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我同台讲用 □ 文洁若 冯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他在冷落与冤屈中溘然长逝后，我不断地读到怀念并描述他的文章，从而使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位德高望重的首任社长更加深了理解和尊敬。50年代我在他手下工作过，“文革”期间又在“牛棚”时共过3年患难。那以后还在咸宁干校一道劳动了两年。其间，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在向阳湖我还同这位半生坎坷、备受折磨的老人同台讲用过一次。
1954年后，这位耿直不阿的社长就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一再挨整。他写的寓言被斥为毒草了，他被扯进了丁陈集团。最终，一顶千斤重的右派帽子压到这位参加过长征、并被关进过上饶集中营的老干部头上。
196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留下少数人搞“样板戏”，工作人员“全锅端”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早在1941年，冯雪峰被囚在上饶集中营的时候，就害上肺病，奄奄一息。幸而被营救出狱。1959年又患胃病，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老弱病残”四条，他都占全了。然而纯粹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67岁的冯雪峰也佝偻着腰，不由分说地被赶到了干校。当时，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摊到那些在“牛棚”里受过审查者的身上，动辄就是：“派几个右派”。雪峰出生于农民家庭，干活卖力气。这位奔七旬的老人往往被当成壮劳力去使用。有一次修桥，雪峰、萧乾和另一个右派被派去挑石头。雪峰挑得又多又快，萧乾比他还小七岁，却不如他。第三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地道的文弱书生。下工时，外连那位领班把雪峰留下，叫另外两人自次日起，“不必再来了”。
由于雪峰劳动得格外出色，有一天军代表和连干部派他到四排讲用，还指定由我去奉陪。我所在的十四连四排共有三个班，三四十人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自从1957年在文化部小礼堂听雪峰做大鸣大放的动员报告以来，已经多年没听见他当众讲话了。雪峰用浓重的浙江义乌口音开腔了。他的嗓音再也不像50年代做报告时那么洪亮、那么充满自信了。
雪峰逝世将近3年后，1979年11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1971年初在干校讲用的雪峰，想必是有苦难言。1927年冒着生命危险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1年被关进上饶集中营的这位老干部，哪里想得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过上几年安定的日子，他就会被卷入一连串冤假错案中去呢？
其实，雪峰是最有资格讲用的了。咸宁“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虽然达数千名，但像雪峰这样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直接交往过，又曾爬雪山、过草地、蹲过集中营的，诚然是绝无仅有的。倘若谈谈他这传奇般的生涯，该是多么生动。然而对这位饱经风霜的瘦弱老人来说，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属于连提都不能提的禁区。
说实在的，不论雪峰怎么讲，也讨不了好，因为那顶帽子虽然摘了，他却还是“摘帽右派”，他的命运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轮到我了。我知道军代表和连干部为什么指定我来讲。一周前，同屋的一位资深女编辑约我为墙报写一篇稿子。我和她在“牛棚”里共过3年患难，在干校又编在同排同班。没想到我借着昏暗的油灯熬夜写的那篇稿子，竟博得了连部的好评。“红八月”以来，我的头上突然也出现了光圈。连总抱怨我劳动不够卖力气的班排长，也开始表扬起我来了，甚至早晨出工前，我在“天天读”时漫不经心的一句发言，也受到一向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一位“响当当”的称赞。好几天我很不自在。因为我读过苏联的长篇小说《不需要的荣誉》（伏罗宁著），暗自担心被人为地捧得越高，有朝一日会跌得越重。不过，既然要我讲，也只得“打着鸭子上架”。我没有怎么准备。当时我原想表一表全家四口人走“五七”道路的决心（1969年11月，为了“备战”，我们就把一对儿女都接到干校来了）。然而听着雪峰的讲用，我猛地领悟到，这位老人的头脑实际上是非常清醒的。他之所以讲得那么平淡呆板，是因他既不能说真话，又不肯说假话――那是1971年初，“五七”干校的始作俑者、靠谎言起家的副统帅还在台上。就拿我那篇获得军代表和连干部好评的墙报稿来说，我写的又何尝是真话？我才没那么心甘情愿地丢下自己的专长，让子女荒废学业，全家四口人一辈子走“五七”道路呢？我顿时泄了气，只把墙报那篇稿子大致重复了一遍，把场面敷衍过去。
