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滹沱河畔的这座百年老宅里，慢慢走到它的高处，可以看到四处没有遮挡的田园和土坡，内心和视觉一样，超乎寻常地平静。色调极其简单――灰色、黄色、土色、黑色，相互应和、交接。田野里还遗留着许多被风雪摧折的高粱秆子，干枯地戳在地上，它们的果实已在秋日里被主人摘走酿酒去了，而这些杆子主人已经遗忘，待来日沉入黄土之下，风化成肥料。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植物在终结的时候，和土色是如此地相似，相互包容，最后化解为土地的一部分。田野边成排的树木，仍然沉浸在冬日般的冷漠里，枝条嶙峋充满骨感。每一棵树的外在长势、内在结构，都让目光一览无余地穿透，从它们的骨架里缝隙中看到辽远的暮霭淡淡而起。山坡上不同人家的羊群，如果在秀色的江南，都是一团团雪白的云朵。现在，一只只都是风雨欲来时的昏暗色，行走起来浓云移动。它们与山坡上剔去华姿的干草那么接近，以至于视力不济者，根本分辨不出这些干草上行走的生命。它们的叫声都拖着一道涩感，像是喉咙里沾满了粉尘，使悦耳的程度大大地减弱。山坡旁有一些窑洞。窑洞，这种节省原材料的住宅，我一直以为最接近先民的居住理想，简便朴实，上下皆土，人在其中。没有哪一个人于窑洞中感到不踏实。雨水的稀少，土质的坚硬，注定是经得起时光的研磨。与窑洞本质相似的审美眼光，使居住其中的人也不那么着意修饰，只是在两只窗户的玻璃上贴上粗线条刻画的两幅剪纸。红色粗犷――我这么称呼道。
由于干燥，风一起就成了灰尘的天下，使这座老宅的任何一个房间，无论如何紧闭，都难以抵挡细微尘粉的进入。人们在琢磨一个曾叱咤风云的人物时，蜡像的出现缩短了凭空想象的距离。蜡像的姿态、容貌都为了某一个历史的片段来塑造，他和身边同样是蜡像的人物在商讨某一个大事。此时都很年轻，锐气十足，各自眉宇间的神色，泄露了心机的复杂。蜡像的时间久了，肩上、头上盛满了尘粉，连高挺的鼻梁也不能免。蜡像无法自己掸去，工作人员在宅院里走动，更想不到有掸尘的义务。往事在灰尘里变得十分自然，绝不会像电影导演那样，为了取得效果人为作用。不过，有多少人在意曾经的是是非非呢？这似乎是专家们才肯下气力的事，辩说无休。我留意老宅内的一个地道，最初的长度是十里，可以通到山里，也可以通到车站。它的功能就是抵御，或者逃逸。挖一条地道并不会是太难的事，可是能花时日花钱财挖凿者，决不会是一般人家。人是生活在地面上的，要见到明媚的阳光，想在家中挖一条地道的，一定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是需要通过它来回避危险消解灾难。事实也多次表明，从明快的地面遁入地下，追踪者弄不清前边那个奔命的人为何瞬间消失。那个逃跑的人穿过漆黑的道路向前，直到尽头出现光亮。时光落下了太多的泥屑，塞住了十里长的地道的许多段落。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在我探头时，有一股沉闷之气飘了出来，它的功能因为久不使用而废弃了。人对于阳光的需要是久远的，在阳光的照耀下，远离地洞心态正常地舒展着。
在春日里，见不到可以称为翠绿、嫣红的色调，对于南方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红绿之色原本是土地上植物最常见的颜色，在这儿成了奢侈。正因为如此，我目击时不乐意的一些情调也因此不见了，诸如花俏、轻薄、妖冶、艳丽，都随着此时的地气不在我的视野之内。当南方的油菜花使傍晚的帷幕迟迟不能落下时，我在这里对质朴有了一种沉浸的安然――所有的颜色都离土地相距未远，连同人的穿着、食物、举止、用具，都相似相融，没有那种突兀而起的浮艳。人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天色迷蒙、地气浑沌，习惯了一阵风扬起尘泥的节奏。他们的很多木门木窗，干裂的缝隙像孩子的嘴一般地张开，再有洁癖的人，时日久了，洁癖也要减弱许多，逐渐接受尘土的依附。在这些天里，我吃不上一碗白米粥――乡土的不同，从一碗粥上可以一目了然。水稻，这种比较娇贵的植物，它是与水的富足不可分的，水汪汪的江南，是水稻的温柔之乡。麦子则不同，各种形态不同的麦子，撒落在薄薄的土层里，很少的雨水，或者只是地气中的一点潮气，它也就发芽长叶。如果运气不错，有一些吝啬的雨点落下，那么秋日就可以言说丰稔了。更多的时节没有雨，使生长备受艰难，但到终了，还是能多少有些交代――每一株植物都会在秋日奉上或多或少的果实。人往往对于满坡庄稼的干渴无可奈何，从而对天的仰视中更多了一些祈求和敬畏。
