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母亲，我写过几篇文章了。在我心目中，母亲一直是我的最爱也是我的最欠――欠母亲的最多也最不能还！ 母亲活着，母亲是条河，河水的流淌就是母亲的爱，温暖缠绵，永无止境，每天每天都流过来，流过心头，流向远方，流向彼岸。
母亲不在了，母亲的爱依然像条河，河水流在心里，流在日常的喜怒哀乐里，我的感觉，即便我死了，这条母亲的河，母亲的爱的流水，还会伴着我，伴我在彼岸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母亲早就离开了我们兄弟姐妹。可是我们兄弟姐妹只要遇到一起，没有一回不说起母亲的好，说起母亲的爱。
母亲真的是一条河，一条永不枯竭的河。
人老了，想的事情就多了，慢慢就觉得，其实我同样也欠父亲。我欠父亲的也同样很多很多，同样也是不能还了。
我们这个家，是父亲支撑起来的啊。
父亲是座山。
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写字台下面有一个小木箱，它和我面对面也脚靠脚。
父亲留给我的遗产，现在还在还看得见的，就这一个小木箱了。
小木箱长不过两尺，宽、高均约一尺余。很简陋很平常的那一种。可是我总把他当宝贝，至今还好好地带着跟着。
小木箱陪了我已经四十四年了！
成家又搬家，先后搬了四次，每次都要扔掉一些东西，什么旧床破椅之类，可是，这小木箱我始终都当宝贝似的留着。
毫无疑问，因为年代久远，木箱已经破旧，几经磕磕碰碰，甚至已经斑斑驳驳，油漆的颜色已经紫红而至于发黑了。然而我无论住上多好的房子，也无论会有多么好的家具，这小木箱是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
父亲早已离我而去。可是小木箱还在。睹物思人，久久叹息，不仅有了沧桑感，而且，不知怎么的，我忽然有了一种对父亲的负疚感。
二
我是在抗战最艰难的１９４３年出生的，家在苏北盐城的西乡。乡下全是草房子，只在附近的秦南镇上才看得到瓦屋。秦南镇上也有日本人的炮楼。新四军就在乡下打游击。
这期间，父亲加入了共产党，打鬼子有贡献，做了“永福”乡的指导员。
至今我也难以想像，父亲那样忠厚的老实人，怎么会动刀动枪去杀敌人打鬼子呢？而且还做了领导，当了官！
妈妈先是带着姐姐一个，整日提心吊胆，后来我出生了，妈妈就不让父亲出去，父亲没答应，还是出去打敌人。尽管有时也很后怕，可是一有“情况”，还是说走就走了。
不久父亲“高升”，要调他到区里去工作。这一回，妈妈怎么也不答应了。因为乡政府在“汉张”，离我们家不远。区政府在“楼王”，从汉张过去还要走一个小时，离家这么远，妈妈怎么照应一个家？何况敌强我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就有一个名叫“杨学富”的，被日本鬼子剐了挂在风车上“示众”（后来，我所在的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直沿用至今），妈妈害怕了，死活不让父亲走，父亲一动身妈妈就往河码头上跑，父亲以为仅仅是吓唬他，没去拽，哪知母亲真就投了河！母亲不会水，河水已经淹到半身了――妈妈要投河，再看看哭着闹着的姐姐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我，父亲心软了……
父亲不服从上级调动，尽管是往上“升”的调动，这在那样的年月，是很犯忌的，结果，连乡指导员也不让他当了，再后来，慢慢就“脱党”了。
小时候听人说过，要不是你父亲这样（指脱党），现在肯定是“大干部”了，意思是我早就过上好日子了，云云。
也许就是为了向我做个说明或解释吧，记得有一回跟父亲去楼王，路过汉张时，父亲指着小学校的围墙对我说，（抗战时）有天开会，一个民兵迟到了一会，可能是搞“男女关系”去了，来到会场时，话也没说，一枪把他打死了！还有一次，抓了几个汉奸，当天晚上，下命令要他们几个用刀砍（为的是节省子弹），活活的砍，砍的墙上全是血，那个惨叫啊……
说话时，父亲脸上煞白一片！
