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电影《三峡好人》获得第６３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并在全国陆续上演。贾樟柯这个从山西汾阳小县城走出来的青年导演始才真正被人们所注目，成为电影界又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例。正如一位评论者写到：“一座‘金狮’包含了贾樟柯十年创作的艰辛，也是对他努力与坚持的回报”。①与此同时，电影《三峡好人》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这部电影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在三峡库区的奉节开拍，几乎同时发行上映，更重要的是，这两部电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场面的宏大与奢华，一个是平淡、朴素甚至带着暴力的日常生活与三峡拆迁场景，由此引发了对《三峡好人》的热烈讨论以及对电影界内部以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人为主的第六代导演与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主的第五代导演的比较。
笔者无意介入影视界内部的争论，本文的宗旨是从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的角度对《三峡好人》这个电影本身做出分析与评判。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牵涉到贾樟柯的电影评论，是出于以下重要的原因：从第一次接触这个影片开始，我就十分明确地感觉到，《三峡好人》是一个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相当好的素材。它所面对的是三峡拆迁的真实历史影像，是一部带有记录性质的影片，而不是人造的摄影棚背景。《三峡好人》这部影片，无论是就它的主题还是从它的表现手法及其中透露出来的思想倾向看，都非常形象地展示了“社会学式”的对外在客观世界进行调查、发现、记录、整理甚至建构的功能，它生动地叙述了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者的故事，反映了他们的困境与希望、无奈及抗争、迷茫和收获以及与更大的社会转型背景的关联。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情境与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通过“解读”《三峡好人》所摹写的弱势群体与强势者的互动、交锋以及不同人群的各自生活逻辑的发展与延伸，我们同样可以藉此来反观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增加对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者、生活、福利、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等等概念和术语的体认与感悟，在惯常的访谈法、观察法、统计法之外能以一种更灵动、更直观的方式来了解社会，更深刻地体悟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知识。写这样一篇影评，既是对专业知识的检验，也是自己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与细化。
本文的观点和基本主张是，作为一部引起很多研究者关注和评论的电影，《三峡好人》的震撼力与价值既不在于表现了三峡移民的常态情景，①也不是局限在对三峡变动所代表的即将消失的故土、“文化故里”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和乡愁，而是以中国社会转型期和三峡库区移民的搬迁、安置为背景，生动地摹写了包括移民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生活、命运的联系与纠葛、沉浮与挣扎，从而深刻地表达了对福利、权利、社会和谐等崇高东西的诉求――那就是对公正的价值追求，是三峡库区人民尤其是就地后靠安置的居民随着家园的淹没而对公正、合理的安置、就业、劳动保护等社会政策的企盼与诉求，是中下阶层群体在社会转型期对重塑生活规则与寻找新的生计方式的要求。
做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以及对剧情做认真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和展开：首先用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思维来透视电影的结构与叙事逻辑，剖析《三峡好人》是怎样把变迁中的人的命运、社会问题及公正的主题呈现出来的；其次，结合目前的社会现实，探讨《三峡好人》又是怎样把变迁、命运与对公正的价值诉求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在剧情中具体展开和表达的；最后是一个简短的讨论，探讨以公正为理念依据的社会政策在满足人的需要、维护公民的权利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三峡好人》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深沉思索。
《三峡好人》的叙事逻辑与变迁、命运及公正的建构策略
