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来读过好多挨批者的文章。但是，没一篇象读苏晨同志的《多识而少惑》(见《读书》一九八○年第七期)这样令我感动。久违久违了，那难能可贵的学者风度！ 苏晨在去年五月一篇文章里，把四川大足县一个儿童“以耳认字”的报道，斥为“不值一驳的荒唐消息”，以为是“迷信式的想当然”――不幸他的文章偏巧又是批评“想当然”的！因而杨龙同志在去年三月号《读书》上批驳了他的意见。
真叫人哭笑不得！但苏晨老老实实地承认：“批评是对的”，“事实已证明其实正是我自己才‘出于迷信已堪悲’！”他没有用《人民日报》否认此事的权威文章、继而当地医学专家的否定证明、继而许多报纸的自我检讨等证据为自己辩解开脱(其实，巧借此类阶梯下台的聪明人太多了)。相反，却援引了友人、读者及刊物的来信、文章，认真反省自己“无知、迷信而随梆唱影放大言”的弱点，真挚地道出了：“谁也别怨，只怪自己学习差劲，孤陋寡闻，学到的马列主义过不得硬，自己的知识太不够使”！这种坦荡磊落的襟怀，这种“闻过则喜”严于责己的气度，在今天确实(！)已属不可多得了。试打开手头报刊随意翻翻那些“争鸣”文章吧，态度较为公允谦朴的虽有，但令人遗憾的是“多乎哉？不多也！”那种文过饰非、唯我独是的倾向，那种以棍棒代说理、以尖刻充尖锐、以嘲讽当规劝的文风，那种明明已经理屈词穷、偏要扳个“舅舅理”的阿Q式诡辩，怕也不算少见吧？舍远而求近，仔细品品《读书》里发过的某些争论文章，不也有点这股味道吗？
但《多识而少惑》的作者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止步于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却征引了十分丰富多采的资料来论证自己的错误，来阐述“以耳识字”这类“超感官知觉”在国外的研究历史，介绍了世界的著名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并通过针麻、“飞碟”、冰海沉船、气功技能等一系列奇异现象，导出了一条为他进一步认识了的真理：对某些自己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事物，先不要粗暴地否定或轻易地肯定，而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积极认真地加以探求，观察，实验，分析，然后再审慎地归纳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样，苏晨同志就不仅虚心而严格地校正了他自己，同时也生动有力地教育了少识多惑的我，感动了许多热衷于“上下而求索”的读者！他写下的就不是一篇消极认错的检讨，而是一篇刻意开拓、追求真理，映现出智慧和情操闪光的力作！
这可真不容易。须知，文过饰非，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历代不衰的遗传病(智士仁人不妨费心研究一下个中的“遗传基因”)。解放后的头十七年里，这病情其实也在“形势大好、愈来愈好”的高温下与日俱增，“深入人心”。待到用棍棒和镣铐讲话的十年间，更是热昏到了“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真理在握的地步。批评变成了批判，棒喝，围剿。而被批评者呢，若是强者，就诡辩，“反击”，就制你“反党……”而实施“全面专政”；如果是弱者，你就只有招供，认罪，言不由衷地自戕，“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如此而来，哪里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哪里还有什么切磋学问、探求真理？科学和艺术研究中的好风气好传统，早已被那班牛鬼蛇神们“横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然而，历史总是在嘲弄得意一时的愚蠢的权势者。时代跨越到今天，“二百”方针终于被提升到空前重视的地位上来，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正在得到上下各方的倡导和鼓励，前景确实令人充满信心和希望。但我们也当看到，沉疴日久，积重难返，克服邪恶的习惯势力，也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当前亟需整顿好文风学风的普遍要求下，苏晨同志立言行文中表现出的这种知过必改的治学精神，这种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实在是十分令人赞赏，并值得尽力发扬光大的。因此，在感佩之余，我不禁引吭高呼：
归来吧，学者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