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的发展,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如果就学术内部运作机制来看,关键还在于高度自主和独立的学术社群之形成。就如傅斯年于一九二八年撰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言:“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其时,蔡元培等一批留学欧美、且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学术领袖,为推进中国的科学和学术研究,鼓吹效仿法国法兰西学院、德国科学院和苏联国家科学院,成立一个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学者们进行自主和独立研究的中央研究院。在得到中央政治会议允准之后,傅斯年受蔡元培之托,负责筹建和主持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有着在英国、德国游学七年经历的傅斯年,旁听过实验心理学、量子力学,后对德国历史语言学研究感兴趣,自然十分了解近代学术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重要意义,强调:“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做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
的确,在西欧历史演进中,犹商品经济繁荣和城市化发展全在于一个相对自主和独立的市民社会之形成,学术研究体制化推进了各种学术社群(learned societies)的创设,同样也将学术自主与独立性作为核心追求。早在一一○○至一二○○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等一批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著作翻译出来,先传到了意大利,后遍及整个西欧。此时西欧商品经济日趋复苏,人口增加迅速,不仅教皇需要神职人员和教会管理人士,国王需要行政和司法官员;逐渐兴起的城市,也需要繁荣城市文化的诗人、作家和通晓法律、医学和经济事务的专业人士。一二○○年前后,在意大利的萨莱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和法国巴黎出现了最早的大学。来自拉丁文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最初只是指一些人群的总和(totality of group),既可指理发师、木匠,也可指大学生,没有后人所赋予的“普遍万物”(universe)或“普世性知识”(universality of learning)的意涵。博洛尼亚的学生来自意大利各地、甚有远至阿尔卑斯以南,即今法国南部、瑞士和奥地利等地。他们组织起被称之为“大学”的团体,首先是要对付那些看到学生人数增加,房源紧张,处心积虑提高房租的房东。为得到合理价格,学生们派出代表与房东交涉,声称如果房租上涨太快,他们将集体离开。接着,“大学”还要对付学生们的“其他敌人”(other enemies),即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大学”要确保教授们不得随意增加学费,学生们付出学费之后,能够得到物有所值的知识传授。与之相应,教授们也组织了类似行会(gild)的学院(college),以避免同行间为争夺生源的恶性竞争,并阻止那些没有经过同行投票评议,或未能通过“硕士”、“博士”学位答辩,擅自开设课程,与之争抢饭碗的外来者。再至十四至十五世纪前后,这些在意大利、法国的最早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先后或得到教皇,或得到国王的特许,具有了免受任何行政权力无端干涉的自主和独立办学权(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3,pp.14―16)。
有形大学的出现,只是其时学术社群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性的第一步。因为不论对于大学生、教授,抑或教皇、国王来说,组成和给予大学和学院特许状的动机,都在于最大限度谋取自身利益。大学本是一有着各种等级制度及复杂人际关系的名利场,常常发生以假乱真,或劣币驱逐良币之事,学者们难以远离尘嚣,自主和独立地进行精深的专业研究。至少在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nant von Humboldt,1767―1835)大力倡导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理念。在德国的研究性大学兴起之前,包括像牛津、剑桥在内的欧洲各大学校园,充满了尔虞我诈、投机钻营的市侩气息。一七四○至一七四六年,亚当・斯密在牛津就学。他说该校大多数老师如同南洋土人一样,不懂得什么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意义,课堂里净是些“低劣的讲解”和“毫无意义的讨论”。一七八八年,一位外国旅游者参加了牛津公开讨论会,看到的是充当主席的提案辩护人和三个反对提案的人,根本不发言,只是专心阅读流行小说。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这里的“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当斯密离开不久,后来撰写不朽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的吉本,也到牛津住读,其指导教师除规定的一门课程外,一点儿也不多教。作为乡绅出身的自费生,吉本有权在教员公用休息室里喝茶,从而可以听到教师的谈话。然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听到教师们谈论文学和科学方面的事情,听到的“只是谈论大学杂务,托利党的内部斗争、个人轶事、私人丑闻等等”。晚于吉本几年,边沁也说过类似的话:即若想在牛津治学是不可能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徒劳无益的岁月。这也难怪斯密在牛津的六年时间里,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并称:“就这点来说,当时教师们懒惰散漫、无所用心,也许倒是件好事。”(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20―22页)
