的地气诱人，而是第一句话就说这里的地气太糟糕：“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就在这种要搬未搬之际，来了教二宝念书的老师王福顺。按他讲，是被校长陷害来到这倒霉地方，根本不想呆多久。结果是原住户都搬走了，他却留在了岭上。于是，结尾写道：“宽厚松软的十里岭透出一股隐秘诱人的地气，那地气是女人的气息。夜里学校的黑暗中就有声音传出来：“‘豆来大，豆来大，一间屋子盛不下’‘猜猜，是啥？’‘灯！’听得‘咔’的一声打火机声音响了一下，灯就亮了起来。不管山上多么寂寞，灯光中的人儿，心中早已腾起了热望的火。”
小说运用先抑后扬的表现手法，借“地气”抒写“人气”。从自然条件看，十里岭条件确实差，不宜舒适生存。但从大自然赐给人以灵气、宽厚和生存希望之火而言，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生命之根。当世俗人类不能作为自然之子，充分认识大自然的深邃广袤和温情狂暴时，他会以抛弃那块土地为快事。而那些能够深入体会大自然之美的人类，经过和大自然对话磨合并得其思想时，他们留在了那块土地，这是他们的奥秘，也是他们的宿命。
其实，这种关系同样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王福顺在没有真正得到女人惠顾时，他对那土地麻木不仁，冷漠鄙弃。而当那里的女人把人体之水输送于他，人气回环时，他觉得十里岭简直就是神仙所在之地。可谓地气孕育了人气。葛水平借“地气”将山西女性文学与五四现代中国人文传统连接起来，深厚的土地情结构成了她小说突出的人文气韵。
中国人常用土地比母亲，葛水平却把母亲转化到一个更宽泛更具性别特征的“女人”身上。我们从她的小说读到，她写的女人，是她立足于乡下女作家身份、立场、女性意识的一种确认。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男作家把女性形象作为潜在男性形象的陪衬和点缀，就是“山药蛋派”、“晋军”、“后晋军”也均未能免俗。葛水平却反其意而行之，把女人写成小说的典型人物，男女相谐，谁也离不开谁。并在每一篇中弥漫了女人对男人有重要作用的氛围。男人就像缺了地气的十里岭，没有女人时，干涸枯竭，了无生趣；获得女人后，生机勃勃，气韵盎然，从容宽厚，深情高远。
《地气》里的三对男女，《甩鞭》里的一女二男，《狗狗狗》里“秋”与三个男人，都存在与地气相同的危机与快感、精气与枯萎的重要问题。女人在多种关系中，充当着多种角色，具备了多种身份。但是，无论多少种角色和身份，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女人。小说常常隐去女人的真实年龄，让她们还原女人原始本性，赋予她们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两点：性与爱。以性衍后，以爱泽人，生生不息，衍衍于后。
王春林分析葛水平小说时说：“与时下许多女性小说家不同，葛水平创作并未仅仅局限于自我的私人生存经验领域，显示出了一种明显的超越于自我的私人生存经验的趋向，显得境界高远，博大、关注的生活面特别丰富复杂。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如果从狭义的“女性文学”概念理解葛水平小说所写人物，王春林的评价比较合适。因为葛水平小说确实不关注女性自我的生理体验，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情感。
但是，假如我们更深入地贴近葛水平小说时，我们发现，这种概括有欠准确。葛水平小说写的重心在女人，自我体验既不是林白、陈染等那种纯身体体验；也不似卫慧、棉棉们那种过多描写的性体验、性感觉、性心理；更不是木子美对“性”的暴露，而是写出一种人之“常性”。但这不能说明她不写“自我的私人生存经验”，她只是把个人的生存经验非常巧妙地与“土地情结”、“地气情韵”、博大母爱、土改残酷、人性险恶等政治事件和政治想象融合在了一起，让你感觉两者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而不是单纯写性，写身体经验。
事实上，葛水平的小说全盘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家”和“女人”规范。她所写的女主人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本分纯洁。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是贞女加娼妇的角色。她们没有传统道德规范，也没有“好女人”的本分刻板。但她们懂得生活，知道女人和男人的需要，晓得人活着的多重意义。她们集美与恶为一体，化伪与善于一气。采用“参差对照”的表现手法，既不表现绝对的好人，也不夸张绝对的坏人，她们只是“六根”不净的俗人。就连使用的字词，都是非常独特的带有晋东南地域特色和个人经验的意象词。当然，葛水平在如何把敏锐的艺术感觉转化为成熟的艺术创造上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炼，那时她可能体会得更为真切些。
三
可以说，石评梅不必承担现代山西女性文学的重负，因为她完全可以归入京派或是“五四”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领域。而且她已逝去，还管什么身后评价？但我仍然着意把她放在与山西女性文学可以对话而不是独白的位置，让她承担了山西女性文学先在者这样一个女作家的责任。也许对于她已经毫无意义，但对于后人评价她，却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她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和现代山西女性文学所作的贡献，留住了后人的视线。既然她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是两栖者身份，那么，把她作为一个两栖者角色进行评述，恐怕不会没有一点道理。更何况山西女性文学作为区域性文化，始终被纳入在现代中国文学大容器里。当我们把她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文化背景中来研究时，她已不仅仅是对中国女性文学和山西女性文学具有史学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一种姿态性对应了。
蒋韵作为山西女性文学的真正支撑者，为山西女性文学的恢复、发展，以至逐渐走向兴盛倾注了毕生心血，付出了全部精力。蒋韵的创作风格和个性特征，直接承续了“五四”人文传统，石评梅创作风格，山西女性文学经蒋韵等女作家之手，不仅衔接架构了曾经断档的“五四”人文传统，而且经多年辛勤耕耘，拓展壮大了山西女性文学阵营，丰富充实了山西女性文学几十年荒芜的沟壑溪流。
青年女作家葛水平的迅速走红，从实践意义上承继和强化了山西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史学意义。她的出现，使山西女性文学的梯队建设形成规模和前景。她们创建并支撑了一直以来不够茂盛的山西女性文学天地，并使研究者开始了具有史学性质的山西女性文学研究。这纯属偶然，却又孕含了必然。
所述证明，现代山西女性文学曾经历过“五四”之后未能明确意识的几十年断档阶段，也经历过被山西文学强势男性化群体不经意湮没的历史事实，还历练过几十年艰难发展的奋斗旅程，同时也暴露了自身有意识反省审视理念强化不够的缺陷……但是，她最终微笑着走出了幕后，走向前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灿烂之路。□
①闫纯德《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3卷第131、136页。
②④席扬《新时期山西文学批语研究之一》，《晋阳学刊》1998年第3期。
③席扬《二十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
⑤石评梅《董二嫂》，《京报副刊・妇女周刊》1925年11月25日。
⑥石评梅《墓畔哀歌》，《弃妇》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⑦侯文宜《“晋军”女作家小说创作一瞥》，《黄河》2004年第6期。
⑧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王春林《葛水平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摘要》，《黄河》2004年第6期。
葛水平《甩鞭》，《黄河》2004年第1期。
葛水平《地气》，《黄河》2004年第1期。
王春林《葛水平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摘要》，《黄河》2004年第6期。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