说到滹沱河，想到河两岸的寻常生活，认为临水生活必有灵性机巧。如果是滋润的南方，大抵会被认同。现在我想说这条河，用拙来形容会贴切一些。由于它的位置，使我把它和我曾经熟悉的几条河作一点对比。河岸边的色调是不可忽视的，许多河岸的柳色已经舒展，优雅地垂落下来，开始了延伸的旅程，随着以后越发上升的温度，会惊人地铺张开来，染绿一条河水。谁也不会想到，还有这么多沉睡者，从去年深秋脱去最后一片饰品之后，就一直不见醒来，保持着一种与时节无干的缄默，没有层次，也没有色阶，被称为春季的几个节气，只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挂在墙上。曾经有许多土地成了楼盘和厂房，再也看不到土层的色调，也再称不上是土地了。只有这些依旧适宜耕作种植的农田，继续被一锄一锄地翻动着、捣碎着，和百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土地这种魔幻般的功能，正被一贯持有笃实心态者，以笃实的动作，推动着日子实在地过下去。
在老宅内外看到一些已被春风掀起来的春联，还有一些为游人提供方便的文字，都是用毛笔蘸饱了墨下气力书写而成。落笔很沉很慢，提笔又很少，使得每一个字都如一块沉沉土疙瘩，尚未酥松。多看了一些，我还是将此归结为风土所致，记得《汉志》上说：“民性有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风很硬，地贫瘠，水很少，石头又多，春夏短秋冬长，凡此种种，让人渐渐敦厚朴实，连同动作也过于实在，多钝拙少空灵，像极了下锄的样式，生活的态度明显地渗透在字里行间，压住了那些花俏妩媚和虚浮轻飘。有人倚在春联的门框边，看尘土飞扬中的来往异乡人，或者坐在春联下的板凳上，让春阳照拂在肩上身上。这是我比较少见的，倚门而站立而安坐，有些无动于衷的态度，表情很不明朗。可以依此判断出生存的基调――总是平平。既无大起也无大落，年年相似，既绝了不切实际的奢念，也淡去悲伤、失望。这大概也暗合了苏东坡的《定风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安心于现状，不多思多虑，也算得上过日子的常道常情。
又一阵风裹着尘土迎面而来，在低着头眯着眼躲闪的瞬间，我想到了“尘世”这个词，真是太形象了。时光像风一样去了又来头尾相衔，许多尘土被卷着扬起，在这里，或者那里，满世界飞舞，没有谁可以在尘世之外。
在晋西北的土地上走动，仲春二月就要过去了。
住在太行山下的这个度假村里，已经是暮春之初了。植物的叶片刚刚探出头来，像极了蜷缩的婴孩，未曾舒展。本地的朋友说今年的春日来得特别迟，看起来还是冬日的清寒，度假村中也就人迹萧然。穿过稀疏的植物枝条，眼帘里充满了坚硬的石头，大小不一布阵有别，那些从石头夹缝中挣脱而出的草木，流露出艰辛和韧性。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石头聚集于此，形成一座险峻之山，形成一条峭拔的山脉，这显然是难以说明的。而这些石头构造的奇姿异态，像极了大自然这支巨手醉心于自己的繁杂设计，没有哪一方是相同的，没有哪一方可以改变自己的方位――除非，大自然的情绪再一次地宣泄，再一次改变原有的秩序。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是，它们都是久远时光的产物，没有人见到它们初生的过程。石头如此之多，水分如此之少，地气就相当坚硬，人气也相对就软弱和沉寂。夜晚到来时，挤压感渐渐涌来，似乎四周的石头都竖立起来。没有声响，毋须移动，都感觉到威严、猛厉和野犷，在黝黑的山野中延伸弥漫。这个度假村在草创阶段显然花费了不少气力，在巨石丛中开辟乐园。尽管周遭栽种了各种花木，但是这个时节，敏感的人还是会有所察觉，坚硬仍然是这里的主调。
对于坚硬之物我并不投以喜爱。由于坚硬而结成的僵化、锐利、冰冷，都是如影随形的。无论是视觉还是触觉，都缺乏温度和相应的柔和。我在青年时期最不济的日子里，就是与石头交往。在深山里，有实践经验的中年人将炸药填入打出来的炮眼里，然后爆破，化为大小不等的石块。我们在腰间扎破麻袋一条，来回地将石头抱入怀中，一步一挪扔到卡车上，运到草创中的土地，再一块块卸下。炸开的石块，纹路新鲜，棱角如锋刃锐利，揣在怀中，人被锐利磨损着，如同怀冰。没有一方石头有优美的曲线，在严酷的冬日里，为此更加寒彻肌髓。人的感觉逐渐硬气，动作果断，出声大了起来，有时还使些脾性――一个人处在乱石堆中，可以猜度他的生活也是逐渐坚硬，许多柔美情调早已丧失。如果不是应和石头的坚硬，日子真是难以继续。太多的石块被我们怀抱着，上车，下车，石头与石头撞击时发出沉闷的声响，迸溅出火星，时光的胃口难以消化它们。我坐在石头堆上胡思乱想，是什么使亿兆尘埃，凝结成了坚硬和冰冷之物，风吹不动，水淹不化，草木不生其中，岁月难改容颜。在外公外婆的坟地背后，有一方巨石，每年清明我都会在上边休息片刻，它总是持有丝纹不动的自尊与庄重，我从未见过它有什么细微之变，而年年来扫墓的人们，渐渐都沧桑上脸，有的终归走不动了。如果没有人动它，永远是这方幽静之地的一个坚定的标志，我们无法与之同行。