多年以后，我和渡江南下在昆山工作的一个老干部说起我父亲脱党的事，他说，那个时候杀人就像杀鸡，死人就像死条狗……他意思是说战争如何残酷，你千万要理解你父亲……
父亲脱党后，就缩在家里了，因为日本人还在，三天两日下来“扫荡”，每到这时，父亲就把姐姐和我放在箩筐里，用扁担挑着“跑反”，颠沛流离，艰难度日。
日本人走后，父亲就帮一个姓乐的地主家种田。有时候父亲去兴化装粪，把我也带上。父亲在船尾摇橹，我在船头玩水草看风景。船过急流，船过芦苇荡，鲤鱼会跳到船舱里，雨水会漏到船棚里。风里来雨里去，不知苦也不会乐，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１９４９年以后，乐姓地主被打倒了，可我们作为邻居，还像以前一样来往。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家里有不少书，儿子在外面工作，老先生很少去动它，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到他家去偷书看。开天辟地，我看的第一本小说书就是《列国志演义》，一知半解也会全部啃完，没时间看，就把课桌面的破洞挖大，一边听课一边偷看，看完了再去偷，换一本偷一本，居然从未被发现过。
我真庆幸我父亲的选择，要不，也许我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哪还会读书啊，考大学啊……
三
父亲和母亲在村里都是做好人出了名的。抗战时候，随便什么人出门上路都是要乡政府开“路条”的，否则就可能被怀疑为叛徒、汉奸、坏分子，有些地主富农就出不了门了，因为乡政府是不可能给这些人开路条的。就有人找到妈妈，妈妈见了可怜，往往就偷偷盖了乡政府的图章让他们走。胆小的母亲居然敢做这样的事，真有些不可思议！还有，父亲知道，至多就说几句，也不会责怪什么，同样让我不可思议。
杨家多厚道，不仅勤劳，乐善好施也是出了名的。在我的印象中，叫花子在我们家门口从来不会受到呵斥，也不会空手而去。当时吃饱穿暖的人家极少，叫花子皆为食来啊，不像现在，叫花子大多是假的，那时的叫花子都是真的啊，穷的没办法了没路走了才要饭的啊，所以妈妈是每见必给的，尤其是过年，再穷的时候，家里也会做了米饼，谁个叫花子来了也要给个一块半块。妈妈不在家时，父亲见了叫花子也会一样地给，而且每每叹息，穷人啊，可怜……
其实我们家也是穷人啊！
不过，１９４９年的日子在我们家还算是“翻身”了的，我的童年的记忆就从分“浮财”的那一天开始：偌大的广场上，堆满了地主家的东西，主要就是家具之类吧。我家也在贫下中农之列，所以也分得了柜子和书桌，好像还有一只床。我在广场上看好玩，自己还从地上拣了两个小瓶子什么的带回家玩，好在瓶子是算不上“浮财”的。
父亲没有因为参加共产党打日本鬼子而立功，也没有因为脱党回来养家糊口而获罪，父亲的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我们家不仅分得了“浮财”，还分得了几亩薄田。互助组时，几家人合用一部“八面威风”的大风车，我还在深及胸口的水田里帮父亲拉过犁――当然那也仅仅是搭把力而已，还和妈妈一起踩水车，最开心的是抱住大风车的柱子转……
艰苦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合作化了，又人民公社了，我们家最困难的日子来了。
四
“大跃进”时我读初中，不久便是三年“自然”灾害，分“浮财”时搬回的家具都卖光了！如今回想，那多是红木家具，放到现在算得上是文物了，可是为了活命，也许有几块钱能换几斤米就卖了。妈妈饿的得了浮肿病，可是每天早上，妈妈总是从一锅薄汤粥里撩起几粒米，装在父亲做的铅桶里，再夹几许咸菜，就是我上学的午餐了。晚上还要到学校去跑步，“劳卫制”锻炼啊！
有一年的冬天，我每天要经过的那条横塘河结冰了。摆渡的船被封住，我试着踩到冰河上，只听喳啦啦的脆响！只好绕道，这样就迟到了，哪知数学老师见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脸一沉，罚我站在教室门口，直到下课！下课了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训话――老师那么委屈了我，至今提起还想掉泪，可是我一点也不记恨这位已经不在世的老师，那年那月，老师啊……