作为学术社群进一步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的里程碑式发展,是些有形学院相对的专业学会,或被称为“无形学院”(the invisible college)的创建。一六四五年前后,十多位年轻的科学爱好者聚会伦敦,成立一个午餐俱乐部。他们议决每人出一先令作为会议费用,每周讨论一次当时被称之为“新哲学”(new philosophy),即今天所说的“科学”(science)。一六六○年,英国内战结束,这些新哲学的研究者们恢复了中断已久的聚会,集中讨论那些在当时大学里被视为雕虫小技或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物理、化学、天文等实验哲学。十一月十八日,在出席格雷沙姆学院天文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演讲会之后,十二位有志于促进新哲学的积极分子拟定了一份四十人的名单,宣布将成立一个促进物理、数学的实验科学学会,并商定每周三下午三点集会。一六六二年,国王给他们颁发了皇家特许状,将之定名为“皇家学会”。翌年,国王再赐给学会一根镀金执权杖,每当召开学会理事会或学术会议时,摆在主席面前,以示郑重和高贵。一六六三年,国王第二张特许状又赐给皇家学会以纹章,上面刻有霍拉斯的一句格言:“我不追随任何权威,也不要求上帝保佑。我不需要尊敬任何大师的言语。”这就是说学会不盲目承认由古今任何哲学家们提出的假设、自然哲学的规律与学说;不盲目承认任何现象的解释;更不会武断地给科学事物的规律下定义。如果就学术体制化的发展来看,作为国王特许的独立法人,学会由会员组织,会员每年交纳会费,无需任何形式上的政府批准,就可制定章程、选举学会领导和管理人员。为了避免无谓的意志争执,学会议决不得在聚会时讨论政治问题和宗教事务,专心致志于纯粹的学术问题。用著名科学史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教授的话说:如果要讨论“新哲学”之所以被“确立”,不能仅注意早期皇家学会的运作,且还应思考这一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影响。(Michael C. W. Hunter, Establishing the New Scie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Royal Society, the Boydell Press,1989, p.42.)
此后的发展证明,不同于当时各大学的推崇权威、迷信教条,注重等级和资历。专业学会则是专业研究者们面对面,或以通讯进行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不分阶级、年龄、种族、性别和国籍,唯在于能让同行信服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一六六二年加入皇家学会的胡克(Robert Hooke),学术地位低下,曾给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担任过八年实验助手,证实了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一六六七年,这位虽没有大学学历,却有着惊人的实验能力和科学探索热情的胡克,遂被皇家学会聘为秘书,并在其位近二十年。正是他对牛顿光学理论的严格挑剔,迫使牛顿后来做了大量在原始论文中没有做的考察,并不得不以补充实验去检验此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同样,学会鼓励原创性研究,在同行严格评议之下,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总是能被及时发现和承认。一八二八年,达尔文转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由于他不专心致志地学习神学,只对收集昆虫标本感兴趣,被导师视为“懒惰和游手好闲”,没有获得学位。一八三九年,达尔文以杰出的生物学才能,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一八五三年,作为被承认的生物学家,他获得了学会颁发的皇家奖章(Royal Medal)。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注意。比较而言,连美国哲学联合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于一八六九年授予达尔文名誉会员,而其母校剑桥大学则在《物种起源》出版二十年后,方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尤其在那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里,学会始终坚持学术无国界的原则,矢志于“同世界各地所能找到的最富有哲学思想和好奇的人物进行交往”。在美国独立战争之时,两国处在敌对状态,皇家学会仍然保留了一七五六年被选为会员的富兰克林的会籍,并支持着他关于闪电争论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会否决了从会员名单中清除“敌对外国人的动议”。第一次世纪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有德国的外籍会员都保留着会籍。会员成员们坚信:促进科学发展的,是实验和观测,而不是权威,这都有赖于不分种族和信仰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室编:《英国皇家学会简史:一六六○年至一九六○年》,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一九七九年版,18页)。
反观这种专业学会在中国的发展,如果仅就学术自主和独立性之追求而言,恐怕非如梁启超在戊戌前夕,为动员士人参政撰写的《变法通议》中所言:是中国两千年之成法也。原因或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的重心在文献,或文本意义上的经史之学。学者研究经史,大抵二三素心之人,独处一室,覃思史事,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相参照;不一定非要像自然科学研究,尤其如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解剖学、几何学、天文学、航海术、静力学、磁学、化学、机械学等研究那样,除研究对象的内在要求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对其他研究者可以推知的批判态度或实际批评的反应的影响,通过各种能被他人反复检验的实验,以证明结论的真理性。当然,历史上的中国学人也有互出所学以相质者,但那多是个人间的交流,从未形成类似欧洲近代那样学术体制化的创设。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四十五岁后以二马二骡,载书北游,先在莱州、青州、邹平等地会见诸位北方鸿学大儒,后又在太原会见考据学大师阎若璩。顾氏以所撰《日知录》相质,阎氏为改订五十余条,顾氏虚心从之。此外,中国历史上虽也有读书人的结社,如梁启超所举明末的东林、复社,但这就像戊戌之时的保国会,更多还是一个抨击时政、臧否人物的政治或道德社团,而非近代集众的专业学术研究。至于一些地方草根性的读书人会社,更只是唤群蒙、挽颓波,绝无自主和独立地推进专业学术研究之考量。一八五五年,上海县盘龙镇读书人成立戒淫会,约定入会之人,择一吉日,恭祀文武帝君,并将乡贯姓名填在戒淫单上,签押焚化,以期不负此盟;家中一切淫书小说,搜出焚化,地方上或有淫戏及弹唱淫词者,尽力加以劝止;每日清晨将劝戒格言,庄诵几章,凡动静之断,务必战战兢兢;同人会晤,须谈去邪归上之方,而非秽事;至帝君诞日,各备香烛,亲至座前,虔诚上告,于众人聚集之时,宣讲格言教条,俾乡里有所观感。这些读书人相信:“我等既设此举,必有人指为迂腐者,抑知古圣贤于淫恶,垂训谆谆,岂名训不足法耶?抑岂今人高出古人上耶?凡志士当坚持久远,以祈转移流俗,毋反为流俗所转移。”(金惟鳌纂:《盘龙镇志》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修,《中国地方志集成》(2),661―662页)
