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凌晨一点五十分，“泰坦尼克号”的前甲板进水，船长史密斯走进电报房，让两位报务员停止发送求救电报各自逃生。这时船上的人们已像老鼠一样四处寻找生路，有几位船员听到船长对他们喊：“要像个英国小伙子！要像个英国人！”(BeBritish boys! Be British!)人们一直认为这是船长最后的遗言。
这一“British”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在早年的一篇散文中，引述过十六世纪法国作家德拉朴脱的定义：“皮肤白的；骄傲的，与法国为敌的、善射的，不肯服从的(muffins)、有尾巴的(couse)、好战的(belliquex)、高亢的，脸色红的、躁怒的(furieux)、勇敢的(hardis)、胆大的(audacieux)。”后两项大概就是史密斯船长言中所指。
“泰坦尼克号”是在英国造的，挂的是英国国旗，所有船员都是英国人，又是从英国启程走向不归之路的。史密斯船长把自己关在驾驶室里殉船，总设计师安德鲁也与船偕亡，他们自然成了英国的“人杰”，尤其是船长，被作家阿修・多勒称为“新时代的纳尔逊上将”，他的青铜像也在英格兰老家立起，有铭文说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已成父老乡亲之楷模云云。加上船撞冰山后下放救生艇时，船长特别强调的“妇孺先上”的原则，史密斯船长成了英国绅士最完美的样板。沉船后报章对他的溢美之辞简直有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味道。英美报章都大肆渲染英国绅士们如何镇静自若，如何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孺、把死亡单独留给自己等等。当然，有正必有反，有无畏的绅士，也有偷生乃至逃生的懦夫。有男人裹上女人的披肩溜上救生船，也有男人们拼老命往救生船上冲，船员只好对空鸣枪警告。有报纸说那个头裹披肩的男子是个意大利人时，意大利驻美使馆马上提出抗议，说是诬陷。更有英国报纸说，在逃生人群中“尤以中国人和日本人最起劲”。日本政府立即提出强烈的抗议，而刚粉墨登场的袁世凯民国政府大概没听到，没什么反应，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总共只有十来个中国人，他们无一生还，因为他们都住三层舱或统铺。
英国人难道个个都是绅士吗？在沉船一周后举行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幸存的报务员布莱特证实，在船长让他逃生前二十分钟，就有一个船员冲进报务房，抢夺他的救生衣，被他和同伴揍了一顿。此言传出，英国舆论一片哗然，翩翩绅士风度被戳开了一个大窟窿，因为所有的船员都是英国人。一个英国绅士冲进报务房，抢夺正在发SOS的报务员身上的救生衣，为一件救生衣几个人在小小的报务房里扭作一团厮打起来，这就是所谓的“Be British”!当时的报纸沉默一段时间后，终于出来说话了：“这个船员的确是英国人，但是一个黑人。”
看来，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有人类的才智、傲慢、虚荣……更有种族的偏见和歧视。而后一点，恰恰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在后来几乎所有的“泰坦尼克号”影视片中，从最早的《劫后余生记》到五十年代黑白电影《冰海沉船》直至今日卡梅隆火爆全球的大片，人们都在宣扬危难之中的人性表现，人们都在谈论头等舱与三等舱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少注意到在这艘号称“不沉的梦幻之舟”上，在等级观念以外，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东西方民族间种族偏见。在历史上的“泰坦尼克号”上，不全只是人性，还有民族性。“泰坦尼克号”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说来真吓一跳，最早认识到泰坦尼克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是戈培尔。这个纳粹恶魔的嗅觉比谁都灵敏。在二战中，为了对付丘吉尔“眼泪与血”的演讲，戈培尔想起三十年前沉没的巨轮，这艘“上帝也沉不了”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轮船，是“日不落帝国”绝妙的象征。戈培尔下令拍摄《泰坦尼克号》，视之为打击大英帝国民心士气的“电影飞弹”。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完成。影片讲述英国船主伊斯麦图谋在首航中让巨轮沉没，然后向保险公司套赔巨额保险金，为此不惜以贿赂的手段让船长改变航线，往冰山区海域行进。船撞上冰山后，船上最镇静、最有绅士风度的是德国人，不择手段逃生的是英国人。历史上的大副姆杜克(W.Murdoch)已变成了德国人(大概他的名字发音像德国人)，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组织救援，最后又在听证会上揭露船主和船长的阴谋。二战以后，这部影片遭到英国的猛烈抨击，在西德是明令禁演的，但在苏联控制的东德照映不误。丘吉尔放下的“铁幕”上映出的竟然是戈培尔当年专门与他作对的电影飞弹，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泰坦尼克号大写真》齐星编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沃尔特・劳德著，黄文范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