其实我后来想想，老师这么对我，可能还另有原因，就是我的学杂费总不能按时交。一年就几块钱吧？我们家也交不起。交不起也要读。而我家惟一的收入就是卖鸡卖蛋吧，还有年终要杀猪，一年的债全在这头猪身上打主意。
可是后来猪也养不活了。人都要饿死，还养猪啊？
“大跃进”越来越“跃”不动了。吃食堂的日子也是最苦的日子。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回我上学前去食堂，父亲不知是自己那一分呢还是从公家那里偷的呢，反正是给了我一个糠饼，那饼啊，米糠做的，吃起来那个香啊，香到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能够回味得清清楚楚！
我还有个大弟弟，名字叫寿柏，父亲的原意是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按顺序叫“松、柏、长、青”，我是老大，他为老二，所以我为“松”，他就叫“柏”。尽管家里非常穷，可是父亲还是让他去念书了，也就一年级或二年级吧，他生了肺结核，很喜欢他的奶奶背着他走来走去，结果还是没能留住。
关于这个弟弟，我长大后从来没有问过父亲和妈妈，伤心的事情谁也不愿意提起。
其实，我姐姐前面还有一个姐姐，生下来时全身粉白，所以就有个小名叫“寿粉”，没几个月就走了。
母亲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因为贫病，两个夭折，只有六个活了下来。
度过那艰难岁月，我才活到了考上大学的一天。
那时候的苏北农村，除了读书，再没有别的出路。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道理，读书也不怎么用功，贪玩，做作业不认真，字也写的难看。好在父母都不识字，只要我成绩好，没有吃鸭蛋（零分），就不说话。中学时，数理化都不行，偏偏喜欢语文。我的一篇作文写的甚至让老师怀疑是抄袭。天晓得！那个土得连图书馆都没有的中学，要抄也找不到抄的书啊！谁知还让我考上了。考完后我把墨水瓶和钢笔都砸了扔了。不识愁滋味的我，就知道大学没有我的份，我是种田的，考过了就回家种田，也不觉得什么苦啊。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入学通知书送到时，我正在茨菰田里薅草。听见姐夫跑过来说这事，我一点也没激动，我涮涮泥手拔出泥腿，慢慢上来走回家。
父亲笑盈盈的，在眼睛里面笑，父亲的笑从来都是不出声的（或者是始终都没有值得他大笑的原因？），他坐在一张矮凳上刨木头，我不知道父亲做什么，也没问。对于我考上大学，我觉得父亲的表情和我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激动得张扬的表情。
可是我很快就知道父亲是在为我打木箱。差不多在同时，母亲就为我钩被子。打木箱是让我放书，钩被子是让我暖和。尽管棉花不是新的，可妈妈还是让人弹松软了再钩的。
父亲会木工，可是他没有拜过师傅，也叫无师自通吧。我们家里那个地方叫做“巧”。做了小木箱又做了个枕头。木箱和枕头都是家门口的楝树做的。我把零用的东西装在木箱里，被子却塞不进，就用草绳捆了背在身上。
小木箱和枕头陪我读完了大学五年。
大学毕业时把枕头丢了，主要是太重，只好丢了。被子已经空空洞洞，太阳下面晒，可见到几十个白花花的斑点。一条席子也带到昆山了。我睡白席，大学五年就这么过来的，可这让村里的贫下中农大为惊讶，他们说，你这样子老婆也找不到的！后来他们就一起把我骗到街上，几乎是强迫着给我剪了六尺平布，又请人用缝纫机踏了缝好了给我铺上才算。
可是我的小木箱他们没注意，因为它总是藏在床底下，记得有一天我发现木箱周围长出了好多竹笋，我就挪了下木箱，哪知木箱下面也有正在往上“顶”的笋尖！
后来从乡下搬到城里，到了机关，再后来从单身到成家，不断地丢一些东西，可是小木箱一直跟着我陪着我。
五