那之后不久，在“拉练”中，雪峰受到了一次摧残。“拉练”本是部队练兵的做法。军代表把它搬到干校来了。不定哪天，半夜里突然吹号，要求这些大多数已年过半百的“五七”战士，像棒小伙子那样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叠好被，紧急集合，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跑步行军。一天晚上，雪峰和萧乾都跌了跤，因而远远地落在队伍后面。年富力强时，雪峰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精力快耗尽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1971年6月，雪峰随着一批老弱病残到了丹江。虽然再也不用自己种稻种菜了，但拉着大车去运粮油肉菜的任务，还是落在他身上。亏得转年秋季修订《鲁迅全集》的工作上了马。雪峰被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才避免像侯金镜那样在干校因劳累过度猝然身死的命运。
1973年7月至1978年，我们蛰居在东四北门楼胡同的八米“门洞”里。那儿离雪峰所住北新桥宿舍不远。一天，萧乾去看望老友孙用，承蒙他惠赠一包红艳艳的宁夏枸杞子。萧乾马上蹬自行车专程到北新桥给雪峰送去一半。第二天，雪峰又从北新桥步行到门楼胡同我们那个“门洞”回访，并且还送了一包黄豆。可惜那阵子我“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里，无缘同这位老领导再见一面。1975年3月，雪峰就因肺癌在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大夫说是由于他体质弱，又由于多年的劳累，再加上心情长期郁闷造成的。术后一个多月就被迫出院，及至发现扩散，再住进医院，就已经回天无术了。
当雪峰同志带着太多的遗憾于20年前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想必是他挂念的未竟事业之一。另一位长征干部李伯钊同志在彻底平反后，3年之内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反映长征的剧本《北上》。但由于雪峰的逝世，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根据亲身体验写出的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记咸宁干校时的张天翼
□ 周明
张天翼同志在文学界是极有声望的老作家，老前辈。他又曾是《人民文学》的老主编。我不仅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过，而且“文革”前和“文革”中间，我还一直同他住一个院――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5号（作协宿舍）。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的房屋高大宽敞，雕梁画栋，十分考究。中院是一块宽阔的园地，种有香花、野草。还有一架葡萄，一棵挺拔的白杨树，一棵直到秋天还开放着鲜艳花朵的凤凰花树，几株每年最早向人们报春的、芳香扑鼻的白丁香、紫丁香。就是在这样一座幽静、舒心的院落里，勤于笔耕的作家张天翼，春播秋收，果实累累。也就是在这座院落里，我得天独厚地有许多机会，向他求教，向他学习。他如同春风夏雨般给了我许多教益和帮助，这一切自然将使我终生难忘。后来，那个狂风暴雨突然袭来的1969年底，我们又被赶下湖北咸宁一片荒野的“五七”干校。这期间，我又同他住在一个房间。那时，他还没“解放”，还是“专政”对象。我呢，起先还乐滋滋地，因为是“革命群众”。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也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现在想起来，那时真可笑，也可恨。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曲直不分，祸国又殃民。
大概从抗战初期起，张天翼同志就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那时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不像现在，肺病，就是致命的病，给病人带来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因此，从那时起，张天翼就长期被病魔纠缠着，折磨着。他几乎是望秋先零――体质极度衰弱，经不起风霜。长期以来，他都是带病写作，带病坚持工作。在作家协会里，是一名人人知晓的“老病号”。所以到了干校后，他也只能做点轻活，不能下地干活。于是他和谢冰心、臧克家被分配看门、看菜地。那时节，像正是壮年时期的一批诗人、作家如张光年、严文井、侯金镜、李季、郭小川、冯牧、葛洛等同志都被惩罚扛大活了。干大活，流大汗。当时已届老年的陈白尘被赶下湖放鸭子去了。湖北，尤其是我们干校所在地的茫茫荒野里，气候极不正常，冬冷夏热，热起来要人命。好在大家总算挺过来了，也有令人痛心的牺牲者，如侯金镜同志。
虽然是看看门，看管菜地，他和冰心、臧克家依然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只要有猪啊狗哇、大水牛跑进菜田，他们便大声吆喝，赶将出去。
由于我们同住一室，他们又是轮流值班，空闲的时间，我们就在宿舍里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那时节，在干校，除了干活、卖力气、人斗争人（美其名曰“斗批改”）之外，又无其他任何事情可干，更无工作任务。你是作家，如果写作，那也是大逆不道，犯罪行为，是“新动向”。不是功，而是罪。我们天真的诗人郭小川，就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无论是平日，还是下地劳动时，他随手总是带一个小笔记本，一有空，也有感时，总拿个笔在本子上写着诗。后来，其中的一首诗居然在干校墙报上公开发表了，惹起了祸端。上面知道后，可闹腾了一阵子，左查问，右追查，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批了一通。可我们天真的诗人郭小川还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个诗人啊，诗人不为人民写诗，还算什么诗人？写了诗，怎么反而成为我的罪过呢？
