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一八九四――一九三九)是二十世纪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一九九四年九月二日是他的一百岁冥诞。他出生于奥匈双元帝国东部边境加里西亚地方(Galizien，包括现在波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共和国西南部)的一个叫布洛地(Brody，在乌克兰)的偏僻小镇。父母均为犹太人。当时居住在加里西亚地方的，主要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还混杂以犹太人、奥地利人、从德国南方移民过来的德国人等多种多样的族群，大约共有八百万人口。街头巷尾讲的话都是波兰语、俄语、伊里利亚语(中古德语加入希伯来语和波兰语的一种方言)。奥地利德语虽是官定国语，但以之为母语的居民仅属少数，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布洛地曾经因为是连结从西伯利亚、高加索到西方的克拉考、莱比锡等地贸易的中途站，一度繁荣过。但一八八○年以后由于自由贸易的特权被废，很快就没落下来，变成像罗特在他的随笔《流浪的犹太人》(Juden auf Wanderschaft，一九二七)里所描写的那样贫穷的犹太人城镇，走私、族群间的争端、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不断。
一如犹太人的超国家特性，罗特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第一次大战爆发，他便和以后以波兰的表现派诗人成名的约瑟夫・威特林(一八九六――一九七六)一起志愿从军，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入第二十一狙击大队报导班，被派到东部战线是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一九一八年底曾一度返维也纳，但随即又到加里西亚去探望母亲。由于怕被新爆发的乌克兰、匈牙利内战卷入而被征召，绕道回到维也纳。当时的体验都写在小说《不断的逃亡》(一九二七)里。
大战后，罗特在维也纳与波尔加(A.Polgar)和基希(E.E. Kisch)等从事新闻工作。这个时期的他属于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左派。跟他以后宣扬崩溃了的多民族国家多瑙河帝国是活在超国家精神中的犹太人的真正的故乡这一君主主义主张对比，人们称这一时期的罗特为“红色的罗特”。但他又于一九二0年六月转移到新兴的世界都市柏林，以一个新进的随笔家和专栏作家活跃在黄金的二十年代的世界舞台上。一九二三年当了著名的《法兰克福报》的特派员遍历欧洲各地。从革命后不久的苏联，从新独立的波兰，以及从欧洲各大国际都市寄回用德语写的生动新鲜、美丽耐读、散发着感伤情怀的纪行文，大大地提高了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名声。
在接触到苏联的现实以前，罗特是一个把欧洲精神的新生寄望于革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但一与苏联的现实接触，他失望了，发出“俄罗斯将走向美利坚”这一名句，逐渐淡化参与政治的心情，愈益增强他对崩溃了的祖国多瑙河帝国的乡愁情怀。
他在奔波于欧洲各地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又在旅途的旅馆里或咖啡馆里从事小说的创作。《蜘蛛的巢穴》(Das Spinnennetz，一九二三)通过秘密结社的内幕描写了纳粹抬头的秘密。《萨伏伊旅馆》(Hotel Savoy，一九二四)形像地描述了抱着对西欧社会的憧憬但终于在边境地区腐烂下去的东部犹太人的悲哀。《不断的逃亡》(Fluchr ohne Ende，一九二七)描写了摇摆于东欧与西欧的一个战争复员者的典型。在东欧，由于意识形态至上，人变成了革命的工具；在西欧，上流社会的颓废，显然无可救药。作者以后的命运似乎在这一小说中已被预见到，因之它与《拉得茨基进行曲》(Radetzky Marsch，一九三二)一起成为跟作者的名字分不开的代表作。《椎帕与他的父亲》(Zipper und sein Vater，一九二八)刻画了大战后“失落了的一代”的实情。《约伯――一个平凡的人故事》描写了住在加里西亚僻村的一个虔信的犹太人教师一家的苛酷命运，提出了酷像世界性名指挥班斯旦一家的艺术家移民问题。