熟悉剧情的人都清楚，《三峡好人》是以两个互不相识的主人公各自“寻亲”的故事为线索展开的：男主人公韩三明（山西汾阳的煤矿工人）１６年后来奉节寻找他的前妻；女主人公沈红（山西太原某医院的护士）来奉节寻找她的丈夫。影片通过这两个主人公各自寻亲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把许多复杂的人、事勾连在一起，描写了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各类人群面临因三峡水利工程而来的家园拆迁与如何安置的情况下，怎样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生活、命运的沉浮与关联。尽管这两个故事是虚构的，但通过这两个虚构的故事，一个处于变迁中的鲜活的、本真的、原生态的“三峡”却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坐船去崇明岛的移民，到移民办质问移民发放款的人群，伤残的下岗工人及其被迫移民到广东的妻子；被水淹没的家园，轰然倒下的墙体，满目皆是的废墟；拆迁中的流血冲突，依靠拆迁与三峡重建的致富者和强势群体等等。显然，这里的“三峡”，描写的不是作为旅游地的“三峡”；也不是承载着“强国梦”和“中国形象”的水利工程的“三峡”。这里的“三峡”，是真切的作为日常生活的“三峡”，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居住与交往的地方。可见，《三峡好人》仍然延续了贾樟柯在以往的电影创作中以原生态的手法展现不同人物生活的写实风格，也因此引起了相当多的观众对移民政策的公正性、三峡库区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等深层次的思考。
但由此牵涉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具体到这部电影，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三峡好人》的叙事展示了处于拆迁和建设中的三峡不同人物生活与命运的真实信息的话，那么这些信息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这些信息又是如何使人坚信它们是“真实”的并且与公正的价值诉求联系在一起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导演贾樟柯的创作风格与拍摄手法使《三峡好人》出现这样的效果。这样的答案很对，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如果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来看《三峡好人》，我们就会找到清晰的解答。
通观整个影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三峡好人》的故事情节实质是揭示了三峡库区拆迁和建设中出现的很多不合理、不和谐因素。这些不合理、不和谐的因素构成了三峡库区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采取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予以应对和解决。但这里潜藏着一系列相当重要的机制和过程：第一，如果说三峡库区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社会事实的话，那么，作为客观事实的社会问题并不能自动呈现自身，它需要某种劝说、操作和制造事实与知识的技艺把它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事实和社会问题总是以解释过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借用布迪厄的话来讲，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一种“次级客观性”，社会现实是以解释过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呈现自身的，而对社会事实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不断建构着新的社会现实。第二，既然客观社会事实与社会问题需要某种呈现自身的技术和策略，那么，这种呈现客观事实的技术与策略就使得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发现和研究活动成为一种问题宣称活动（ｃｌａｉｍｓ－ｍａｋｉｎｇ），“宣称活动总是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互动，是一方向另一方就其所认称的状况提出应当采取一些行动的要求。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和过程，一些状况被断言是‘有问题的’，而且被定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②第三，在客观现实和社会问题被呈现的“宣称活动”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至关重要。社会行动者怎样看待、解释这个世界，他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倾向于发现和探讨什么，赋予这个世界以怎样的意义，这比世界本身更为重要。因为，行动者的思想和视角直接决定了呈现事实的技艺与宣称活动的主导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问题是怎样引起社会关注并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第四，呈现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的技艺、策略及宣称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大凡社会问题，往往都需要动用政策资源解决。传统社会问题研究者认为，客观状况决定政策选择，因而社会政策研究者与社会学家应基于事实，给出有关问题处理的所谓科学对策与建议。而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政策的安排和选择与问题如何被建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呈现事实的技艺与宣称活动能否引起社会关注并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直接影响着某种社会问题能否进入政府及其他政策行动者的政策议程并得到解决。