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学会,可能是一八八七年由在华医务传教士于上海成立的博医协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目的也在于解决当时在华外人医务传教士普遍面临的传教与医学的两难尴尬,使之更专心致志地进行疾病疗治和医学研究。其时,随着欧陆细菌学、解剖学、公共卫生事务,以及化学医药工业的飞速兴起和发展,医学与以往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分离,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教会医院、诊所也从十九世纪中叶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开始向内陆、边疆省份扩展。教会诊所和医院每人每天诊疗数以百计的华人病患,再加上在欧美受过高度专业化的教育,这些医务传教士们无暇或没有兴趣在传教和医学方面一心二用,自发地组合了一个能够超越各自分属的不同差会、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专业交往平台。当然,那个年代虽也有些中国医生参加了欧洲国家的专业学会,但由于没有学术社群的建制,故也没有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性的进一步发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记载:一八九七年三月,荷兰驻北京公使转来该国医会公函,邀请中国医士参加该会并问每年能否予以资助。总理衙门逐咨行各省酌量办理。几个月后收到福州将军禀报,称候官县城医士郭永淦与同县举人林菁素精歧黄,著有医书,今经禀请,列名入会。几乎与此同时,上海道代南洋大臣刘坤一也捐款四百元,送至荷兰驻沪总领馆,并将上海县一些华人医生列名于会。不久,荷兰使馆寄来学会新出的荷兰文学报,称按医会规定,凡入会者每人每年须出银钱一镑,请总理衙门令该医生等将此款共十五镑寄来,再由荷兰公使转交该国医会。总理衙门很快回复:称此前允准列名学会的福州医士郭永淦因年老多病,举人林菁出外,另图生业,俩人要求辞去会员身份,以免纳会银。荷兰公使的答复是:学会章程规定,凡医士出会,须待西历年终方可,故还按本年终之期交纳会费。总理衙门再回复道:闽浙总督已饬福州府徐兆丰、闽县陈督促二人缴纳会费,共计银八两,“不敷之数,由总理衙门支付”(《各国赛会公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四十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档案馆,索卷号01―27―015―01)。
中国人最早创设的近代学会,并将自主和独立性作为一项重要追求,大概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医学联合会(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的成立。其时,中国虽已有了博医协会,但会员多是洋人医务传教士,华人医生被排除在外。于是,三十余名留学日本、欧洲、北美的华人医生自发汇聚上海,议决成立华人医学会。那个年代尚没有行政权力的干预,他们则将会名的英文标以“National”,以强调自主与独立于洋人们的博医协会。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后,该学会有四百五十名男女会员,定期出版中、英文《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并召开了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关注。再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留学生回国人数日益增加,并多占据了各学术机构的领导职位。于是,一大批自主和独立的专业学会,如地质学会(一九二二)、天文学会(一九二二)、物理学会(一九三二)、化学会(一九三二)、地理学会(一九三三)数学会(一九三五)、哲学会(一九三六),都是在这一时期创设的。就这些学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形式来看,参照和吸纳了欧美专业学会的模式,作为自由人的学术自由联合体,鲜有行政权力的介入和控制。例如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新成立的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召开第一次年会,出席会议的都是从事一线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见国民政府官员煞有介事的君临指导。见诸报端的新闻也志在彰显专业学术研究献身学术的率性之真,而无意识形态化的空话、套话或商业化的矫情炒作和包装。闭幕晚宴上,哈佛大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被选为该会副会长的叶企孙教授,向与会者敬酒,旁边之人则劝其先将杯中之酒饮尽。叶以牙签量酒杯圆径,笑语众人曰:“吾杯之圆径,容酒亦多,饮之,吾必吃亏。”众谓:“叶博士既无美国太太,又无中国爱人,当然无人禁酒,不妨痛饮三巡,以尽豪兴。”叶闻是语,微笑不答,举杯一饮而尽。当时,有人问叶贵庚几何?叶答以五十岁,众大笑。有人谓叶系三十五岁,又有人谓叶不及三十岁。叶氏严守秘密,正确年龄,尚在调查。又有人向主席建议:“博士现尚未娶,即请作媒,以尽友谊。”主席笑云:“此事大家均应负责。”正笑语间,有杨博士代为解释道:“叶博士对于女性,感情尚浅;而研究科学兴趣甚浓,正将全副精神,牺牲于学问之中。故在科学立场上,足以救中国,但在民族主义上着想,则未免少有逊色。”(《严济慈谈国际物理协会内容》,《全民报》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在一个权势集团得到充分制衡的社会里,学会的功能自然不能只限于提供平等交流的学术平台,且还需要在学会及成员进行专业学术研究时承受外在权力干预时,勇于维护和捍卫专业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性。一九一五年成立的美国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一九○○年前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 Ross),着手调查修筑西部铁路大开发时雇佣包括大批华工在内的外籍劳工问题。