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曾经结识一位新诗杂志的主编，承蒙厚爱，时时惠寄杂志给我。为了不辜负友人的期待，我总认真拜读，但依然没给我带来欣喜和心动。我问主编，你放在主要位置的长诗，既没节奏感，也没有音韵，我读起来很吃力，它表达的什么意思?优点在哪里？主编想了想，说：“我也读不懂。”
我爱诗。童年时，是从母亲嘴里的童谣而亲近了诗歌。我的故乡在美丽而贫穷的四川大巴山。小时饥饿的时候，母亲就背着我摇晃着，像唱歌似的朗诵：“肚子饿得咕咕叫，温江买米成都淘。都江堰上去挑水，峨眉山上砍柴烧。”这首童谣展现了四川人那份幽默和风趣，让小孩记住了温江、成都、都江堰和峨眉山，但并不知道这四个地方相隔多远，这餐饭何时能煮好。总之，听着母亲的童谣，转移了注意力，也就暂时忘记了饥饿。像这样的童谣和小诗，很多是在不经意之间记住的，几十年记忆犹新，可见一首好诗给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我8岁告别大巴山，到重庆读小学。在我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新诗在中国非常火红，各种报纸、刊物上都辟有诗歌专栏。我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墙报上，几乎一半内容是同学们写的新诗。年轻人读诗写诗成风，一些诗人的名字家喻户晓：艾青、田间、公刘、闻捷、顾工(朦胧诗人顾城的父亲)、郭小川、贺敬之，还有我们四川的雁翼、梁上泉等等，我可以数出几十个到一百个响亮的名字来。我读过他们的诗，有的还能背诵，他们的诗阳光，健康，易于诵读，语言清新活泼。虽然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但新诗中仍有不少优秀之作。
在那样的氛围下，我是千百万个新诗爱好者之一。记得当年对新诗发展方向的讨论，毛泽东主张“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毛泽东不写新诗，他的主张很可能是听取了当年新诗人们的意见总结出来的，因为艾青、臧克家等诗人都有相同的主张。鲁迅也不写新诗，但他主张新诗要押韵，读起来上口，句子不要太长。他认为诗有两种形式，一种适合眼睛阅读的，还有一种可以朗读的，他主张以后一种为好。
18岁之前，我爱读诗，但不写诗。从诗经楚辞到唐宋诗词，当代新诗及国外诗歌，我都喜欢。一首好诗，读罢心畅神驰，令人手舞足蹈，那份快乐不可以言喻。
正是有了大量阅读的经历，18岁那年，我的新诗处女作《华蓥山寄语》四首近90行在故乡的《重庆日报》发表，这对于我是多么大的鼓舞，产生了当一个诗人的愿望。那是个极“左”的年代，我这个天真的愿望也遭到批评。我的前辈警告我，当诗人危险，会犯路线错误，一辈子都完了。于是我选择了学书法。
学书法也没老师指点。我是根据学新诗的方法来练书法的。我通过学古体诗练习写新诗，通过临习古代法帖而学习硬笔书法。我认为任何一门艺术的创新，对传统的学习与继承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我用各种硬笔和毛笔，临写过众多历代名家法帖，从而形成自己个性鲜明的特色。自1980年第一本小书《谈谈学写钢笔字》出版30余年来，我的字帖一直畅销不衰。我以为这是广大读者对我艺术实践和艺术观点的认同，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值得庆幸的是，我青少年时代对诗歌的痴迷，为我此后的硬笔书法增添了浓浓色彩。我从第一本钢笔字帖开始，就将自己的诗文、随想、技法用手写体的形式，组织编排在字帖中，让读者感到十分亲切。此后，我出版的“诗集”，甚至一些文章，都是用手书代替了铅字排版，因为手写体最具个性，带给读者的是亲切和快乐。
我是个孤独的自学者。我不断思考着也苦恼着，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曾有过困惑与疑虑。我看见有些书法作品，无论其线条和结体，都远离传统的法则，让人无法欣赏；有一些诗歌，句子长短无序，没有音韵节奏，不符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诗歌的欣赏习惯，读来不知所云。对于书法作品，因多年临帖读帖，所以略知比较和鉴别它们的优劣；对于新诗，我只是个旁观者和爱好者。当年，我曾订阅北京和四川的诗歌杂志，每次阅读，都觉得吃力费猜。它已不能带给我青少年时代读李杜苏辛，甚至读郭小川、贺敬之、雁翼、梁上泉，甚至读外国的莎士比亚、海涅、拜伦和普希金时的快乐和欣喜，也没有像小时候听母亲的童谣那般新鲜。那时候，我心情很沉郁纳闷，我埋怨自己的孤陋寡闻，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改革开放年代，面对当代的新诗人们，我的悟性太差，我读起来太费力了，我显然是落伍了。此后，特别是我们的硬笔书法红红火火的时代，我远离了当代诗歌，再也不订阅新诗刊物了。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告别者不在少数。
中国毕竟是诗的国度，当新诗冷落了人民的时候，旧体诗却火热起来。近年来，我接触一些朋友，才知道民间自发结成许多诗社，以及自创的诗歌刊物，几乎全是写旧体诗，许多青少年也参与其中。
我是读旧诗写新诗，也算是“喜新不厌旧”吧。我私下认为，旧体诗火红的年代应该是属于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新诗则属于艾青、郭小川、贺敬之以及当今少男少女的一代，因为它更能抒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当前诗歌之所以“旧热新冷”，新诗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未能用自己的创作将千百万诗歌爱好者吸引到自己的舞台中来。三年前，我曾经结识一位新诗杂志的主编，承蒙厚爱，时时惠寄杂志给我。为了不辜负友人的期待，我总认真拜读，但依然没给我带来欣喜和心动。我问主编，你放在主要位置的长诗，既没节奏感，也没有音韵，我读起来很吃力，它表达的什么意思?优点在哪里？主编想了想，说：“我也读不懂。”
现在新诗冷落已成定势，主要的是新诗远离了大众。有人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听了让人伤心。究其原因，是诗人们自己造成的，谁叫你把新诗写得如此难读难懂，读起来费力，也就记不住那诗。记不住那诗，也就记不住那写诗的人。诗也记不住，人也记不住，谁还读诗呢?老百姓不管多有钱，也不会掏钱买自己看不懂的诗集。
虽然诗歌刊物上的新诗很费解，但我们从网络和手机短信上，以及流行的歌曲中，却常常见到一些充满睿智、风趣、极富真情的诗句，这也许是新诗希望之所在。
我是外行人，说几句外行话，请大家多批评。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