太行山要比我家乡的任何一座山都响亮。首知太行，是从愚公移山这则寓言里，接下来是学了一首《我们在太行山上》，我觉得它们的旨意并无多大分歧，都与生存有关，为个人家族的生存，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在石头丛林中鏖战。但要言说具体，我则要首推山腰的红旗渠。这是我少年时熟悉不过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现在，尽管已经日渐淡去，可是到太行山，如果没有提到它，想绕过它，显然是徒劳。它深陷于旧日的时光中，深陷于人的柔韧和石头的坚硬中。水无声地流过三月的静谧，有多少秘密已经无从细究了呢？对于这场人与石头的较量，我向来认为是不应该与政治意义混为一谈的，它和愚公一样，无非是人的生存本能的渴求、抗争的苦涩果实。中央无暇顾及这么一个小县，只能依靠自己，用柔韧的身躯、原始的手段应对这些巨大的石头。很无奈，只能如此。纯乎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动因简单不过。石头越来越硬，棱角间都是不可侵犯的兀傲，带着各自的体积、色调、硬度，难以驯服。如果日子过得下去，谁也不会兴师动众，势必在山腰凿出一条石渠。一般地说，人是不愿与石头过不去的，这么大的工程，足以把一位少女变成一位少妇，她最曼妙的时光，都在叮叮当当的敲凿声中度过了。我是读文科的，素来对数字没有什么感觉，这次我还是掏出纸笔，记了下来。为了引水到县、到村子里，三十万人花了十年时间，硬是用手工削平山头一千二百五十座，穿透隧洞二百一十一个，架设渡槽一百五十二座，渠长三千里。悬崖怪石上死了多少人，我还未来得及弄清楚。实在的生存到了本能所能忍受的极限，一是颓废衰亡，一是迸发出超强的能量。在这些数字前，我的心像风琴的琴盖自然开启：重新安排石头系列，这需要多么昂贵的代价，肯定是处于忍无可忍的境地，唯有以柔韧搏坚硬才能解脱。许多看来很困难的不可实现的事，最终还是如愿了。这条以红旗命名的渠道，高高地搁置在我们的记忆之上，慢慢被时尚的繁华喧嚣淹没了。那沿着渠道不同走向奔赴这个县四面八方的流水，充满了独到的音符和节奏。应该更正的是，印象中的林县已经改为林州了，林县成了往昔的符号，这条让人目击时惊心的渠道，与我们保持了距离和孤独。
现在，说起来，听起来，恍如神话。
在这方硬朗的土地上，先是出土了甲骨文，然后是青铜器，再下来是汉画像、北朝碑刻，都是在坚硬物体上下手。龟甲兽骨版面小，青铜又造价不菲，非一般人可以运用，惟有石头，作为寄托人的心思，再经济不过了。倘若是摩崖，足以让一个激情满腔的书手尽泼墨挥毫之兴，然后让刻手，很朴素、原始地执凿子、握铁锤，入石三分。据我所知，第一次灭佛运动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第二次则发生在周武帝建德三年，焚烧佛经坑杀僧侣，一时灭顶。还是有那么一些人，冒死而弘佛法，在石上凿刻佛经佛号。在鼎盛期，可以想见整个山野都是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锤下去，只出现一个小白点，千百下敲击，痕迹就浮现出来了。人生苦短，总是有许多未了需要寄托，这就有赖于坚硬的物质――似乎没有更为经济、可靠之物可以承担。有时我读一方保养得周到的石碑，字迹宛如新制，点画清晰边缘挺括，仿佛这个世界才刚开始，谁也不信是千年之外的产品。可是真要读懂，还得放回当时那个话语环境中，用当时的方式、步骤敲开它的外壳，获取玄机。要不，真要闹出笑话。那些露天的痕迹直接泄露了时光的秘密，与雨露霜风同在，留下一堆疑团，没有头绪。石头堆积的地方，尤其是石头质量优秀的地方，宽阔平整，细密坦陈，过往文士骚客留痕的热情就越旺盛。每个人都有意借助坚硬来传达什么――这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话题，它是面向往生的。
当代人已经不惧怕石头的坚硬和冰冷了，对付坚硬的有效手段越来越多，那些带着强大动力的机械、刀斧，带着呼啸，很快就进入石块的内部，或者像切豆腐那么轻巧地化整体成为厚薄如一，或者厚薄各异的片段。不过，我还是喜欢手工的敲凿，很温和委婉地接近，韵味在敲凿声中悄然深浓起来了。
有三五只长尾巴的鹳在山头绕着圈子，远了又近，近了又远，从容委婉。只有待到初夏，花木真正苏醒伸展了，敷衍开来，绿意流荡，这时，整条太行山脉走到了它最为生动的时段――我们所说的外柔内刚，就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孙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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