可以看出，贾樟柯所执导的《三峡好人》正是对三峡的某种“建构”。贾樟柯的平民情怀和注重民生的视野使得《三峡好人》不是去关注作为休闲、享受、旅游和消费的“三峡”，而是把视角对准了三峡库区拆迁和建设中出现的很多不公正、不和谐因素，对三峡进行了自己的“问题宣称过程”，成功地建构和揭示了三峡库区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与社会问题。影片呈现三峡库区的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的技艺和策略是用虚构的两个“外来者”寻亲的故事展开的。同样作为外来者，游客眼中的三峡是奇美壮观的；而影片中的两个外来者，却是以普通生活者的身份介入到三峡库区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生活之中，见证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与相互之间的互动和利益纠葛。不同人物生活轨迹的变迁与命运的沉浮一览无余地显露在这两位寻亲的外来者和观众面前。通过这样的呈现和揭示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策略与手法，影片深刻地表达了对变动时代下弱势群体的生活与命运的关注，唤起了观众对真实的三峡现状的思考、对怎样实现和谐生活的期盼。
正如欧阳江河先生所言：“贾樟柯面对如此真实的三峡影像，他在电影中放进了两个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两个虚构的故事所唤起的又是生活中很真实的关于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③但是，这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欧阳先生在他的评论中并没有说明。实质上，正如前文论证，命运、记忆以及沉默的东西是《三峡好人》所呈现和建构的三峡库区人民尤其是就地后靠安置的居民随着家园的淹没而对公正的安置、就业、劳动保护等社会政策的企盼与诉求，是对重塑生活规则与寻找新的生计方式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三峡好人》所建构的公正的主题是如何精心表达出来的。
变迁时代的生活轨迹与公正的价值诉求的关联及表达
根据上述判断，我们接下来讨论和透视《三峡好人》对公正的价值诉求及其人文关怀精神是怎样通过剧情一步步展开的。
先从男主人公韩三明的经历与所见所闻谈起。
男主人公韩三明寻妻过程中所经历和见证的基本上是三峡库区中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无论是到移民办质问移民款发放的居民还是以跑船为生的麻老大以及开家庭客栈的何老板，无论是拆迁的民工还是在码头“混日子”的“小马哥”以及断臂的下岗工人等等，都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中低端、拥有少量的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与权力资源基本无缘的人群。他们的日常生活朴素、平凡、单调，时不时也发生私人之间的冲突和武斗，抽烟、喝酒、讨论生计与挣钱的机会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交际礼仪和交际方式，而观看街头艺术团的通俗表演也是他们习惯的娱乐和休闲方式。整体来讲，“讨生活”是中下层人群的基本行动逻辑，他们对宏观的政治层面基本不予关注，对外在的压力尽管也在抗争，但收效往往微小。
与男主人公韩三明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不同，女主人公沈红经历的则主要是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与关系网络，她的目光所见证的则主要是依靠三峡的拆迁和建设而“富裕”起来的强势群体与资本拥有者。如沈红的丈夫郭斌、厦门女富商丁亚玲、召开专场舞会的某位设计跨江大桥的经济和权势精英等。这一切通过女主人公的寻夫过程得到了鲜明的揭示。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寻亲故事，片中男、女主人公并没有发生直接的交往，但影片通过两位主人公各自的寻找过程，却把变迁中的三峡的许多人、事有机地勾连在一起，揭示了不同人物、不同阶层之间相互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有力地唤起了对命运的关注、对生活的关切。比如，与韩三明有患难之交的混迹于码头的“小马哥”就是为郭斌卖命而死；断臂的下岗工人之所以遭遇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是与厦门女富商丁亚玲买断企业，完成企业的改制，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分不开的。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工资收入，下岗的工人被迫外出打工谋生，在务工过程中遭遇了严重工伤事故。无论是韩三明，还是沈红，都亲眼见证了这个下岗职工的遭遇。由于工伤待遇无法落实，在韩三明的眼中，下岗职工经常靠抽烟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无奈；在沈红的眼里，则目睹了这个断臂的下岗职工与他的妹妹及许多工人一起同厂长就工伤补偿问题所发生的激烈争执。命运是如此的戏剧化，相反，同样是普通职工的郭斌，却依附富商丁亚铃开始了向上层社会攀升的过程。再如，韩三明目睹了开“唐人阁”客栈的何老板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与协商的情况下被迫搬迁，住进了桥洞，可能永远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店铺；而沈红则经历了郭斌的拆迁指挥部人员与被拆迁户发生冲突的一起暴力流血事件。
