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老婆就是结发妻，她叫陈凤英，没有读过书，人很好，几十年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她从不接电话，觉得自己普通话讲不好，怕人家会笑她。她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我帮她买的，她不会买的东西也是我买，她不会买东西。但是，这个家的所有财产都记在她名下，我的控股公司也是用她的名字注册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富起来时，我曾经对婚姻彷徨过。
我今年57岁，从23岁结婚到现在，已过了几十年。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要彼此珍惜，不要轻易去改变。这道理也是我后来慢慢悟到的。
我和老婆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过，仅仅看过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谈恋爱的过程。那是1969年，我家非常穷，母亲又生病了，家人希望我先结婚，找个老婆照顾我母亲。我答应了，就是这样。
刚一结婚，我就把她的嫁妆全卖掉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认为嫁给你了，就由你说了算。我们三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她一直是这样的，再苦再难也不抱怨。嫁妆卖光，钱全让我拿去做本钱，她在家里伺候我母亲，我在外面跑生意，一年到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些事情经历了才知道里面的甘苦，所以说我们是患难夫妻。
我开始时是种白木耳，拿到江西去卖，来回一趟可以赚七八百元钱。这样跑来跑去，没想到，才跑第四趟，货就被人家扣了，不但本钱赔进去了，还欠了村里人1000多元。当时很多人来向我要债，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最后只剩一间小房子。这要是别的女人，又会怎样哭闹?但她从没说过半个不字。
这个时候，生产队又来找我，说我去做生意时欠了做水库的义务工，大概二十几个工日，如果不去做，要按照一天三块五交钱。我一算，又是近100块钱了，反正在家里也没有事做，不如去做工。
工地很远，我走之前，送老婆去她的娘家。我对她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再嫁人。丈母娘说，你胡说八道，你这么聪明，困难一定会过去的，放心去吧，你老婆孩子我给你养着。
我和老婆就是这样的感情，平平淡淡，无论你好你坏，她都相信你。
在我年轻时，我曾经遇到过另一个不同的女人，那是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当时我写信给。老婆谈这件事，她不识字，信是我妹妹读给她听的。后来等我回到家，她见了我也只是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早晚会走掉，你要是真走了，就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给我吧。”我听了非常伤心，觉得对不起她。
当时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不像刚结婚时那样拮据。不过，我虽然赚了一些钱，但只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民而已，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能被称为事业的企业。我爱上的那个女人，帮我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她很年轻，24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们都很投入，彼此觉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那是80年代初，她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可是她很勇敢。我和她的事情被她的一些好姐妹知道了，她们就劝她，你什么人不好找，找一个农民，瘦瘦黑黑的。她说，我们谈得来，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将来一定会有成就。
一面是我的结发妻子，为我默默地奉献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纯朴善良，永远无条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我的红颜知己，有刻骨铭心的感情，有共同的语言。我非常痛苦，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样走。后来我就去作调查，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我选了100对有代表性的夫妻：工人、医生、干部、老师、老板……100对夫妻中没有一对儿对自己的家庭满意。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福州水表厂的一个朋友，他和太太一个是科长，一个是团干部，郎才女貌，谈了3年恋爱才结婚，在外人看来，他们应该幸福得不得了，没想到，有几次喝酒聊天说深了，我才知道，他们双方对家庭都不满意。
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想通了：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教育，这样就会形成不同的观念。谈恋爱时，可能会求同存异，一旦真正生活到一起，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幸福这东西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有吃有喝、子孙满堂这些“庸俗”的东西。可是如果往深里想，世界上有绝对的幸福吗?没有。所以，也不会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绝对完美的婚姻。既然这样，我还需要去考虑换家庭的事情吗?
这些事情虽然过去了，不过说起这段往事，我依然会非常伤感。人生总是有很多伤感的事情，任你怎么努力都不能忘掉。
对于我来说，真正的幸福不在家庭，而在事业，绝对不可以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事业。另外，我觉得男女之间还是要有真感情，像我和妻子，虽然我们很少有时间交流感情，可是一起经历过多少事情啊。在我被人家追债追到连房子都要卖掉的时候，她信任我，跟着我；在我发达了后，她也不管我，不势利――你有多少钱，怎么花我不管，反正我相信你。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想到她嫁给我时是那样一个纯朴的少女，这么多年都始终如一地听从我的安排，我就觉得有义务尽好自己的责任。所以我的所有财产，我的公司都在她名下，我要让她觉得安心，觉得这辈子有依靠。这种从年轻到白发、中间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连在一起的、血脉相连的感情，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
注：作者系福耀集团董事长
(摘自《商界》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