因此，我们大家只有聊天。聊天，可以解除重劳动的疲劳，也可消磨时光。开始，在宿舍里，我和林绍纲同张天翼同志也只是聊聊无聊的生活琐事。时间久了，毕竟一些生活琐事，是无意义的，也是乏味的，不想再提及这些话题了。而我，从大学读书时起，就对文学史很感兴趣，谈不上研究，只是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而张天翼同志又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一位知名作家，一位前辈，我何不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向他虚心求教一些知识！后来，我们的话题逐渐就转移了。我问他的个人经历，创作历程，我问他的许多名篇写作动机和构思，我问他同鲁迅先生的交往，我问80年代文坛许多作家和作品的情况，等等。总之，涉及的方面很广，交谈也很自由、舒畅，使我深感听他的亲切叙谈，真正是胜读十年书。
通过那段非常时期的朝夕相处，通过那段日日夜夜难忘的交谈，我更深切地了解了他，理解了他。因而也更尊敬他，热爱他。他在那些断断续续的谈话中，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知识，思想的启迪。至今，这些谈话历历在目，萦绕在我心间，如同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我和冰心抬粪桶
□ 汪莹
1969年秋，到干校后，我有幸和冰心先生接触，尽管她来得比我们晚，而且我们相处的时间也短暂，但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冰心先生来到干校之初，我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于20世纪第一年，近七十的高龄，到这里除了看看菜地还能干什么？至于改造，用得着吗？人家一直是人大代表。
无巧不成书，她一上工偏偏就和我分到一个小组，让我和她一起抬粪桶给菜地送粪或拾牛粪。别以为这活像一些绘画中小牧童那么轻松，那么自得其乐。我们抬的这个大木桶――听负责菜地的孙德海同志说少说也有二三十斤，连那舀粪的木勺，怎么也有十来斤。要去捡粪，带把铁锹和扫帚就行。干这活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眼前这位年近古稀、身材矮小而又纤弱的老人来说，是否承受得了，可就难说了。
我的担忧不无道理。当我俩抬上那个木桶时――即使是空桶，她就慢悠起来，仿佛风中摇摆的柳条一般。系桶的绳子短了不行，长了也不行，短了上肩时费劲，太长走起来不方便。有时，因桶离我太近，走起来难免碰到脚尖。走在后面的我，不能不下意识地把那个木桶移到我这边来以减轻她的重量。她一发现就停了下来，把桶拉到自己那一头。就这样，一老一少，一高一矮，像拉锯一样你拉我拽，走走停停，去送粪或寻找“宝贝”捡粪。
开始时，我们极少交谈，一方面是顾不上，另一方面好像都有点戒心似的。时间长了，尤其在抬粪停下来小憩时，难免聊上几句。她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语种。我是有问必答。当我谈到我们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文学课的老师李霁野先生时，她饶有兴味地听着。冰心先生劳动时十分认真，有时拾着地上的牛粪，一点一点地弄得很干净，甚至连地皮一起铲起来。
“这收获，除了靠老天爷之外，就靠它了。”她笑着说，心情还是挺愉快的。
但有一次，她变了脸，因为她又发现那个木桶离我太近了。她转身停下来对我说：“汪莹同志，你可不必这样，你这样做，他们见了会�你的！”她的表情严肃，语气凝重，从那双锐利的目光中，不仅可以看到她的自尊和刚毅，还可以体味到她的理解和关爱。
“没事！”我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我心想，先生过虑了，不管跟谁抬东西，后面的人都会像我这样做的。
“没事！没事时是没事，一旦有事，什么事都会扯上。”她咕哝着，又把那根绳子往自己那边挪了。
可不是吗？后来，她的那句话，“一旦有事，什么事都会扯上”，在审查“五一六”的过程中，得到了百分之百的验证！
冰心先生在与一般同志的交往中，的确是位可敬可亲的老人。此外，我还发现，她对孩子有着天使般的爱心。一次，我们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盯着我们看，尤其是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冰心先生索性叫我停下来，对我说：
“你看，这孩子蛮有意思的，他盯着我呢。”
我看看她，捕捉到她那一瞬间的表情，多么和蔼可亲，多么愉快！她那双本来就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他那么瘦，可倒像满结实的。”说真的，这是个极平常的小家伙，并没引起我的注意，没想到她老人家如此动容。也许，她想起自己的小外孙了。
我和冰心先生一起抬粪桶的日子很短，不久就派到别处去干其他活了，见面的机会很少，但奇怪的是，我总惦念着她，总怀念我们这段温馨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像故友重逢一样，都感到高兴，她走过来，悄悄地告诉我：
“汪莹同志，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难说，不过我想总还是有机会的。”她两眼看着我一往情深地说，“以后你回北京后别忘了来看看我啊！”
听了她这番话，一种若有所失的情感涌上心头，对她有很多话要说，可嗓子好像被一团东西堵上了一样，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向她点了点头，“嗯”了一下。没想到这声“嗯”竟成了我们永久的道别，终身的遗憾，因为回北京后，我虽十分想念她，但想到她每天要做的事那么多，那么辛劳，便不忍再去打扰她了。
（选自《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李城外 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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