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图书馆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知道了也看到了那么多世界名著。尽管，我的全部生活费一共只有最高助学金的十六块钱，可我把其中的两块零花钱全部用来买书。星期天差不多都是在太平路的旧书店度过的。
我买的书就放在父亲做的小木箱子里。
关于书，有那么一个说起来非常酸楚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我跑回了家。在校的同学觉得无聊，又对读书产生了渺茫，就把宿舍里的书搬出去卖了买酒喝。我辛辛苦苦一分一毛地省下来的钱买的书，都被他们卖了！
等到武斗结束回校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要毕业分配了，同学们即将各奔东西了，谁还计较这些事？
巧的是或者怪的是，我到昆山以后，竟然有一个外文系的同学送来了几本我的书，说是在南京的旧书店买的，见有我的名字，又恰好他也分到了昆山，所以就送上门，物归原主了！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无声地把书放回父亲的小木箱，那种感觉，恍若隔世。
读大学期间，我的奶奶去世了。奶奶信佛念经。奶奶“六七”我回去，家里放焰火，很热闹的。
回家的路程是从南京坐火车到镇江，再坐“邵伯班”轮船，差不多一天一夜才到家。
从家到秦南的轮船码头，要经过一条大河，横塘河与漭水河的交叉口，我过的是“大河”，“大河”要二分钱。有一次回家连过河的钱都没有了！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啊。好在同船回家的同班同学何与陈给了我过河的钱……
穷，但是并不觉得穷就丢人。相反，那时视为“艰苦朴素”，美德。我倒不觉得是美德，我的美德是从不跟家里要钱，因为我清楚，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供”我读书是何等的艰难：父亲不但要服侍长年生病的母亲，还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后来姐姐出门了），而且只要年龄够了就去读书，那是怎样的一座“山”啊！
也为这，暑假我就在学校勤工俭学（现在叫做打工）。夏天回家好像就两次，一次是武斗了，父亲听说，吓的不得了，就发电报说妈妈病了，要我速回。我好不容易逃出南京城，在龙潭同学家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家了。我之所以在同学家住，是因为我知道妈妈没生病，父亲要我回家是担心我在武斗中出事，我也有了借口好离开是非之地。回家也没住几天，就到姐夫那里玩了些日子，知道南京武斗差不多了才回校。
另一次是母亲真病了，住在外婆家里。外婆在“青墩公社头灶大队”，离盐城市区不远。我收到信就从南京赶镇江再坐船赶到了盐城。不知怎么的，到盐城时竟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了。没有汽车也没有轮船。有我也没钱买票。就连夜往青墩跑。正是收麦子的季节，月亮照着麦田也照着孤独的我。我一个人，问路也没有人，见了人也许更害怕，就完全靠自己的模糊的印象摸路，也不知摸到夜里什么时候，我竟然找到了！妈妈在姨娘家，还没有睡，姐妹俩家长里短的说话，见了我，妈妈大吃了一惊：要是遇到坏人……
那时候好像没有坏人。社会治安出奇地好，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点不夸张的。
六
我上大学不久母亲就生病了。本来就贫穷，少了一个劳动力，家境更苦了。所以大学期间我几乎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我也没能接济家里做一点实在的事。父亲从来都是默默地面对命运的，他从来也没有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说过他的艰难。文化大革命我在学校，因为天下大乱，命运多舛，倒是给父亲和母亲平添了许多担忧。