他以犹太人特有的本能早就嗅到纳粹主义的野兽性，所以希特勒一上台便离开柏林，开始流亡。流亡期间，跟当时的进步作家S.茨威格、E.E.基施等过从甚密，与茨威格还长期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关系。出乎对纳粹德国的憎恨和对欧洲将来的绝望，他认定，走到这样的野兽性是近代欧洲历史的时代错误。只有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统治下的多瑙河帝国才能实现多民族共存，是超国家的犹太人以及真的欧洲人的理想王国。对他来说，奥地利具有超国家的性质，是象征精神上的贵族的国度，是与卑俗的民族主义的普鲁士德国因此也当然与纳粹德国截然对立的。
罗特的一生和作品贯串着对祖国奥匈帝国的无限怀念和对否定这个多民族国家、破坏泛欧文化的狂热民族主义的强烈愤怒。正如他的祖国前辈作家格里尔帕扎(F.Grillparzer1791―1872)所一语道破：近代欧洲历史是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走到野兽性”的道路。而正走到最后阶段时，他正好作为出生在东部边区的犹太人，不得不体验到第一次大战、祖国的崩溃、纳粹的抬头以及疯狂的蛮行，导致他的作品贯串这个特征。由于受古老奥地利的精神和文化的薰陶，他热爱并追慕奥匈帝国，这跟他对故乡和犹太文化的眷念一道，构成了他终生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因此他既被称为古老奥地利诗人，又被称为东部边区犹太民族的诗人。
说到这里，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在一九九四年九月罗特百岁冥诞前后，出现了空前的纪念罗特热潮(不仅发表纪念文章，重印罗特作品，还拍了好几部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此时此刻纪念罗特，还只是由于他的文笔优秀，更在于当前时势使然的罗特的时代和政治意义。
一九九○――一九九一年以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相继不复存在。除了奥地利共和国弹丸之地以外的广大的前多瑙河帝国大多国家和民族纷纷宣布放弃原有制度而向往西欧，一时多瑙河帝国文化圈又被提了出来。经历了从哈布斯堡王朝帝国的崩溃、各民族国家的独立、纳粹的暴力等漫长而痛苦的时代后，东欧各国各族人们开始以新的观点回顾起当时的多瑙河帝国来。
在多瑙河帝国里，以维也纳为中心，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考(波兰)、列姆堡(乌克兰)、克劳森堡(罗马尼亚)、雷巴哈(南斯拉夫)、托里亚斯特(意大利)等一系列都市曾组成一个网状系统。在这一个系统中，几百年来相异的文化不断地接解与交流。现在，这些都市的大部分，是德国城市又不像是德国的，是斯拉夫城市又不像是斯拉夫的，是拉丁城市却又不像是拉丁的，还不如把它们统统叫做德意志―马扎儿―斯拉夫―拉丁―犹太式城市恰当些。这样形成的万国城市是典型的中欧式城市。中欧(Mittel-Europa)不同于中央欧洲(Zentral-Europa)，是几百年历史过程(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产物，也非若东欧(Ost-Europa)是东西对抗中硬被一方划进去的。十九世纪正是中欧式文化的顶峰灿烂时期。东西欧分离后，在多瑙河帝国网络中形成的共同文化生活，在东欧大多被打上“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或“民族主义的”烙印被一一否定。但在事实上，“中欧”没有消失，一直还活在人们的心中。
现在，这些前多瑙河帝国统治下的民族和国家除了在市场经济方面面向西欧外，文化上似又在寄望于“中欧”的复活了。这是他们的历史眷念。在哈布斯堡帝国时代，就已有由多瑙河各国成立联邦――“多瑙河联邦”之梦，就是想把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独立国家重编为联邦的构想。自从帕拉茨基(Frantiek Palack，一七九八――一八七六)以来就不断有不少“中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热衷于实现这个构想。帝国崩溃后，这一构想又一再地被以各种形式提了出来，一直到今天。“中欧”一词所含的精神深层面，是不容忽视的。
约瑟夫・罗特既没有妻室儿女，也没有家庭。他带着一小提箱，把削尖了的一打铅笔和三、四十张纸张插进并没什么出色的灰色大衣的口袋里，像游牧民那样，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流浪下去。他写下了意味超群的小说，见证了多民族国家奥地利的崩溃，度过了纳粹的疯狂年代，然后死了。
然而他的死并不像他的作品《伪造的秤砣》里的度量衡检验官艾本修茨的死那样，“大家都说，连一只鸡也没因他的死去而伤心衷叫。”他死去了一百年，他的作品和理念又在中欧大放光芒。
那么，“中欧”――究竟是历史还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