这条铁路(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 Company)的投资方和运营者是斯坦福大学赞助人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因而受到了斯坦福遗孀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的干预,罗斯最终被迫离职,从而引发了诸多抗议。一九一三年,美国经济学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了为维护学术自由和争取教师们的永久教职(tenure)的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一年,在拉法耶特学院任教(Lafayette College)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梅克林(John M. Mecklin)教授,由于讲授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进化论,被信奉正统加尔文教义的校方解雇。梅克林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两个学会虽组织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仍未能说服校方收回成命。于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十八位全职教授,率先倡导成立全美教授联合会,立刻得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们的响应,并在霍普金斯大学俱乐部召开了成立大会。最初会员是来自六十个学术机构的八百六十七名教授,六个月之后,协会会员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二人,来自七十五个学术机构;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协会会员增至四千零四十六人,来自一百八十三个学术机构。作为职业防护机构(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 defense),协会最关心教授们在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和教职。为了确保教授们的权益,协会最初制定章程之时,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是:校长或担任学校重要行政职务之人可否入会。反对者强调:这是我们第一次成为我们自己。折中意见则认为:校长可以投票但不能发言;反对者则担心:行政人员的票数肯定会超过教授们的票数,因为教授可能无法承担参加会议的费用而不能如期与会,行政人员的费用则可由机构报销――教授们需要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会场、一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杂志,以及一个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控的机构(Richard Hofstadter and Walter P. Metzg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5,pp.471―506)。
这种矢志维护学术独立,进而争取学者权益的学术自由联合体,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三十年代就已有了这样的学术机构,并运作得虎虎而有生气。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在驸马大街北师大文学院办公处,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例会。由于国民政府没有足额向北平各国立大学拨发经费,教师们只能领到五成薪水,会议于是决定集体向政府索取。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当年七月教育部召开国立专科以上校长会议,就教职员竭诚与校长合作,整顿学风做出的决议。会议认为教育部议决案中列入此条,是教育当局及校长们认为教职员不合作,亦为学风败坏之一重大原因。一校之内,校长与教职员应协同处理校务,自是要图,合作是相互的,非片面的,不能仅责备教职员一方。教职员联合会常委会决议办法的第三条,是校务应公开讨论,征集全体教职员意见;教职员之进退,不得以校长及学生喜怒为衡,“校长聘请或辞退教职员,应说明理由,公开全校”(《教联会将开全体大会》,《全民报》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如果进一步追问:三十年代之后,这些自主和独立的学术设置何以如黄鹤西去,杳然不见踪影?原因或先在于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学者多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战士,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再奢谈学术自主和研究者个人的正当权益;后由于一九四九年,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实行军事戒严,钳制言论、集会和结社;大陆留存的学术机构迅速被国有化、单位化,并大力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致使学术社群荡然无存。到了今天,台湾地区随着民主化的大潮,解禁了公共舆论,切实推进了教授治校、研究员治所的学术原则,较为独立和自主的专业学会业已形成。反观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各专业学会虽渐次恢复了活动,然此专业学会已非三十年代的彼专业学会,几乎都是科学院、社科院的附属机构,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没有自主出版学术著作和刊发学术期刊的特许权利,主持者也多为担任行政职务,或曾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学术官员,在各供职单位享有不同等第的行政待遇和薪水补贴,这均与专业学会原本追求的学术自主、独立的核心价值相差甚远。鉴于今天举国上下议论最多的学术话题,是大学受到过度行政干预和权力控制,学风浮躁乃至学术腐败似已积重难返,无以复加。如果考虑到短期内无法拨乱反正,那么尽快恢复或激活这种在欧美早已为常态,且于三十年代也曾在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专业学会的学术自主和独立性,恐怕不失为纯净当今学术风气、维护学术尊严一个最为便捷和有效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