妈妈的病我也说不清，至少是有神经官能症的，那就是听不得一点高声，更怕震动，脾气也变得坏起来。父亲都忍着，从来不会因此而发火，也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同时他还更加辛苦地挣钱。白天没空晚上也要做些木工活，一毛一块地填补家用的不足。有时候夜里母亲心烦，父亲就不可能睡好觉，可是日里照样要承受起一天的重担。农活木工活样样都做，还要喂一头猪。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差不多每年都要养一头猪。那时的猪很难养，一年就养一头，很慢很慢的。养到过年时杀了，自己家能开荤，更多的是能卖几个钱还债啊做事情啊。养猪多是妈妈的活，可是妈妈生病了大多就是父亲做了。父亲的劳累可想而知。
其实父亲的身体也不怎么好。还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吧，为了养家，父亲忙里偷闲做点木工活。一次不小心，锋利的凿子削到了脚骨！拿不出钱去找医生，就划了小划子（放鸭用的，仅可一人坐）去汉张找郎中。去了几次没看好。血流不止伤口不肯愈合。就这么坐在家里看着伤口流血化脓，束手无策的父亲唉声叹气。
一位在尚庄的表叔知道后，来了条小船把父亲接去。他是大队长，认识人也有办法。去了他就请老中医给父亲看脚。没多久就好了。伤口愈合了。尽管留下了后遗症，每到受寒就疼痛不已，但总算是度过一劫，能做生活了。
这件事父亲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父亲冬天怕冷，脚上特别敏感。几十年后我一次回家，姐姐说起这件事，姐姐说表大爷对我们家是有恩的，我当下就决定专程去尚庄看望还健在的表大爷……
大学毕业到昆山工作后，已经是六十岁了的父亲得了病，好像是肺穿孔吧，我回去看拍的片子，明显的一个大黑洞，真是可怕至极。跟父亲去楼王镇上找医生，眼见父亲用面盆吐血，鲜红鲜红的，一摊一摊，我吓得不敢看。医生对姐姐说，回家买点东西给他吃吃罢，意思是不可能好了，只能回家等死。可是姐姐说这怎么行，一定要看，就由村上的我小时候的朋友开了挂机船到盐城看，在经过秦南时，一家人披麻戴孝送葬的船对面开过，姐姐对父亲说，你不要紧了，因为有人“代”你了……
果然，父亲终于过了这一劫，又活了二十年！
现在我明白了，在那样艰难的岁月，父亲背负了怎样的压力，自己受伤了没有钱去看，也不告诉在外读书的儿子，父亲是座沉默的山啊。
七
没办法想像，像父亲这么老实勤苦的人，也有偷东西的时候。
关于“偷”，父亲有两次，一次是真，一次是假。
上世纪的６０年代，父亲被信任地安排到“大队”去做过仓库保管员。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模模糊糊中感觉我被父亲轻轻移到一边，然后床板就被掀了盖（那时的床肚总是兼做仓储的），父亲往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后来我出于好奇，趁大人不在顶开了看，原来竟是稻谷！那肯定不是分的，那一定是父亲利用“职务”之便顺手牵羊偷的……
后来知道，那个年代里，全国饿死了上千万人，在饿死人的年月，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要“彼时彼地”去理解的。
想不到的是在十年以后，７０年代“一打三反”，村里有几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小混混，造谣说我们庄上有个“盗窃团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还诬蔑说，我父亲退党后做了不少坏事。村里一下子就紧张万分，阶级斗争开始升级，庄上有四五个人被关了起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打骂是不希奇的，一个叫根宝的，大冷天让他光腿站在冰水桶里示众！