面对这一系列事件，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和背景？对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就会得到一个清晰的解答。从现实看，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体制的变动、利益格局的再分配、产业的分化、企事业单位的改制与重组、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的拉大、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使中国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讲，生活开始变得捉摸不定和无法预测，变迁、分化与不确定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谋取个人与家庭利益的欲望成为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东西。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与此同时，由于快速变迁过程中一些法律、制度、机制的不完善或缺失，也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或实质是由于资源（利益）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具体体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相对或绝对获益及一些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相对或绝对受损（承受改革的代价）。④公安部２００４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⑤三峡库区的人们无可避免地也在经历这样的变迁。不过，对他们而言特殊的是，在经历同样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还有伴随三峡水利工程而来的已有生活规则、生计手段在短期内的被动改变以及三峡工程对原有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就业体系的冲击。也就是说，三峡库区的人们承受着社会转型与三峡工程的双重冲击。比如，随着三峡大坝的施工，三峡库区的很多土地被淹，企业被迫搬迁，这就造成了原有产业体系的重新恢复过程与移民搬迁、移民就业的不同步；另外，为了保护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一些原有的比如污染性的产业被关、停、并、转，而新型产业的发育又有待时日，这在一定时期内也加重了库区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目前，随着国家以居民搬迁为重点的投资政策的结束，三峡库区的产业“空虚化”现象严重凸现出来，“三峡库区二期移民工作完成后，对产业‘空虚化’的感慨与无奈便开始出现在三峡库区的每一座城镇。重庆市有关官员表示，目前三峡库区产业空虚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了困扰移民安稳致富和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由于经济基础的参差不齐，三峡库区搬迁后新建的县城，充满了各种正常和不正常的社会矛盾，‘很多人没有工作’即为一个显著特征，所以‘经常会有人聚集起来，向企业要补偿或者向政府要工作’”⑥。电影中出现的１６岁少女春宇求沈红给她介绍一份保姆工作、韩三明妻子麻幺妹落寞地说出“‘生活很不好’、女儿在‘更南的南方（东莞）打工’”等情节就典型地反映了三峡库区面临的严重的就业危机。同时，三峡库区的企业同其它地方一样，也在经历着破产、兼并、改制与重组的过程，大量的人员下岗失业，加上其中存在的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使得劳资冲突频繁和劳动关系出现恶化的情况，劳动争议案件不断出现。此外，频繁和严重的工伤事故与职业伤害也是目前中国劳动政策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怎样解决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怎样出台更公正与合理的劳动政策，加大对劳工的社会保护，这是目前包括三峡库区在内的整个中国面临的很棘手的一个问题。《三峡好人》以断臂的下岗工人及其妻子的苦闷与反抗、无奈与挣扎鲜明地指出了三峡库区以及整个中国面临的劳动关系危机。所有这些因素的迭加，使得三峡工程、三峡移民远远超出了水利建设这样一层含义，它背后所蕴涵的千百万库区人民的命运、国家移民政策的公正性、三峡发展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对深切的人文关怀的诉求就成为当今中国应该关注的重大社会焦点问题。《三峡好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的镜头和情节实质上是以三峡为缩影，深刻地呈现和建构了处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和许多不和谐因素，带给我们的是社会变迁、经济增长、产业发育与人的生活、福利怎样保持平衡、如何实现相互促进的深深思考。
除了故事情节之外，在电影的符号化表现手法上，韩三明与沈红的经历和目光所及之处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又深刻地关联在一起。韩三明寻妻的过程中所进入的是低矮简陋的民居、为生活奔波的中下层人物的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之中；沈红寻夫的过程中走进的则是另一种生活世界与关系、规则之中，如象征豪华、享受、商谈甚至密谋的高级宾馆与俱乐部，经济和权力精英形成关系网络的舞会与休闲场合。一首“酒干倘卖无”的老歌反映了以韩三明和拆迁民工为代表的中下阶层人群的生活艰辛与挣扎，也反映了他们生命的韧性和坚强；而一首“潮湿的心”既是沈红落寞、复杂与痛苦的心情的表达，也是主导三峡拆迁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生活舒适、优越、可以在奋斗之余表达爱恋情感甚至对更高欲望进行追求的象征。
可以说，《三峡好人》通过主人公韩三明和沈红各自的寻亲经历，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三峡库区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图景。同时这部电影也通过两个虚构的寻亲故事很成功地把三峡工程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融入其中，为观众展示了祛魅后的三峡，实际上同其它地方一样，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舞台。码头的走江湖者、小业主、下岗职工以及处于实力金字塔顶端的私人资本凭借各自的规则共同参与着对三峡的博弈。只有从这个角度，对《三峡好人》的内涵才能达到更深切的理解。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唤起我们对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更加公正的政策及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切思考。
