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被需要”与“被排除”
【摘 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西方女性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是后殖民思潮的主要代表，她的《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历史》从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四个层面，通过读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文本，重读西方经典文学，探寻印度历史和检验后现代这一概念，将后殖民理论引入全球化批判。其中，关于康德中心文本的考察主要在于探讨第三世界女性是如何“被需要”与“被排除”的，这对于当下中国女性的后殖民语境无疑具有重要反思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斯皮瓦克；后殖民；本土提供信息者
作为一位解构主义大师，斯皮瓦克运用她强大的解构武器为其后殖民批判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上的支撑点，在《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历史》中，她从西方传统哲学根基、西方文学经典、寡妇殉葬的历史和纺织品文化四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普世主义进行了批判。在章节“哲学”中，斯皮瓦克选取了三位公认的西方哲学先驱：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她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欧洲话语和帝国主义公理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但西方哲学中心文本仍然扮演着话语主流的角色，通过阅读他们的中心文本可以考察欧洲话语是如何在后殖民时代继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里主要探讨斯皮瓦克对康德中心文本的考察，思考斯皮瓦克所谓的“康德是如何将土著排除在外”，以及在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女性是如何既被需要又被排除在外的。
一、“本土提供信息者”与“排除在外”
在斯皮瓦克对康德文本的解读中，一个被提起多次的词语就是“本土提供信息者”（Native Informant）。在斯皮瓦克看来，本土提供信息者就是第三世界中即被需要又被排除在外的当地人民。她举例道：“因为北方看起来继续在“援助”南方——以前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开化’了新世界，所以南方对北方的关键帮助（以维持北方耗竭资源的生活方式）被永远排除在外。我这本书认为，如今被排除在外的本土提供信息者的类型，就是南方最贫穷的妇女。”[1]在她看来，北方（第一世界）以不同的方式“援助”着南方（第三世界），使得第三世界得到文明的“开化”，而南方以耗竭资源的方式为北方提供赖以生存的关键帮助，如石油、树木等自然资源的损耗却因为这种“文明教化”被忽视。事实上，这是一种殖民文明教化的伪装，将暴虐的殖民行为伪装成温和的经济文化协助，看上去是“扶持”、“开化”，实际上却是一种温柔和煦的文化殖民。
二、“原始人”与崇高
康德认为“道德理念的发展，我们经过文化教养的准备而称为崇高的东西，对于粗人来说就会是纯粹的恐怖。”[2] “粗人”（a raw man）指的就是原始人，通常被译为“未受教育的”。斯皮瓦克指出，在康德的著述中“未受教育的”专指儿童和穷人，“本性上未受教育的”则指女人。未受过教育的原始人在康德的论述体系中是被排除在外的，因而康德理论中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并不是指的全人类，而是指仅受过教育有文化的欧洲男性。斯皮瓦克认为，在康德的哲学体系里，原始人（本土提供信息者）由于未受过教育无法形成理性意志，从而无法获得主体性，无法“自治”，只能通过“他治”得到教化从而被纳入帝国主义体系中。因此，虽然康德对本土提供信息者的排除在外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将其纳入，也就是说，康德在本质上具有排他性。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的忽略”，表面上看，本土提供信息者似乎被认可，纳入到了康德的哲学体系之中，与欧洲人并无二致，然而事实上土著只有經过被帝国主义话语改造才能被纳入底层，而这种“被认可的忽略”深深地扎根在康德的整个系统中。
斯皮瓦克从原始人与崇高感这一角度切入，再一次指出了康德哲学文本中的后殖民话语，“发现作为自然论点的帝国主义公理显示了文化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事实上，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在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支撑，为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论作辩护，而康德却通过转喻与替换将此叙事为一种神圣的文化传播使命，这正是斯皮瓦克致力于从康德高深修辞与比喻中所揭露的现实。这被我们所忽略的哲学根基又恰巧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支撑点，斯皮瓦克着力揭示出，女性主义就是这样一步步与帝国主义公理相共谋，在第三世界建立后殖民系统的。
三、反思当代文化霸权与女权主义
通过对解构主义理论的深刻女性主义视角考察和边缘政治的敏感思考，斯皮瓦克将西方文论界的目光吸引至全球化时期的第三世界。她将焦点锁定在第三世界的贫穷妇女，以此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中心，呼吁人们关注第一世界以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域的妇女状况，反对将西方女性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
近年来，“文化霸权”一词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指出，“文化霸权”试图成为更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渗透进了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反观我们的社会，是否正被这样以巧妙话语形式包裹的外来意识形态所影响？电影、电视、音乐等各种文化载体在悄然不觉中将西方价值观、世界观传输至大众。按照斯皮瓦克的说法，这与帝国主义公理的文化殖民不无二致，将作为本土提供信息者的土著人民排除在外。怎样辨识文化殖民与民族文化，无疑需要更深远的摸索和探讨。
另一个在当代高频出现的词汇“女权主义”同样值得重视。由于社会上此起彼伏的性别歧视与性骚扰事件，“女权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女权主义者期望以众人的力量获得公众重视，实现男女平等。但随着女权主义的持续升温加热，许多声势浩大的女权论战却大有走偏的趋势。一方面是女权主义者严肃认真地科普何为女权何为平等，一方面却是部分人宣扬女性应获得特权，借女权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这部分人被戏称为“中华田园女权”。这些“田园女权”者显然与西方女权主义大有出入，他们既不是斯皮瓦克笔下的南方贫穷妇女，也不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传承者，这些来自于城市、受到高等教育迈入中产阶级的女性是否也如社会阶层底端的农村妇女一样是中国的本土提供信息者呢？如果是，那么激进的田园女权主义者是否是因为数千年来被“排除在外”而发起更猛烈疯狂的抗击以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女高男低的不平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概念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M].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第7页.
[2][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M].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