就这样被关了几十天，大队书记是父亲的侄子，照理说他是知道我父亲的为人的，可是因为气氛太紧张，他也不敢站出来说话，直到后来，一个从解放前过来的人说，父亲从来没做过坏事，父亲的另一个侄子也去“公社”反映，说这几个人不可能偷东西，公社才派人下来调查，这样，莫须有的冤案就撤消了！
必须说明的是，父亲的人品村里人人皆知，所以父亲是最早被放出来的。
还要提一下的是，这件事发生三十五年以后，我回家为父亲“乔迁”，请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吃饭，其中就有当年的制造冤案并动用酷刑的“主角”！
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父亲宽厚，心善，不记仇。
八
１９６８年，终于熬到了我可以给家里寄钱的这一天。
父亲见我有钱寄回家，脸上也有了笑意，而且更多了一份骄傲：儿子有出息了！但是父亲从来没有主动问我开过口。
可是妈妈的病依然没有见好。妈妈生病，父亲就不可能有舒气伸腰的日子。
有一年夏天，妈妈又病重了。我想着怎么回去看妈妈，就找人到医院开了条子，去买了几个西瓜。我抱着西瓜，一直从火车抱上轮船，又从轮船上拎好几里路再过了一条大河带到家里。一路上有多少羡慕的馋得流口水的目光看着我的西瓜啊！
妈妈见了西瓜妈妈笑的脸上有了春风，可是妈妈把西瓜让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分了吃，可是我们都没有真的吃，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小片，其余都留给了妈妈。妈妈也给父亲吃，可是父亲摇摇头说不渴，怎么也不肯吃。
妈妈的病拖了有十来年。十来年父亲要支撑一个贫穷的家和一个重病人。可是父亲默不作声地坚持着，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天天如此，从来没有趴下，从来不出一句怨言，父亲就像一座山，站着立着，风吹雨打，不为所动。
妈妈去世后，兄弟姐妹差不多都成家了，父亲也没什么负担没多少牵挂了。在家寂寞，就在我们兄弟姐妹们之间跑来跑去。当然也到昆山来过几次。每次我都没多少时间陪他，他觉得很寂寞。在家寂寞到了儿子这里还是寂寞。就一个人在外面走，见了苏北口音的老乡，就有说不完的话。
一次我陪父亲去爬山，路上他说，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享福是好！意思是日子好了，吃的穿的玩的都“不得了了”，只是我从父亲的话里面也依稀感觉到，他觉得来日无多，有些凄凉。
也在这次爬山，我给父亲拍了几张照片，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给父亲拍照片。
果然，不很久，父亲生病了。这回是癌症，食道癌。我回去看了也没起什么作用。后来从报纸上看到西安有什么民间偏方，就寄钱去买。父亲吃了还真就好了一阵，可是很快就不起作用了。父亲病危时我再次回去，父亲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可是看出来父亲特别想活，想把病看好，因为事实上父亲才稍微有了几天好日子，省心的日子，怎么就要走了呢？我带父亲到盐城，找当医院院长的中学同学看，他说没什么用了，还是回去买点好的吃吃吧――
可是父亲的病就是不能吃啊！
父亲就这么走了。一辈子饿了多少年，到了最后还是饿着走了，想起来心里就酸酸的，总觉得我作为大儿子，没有尽到孝道，没有让父亲多过几年好日子……
父亲活着时没有想到好好陪陪父亲，等到想明白了应该好好陪陪老人时，父亲已经不在了，现在，我也已经成了老人了……
母亲走了，母亲像条河，生命里有河，河水滋润心田，生命就如长流水；
父亲走了，父亲是座山，父亲走了那么多年，我还是记着父亲走的那一天，记着我对父亲的愧疚，只要想到这，或者遇到什么不顺的事情，我就会看看父亲给我做的小木箱――就像见到了父亲似的，有座山在支撑着，心里就会安稳许多。
写于２００６年１月７日～８日
０７年６月１５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