结语与讨论：变迁、命运与公正的社会政策
面对《三峡好人》为我们呈现和建构的差异如此悬殊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命运，我们必须去反思，在一个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变迁社会中，应该去制定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重塑生活的规则，保证不同人群去公正、公平地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东西。尽管每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必然的，社会的分层是客观存在与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由于拥有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不同而被归属到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但一个公正的社会与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政策则会使这一过程变得平稳，使这一过程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受益者成为大多数，利益受损者则成为少数，或者能得到合理的补偿，少一些血的代价和教训。这才是一个正常而成熟的社会应该给予每个人的合理的生活和命运。《三峡好人》就通过一系列沉重的情节表达了这样的价值诉求。假如能在拆迁前做到合理细致的安置工作，保证每一个拆迁户合理的补偿标准和帮助他们拥有新的谋生方式，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钉子户”，用不着去“摆平”，就不会出现“小马哥”的惨死，就不会有流血冲突，不会有移民在安置办同工作人员争执的情景；同样，“唐人阁”的小老板就不会愤怒地发出“我在奉节混了几十年，乱朋友还是有几个的”的抗议声。
值得欣慰和充满希望的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注重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的主轴。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创新，无疑会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03年以来，医疗、教育、住房、贫困、农村发展、弱势群体等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无论是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社会政策学界作出积极的回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这不仅是因为，由社会政策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础制度，还因为当前的中国对社会政策的研究与社会政策实务有着迫切的需求。这些必然刺激着社会政策的供给。可以说，《三峡好人》所呈现和揭示的所有社会热点与难点问题，几乎都可以划入社会政策的研究与实务范畴。我们需要不懈地努力、艰辛地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适当方案――这些社会政策的实践，正是为实现社会公正，正是为包括三峡库区人们在内的整个普通民众谋求美好生活所必须的工作。中国正在步入一个社会政策的时代。⑦
当然，现实是残酷的，公正的价值诉求的实现道路仍然艰辛和漫长。正如影片的结尾，韩三明带着一群拆迁民工回山西挖煤，就在他遥望故乡汾阳的同时，也深情地回眸了一眼寄托着他很多情感的三峡。他能安全地挣到“赎回”麻幺妹的三万块钱吗？他能再返回奉节吗？影片留给观众深深的思索。此时电影用了一个虚幻的象征画面：回家挖煤正如一个人在两个高楼大厦间走钢丝，一旦掉下去（象征遇到工伤或矿难），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当别的游客正兴致勃勃地欣赏壮美的三峡景观时，沈红则独自黯然神伤地坐在船舱中，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她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吗？她能保证未来的意中人不会贪图权势而再次把她抛弃吗？结果不得而知。而生活依然要继续下去，每一个人的故事和命运仍然要上演。影片以无言的结局留给观众和世人的是长长的沉思。但愿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真诚地生活的“好人”能拥有好的结局，我们也坚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一定能出台和执行更多的、更公正的保护“好人”的社会政策。最后也祝愿贾樟柯能创作和拍摄出更多的在思想的深度和叙事的成熟度上更上层楼的优秀电影作品。
（作者单位：山西长治学院）
①马友平《变迁与静物的主题学解读》[J]《电影文学》2007,(8)｡
②闫志刚《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 社会,2006,(1)｡
③李陀､贾樟柯等 《: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Z] 读书 2007,(2)｡
④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陈利华《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J] 《环球》，2005,(15)｡
⑥参见《破解三峡库区经济困局――一个县长眼中的发展难题》[Z] 南风窗,2006,(5)｡
⑦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