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个人番号》（又译《死亡倒计时》）与《密码疑云》塑造了“邦德斯基”的形象，试图颠覆007电影中的“俄罗斯坏蛋”刻板形象。“邦德斯基”可以视为对好莱坞东方主义观念的反击，但是，这种反击是表面化的，并没有触及产生东方主义观念的思维模式。“邦德”与“邦德斯基”看似相反，实则诞生于相同的“敌人/我们”二元对立思维框架。
【关键词】 邦德；邦德斯基；东方主义
“007”系列电影是好莱坞最成功的系列电影之一，风流倜傥、身手不凡的詹姆斯·邦德形象也早已越出了美国国界，成为全世界观众的共同文化财产。像绝大多数好莱坞类型片一样，大英雄邦德需要一个“敌人”——他们面目不同、装束各异，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克格勃间谍。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007电影产生的背景是美苏冷战，对于稍有历史文化觉悟的观众来说，这一点早已不是秘密。詹姆斯·邦德花样百出的冒险经历、推陈出新的武器装备、千姿百态的美女角色不过是表面，千变万化的表面之下是不变的潜流——冷战思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好莱坞制造的“俄罗斯坏蛋”本该寿归正寝，孰料俄罗斯黑手党又接替克格勃成为邦德新的冤家对头（《黄金眼》，1995；《明天永远不会死亡》，1997）。2008年10月14日凤凰文化组织的《007与冷战思维》专题中，转述了俄罗斯电影观众对这一现象的强烈不满：“（我们理解）好莱坞打斗片中需要有一个敌人形象，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总爱把这个‘敌人’说成是俄罗斯人？”[1]公平地说，好莱坞的“敌人”绝不“总是”俄罗斯人；但007系列多有妖魔化俄国人之举，却是不争的事实。
007系列（以及与之相类的影片）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不曾在苏联境内公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知晓自己在好莱坞银幕上的糟糕形象。但如果说“铁幕”使苏联观众无缘见识好莱坞电影中的俄国人形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大不相同。当时，俄罗斯电影业的市场化转轨遭遇困境，国产片产量剧减，与此同时放开了对国外影片的引进，导致欧美影片一度占领俄罗斯影院。而由于引进费用等诸多原因，涌入俄国影院的多数是艺术质量不高的二、三流好莱坞动作片，其中多有以坏蛋、恶棍身份出现的俄罗斯人刻板形象。
俄国人与好莱坞塑造的另一个“自我”相见时，情绪是复杂的。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形象由民族历史和文化塑造而成。与理智冷漠、讲求秩序和效率的西方人（主要指欧洲和北美）相比，他们相信自己保存了更多的自然天性，更感情用事，但是更纯真，而最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人有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19世纪经典作家相信“俄罗斯东正教将拯救世界”，因此对俄罗斯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位置做出了十分理想化的自我定位。俄罗斯人一贯以他们神秘矛盾的“俄罗斯性格”、“俄罗斯灵魂”为荣。正如19世纪诗人丘特切夫的诗句所说：“用尺子无法丈量俄罗斯，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对俄罗斯只能信仰。”苏联时期，官方媒体则塑造了“苏联人”形象：他们是招贴画上身强力壮、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者、解放者的充满自豪感的劳动者形象。正如所有民族的“自画像”一样，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都是通过自我肯定的方式确立自己的民族特性，描画“自我”的正面形象。
而在以007系列为代表的众多好莱坞动作片里，俄国人却被描绘为邪恶的化身、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敌人（如果不是邦德机智勇敢，地球早已被“俄罗斯坏蛋”毁灭多次）。好莱坞塑造的俄国人形象与俄国人的自我认知毫不搭界，当他们揽好莱坞之镜自照，难免会产生一脚踏空的失重感。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好莱坞版的“俄罗斯坏蛋”不仅严重挫伤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且被理解为以好莱坞为先锋的“西方文化”对俄罗斯进行“文化侵略”的最明显例证。著名俄国导演尼·米哈尔科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好莱坞影片占据影院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国家安全[2](P163)。的确，电影从来不仅仅是娱乐，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文化讲台。作为功能强大的传播媒介，电影担负着塑造、传播民族形象的重任，日复一日地面对好莱坞制造的“俄罗斯坏蛋”，对于那些价值观、判断力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确令俄罗斯主流社会担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电影人拍摄了《死亡倒计时》（又译《个人番号》，2004）、《密码疑云》（2007）等动作大片，以007系列电影为针对方，打造“俄罗斯的邦德式英雄”，以颠覆好莱坞塑造的“俄罗斯坏蛋”刻板形象。“为什么从来都是美国人在他们的电影中充当救世主角色，而俄罗斯人似乎什么都没做？”[3]《密码疑云》导演季姆·舒梅列夫以此解释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此前，这位导演拍摄另一部“爱国主义”电影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就是想拍这样一部电影：在其中我们终于不再是白痴和失败者，而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得到了想要的结果。”[4]
一、颠覆还是抄袭？
《个人番号》、《密码疑云》两部电影的剧情可以说是完美地诠释了主创者们的意图。《个人番号》开篇便展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少校斯莫林从（车臣）恐怖分子手中死里逃生的经历。随后，恐怖分子劫持了一个剧院，斯莫林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正好在那里观看马戏团表演。斯莫林带领联邦安全局的特种部队打死多名恐怖分子，成功解救所有人质。但影片并未到此结束，几名顽匪逃出重围，企图在一架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引爆核弹，而北约领导人会议正在那里举行。斯莫林潜入飞机，最终拆除了核弹。影片前半部分直接取材于2007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后半部分则是007系列片的经典套路，只是俄国特工取代邦德，完成了拯救世界的使命。《密码疑云》中的中东恐怖分子在全世界的四个国际大都市秘密安放了四枚遥控核炸弹。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女特工达莎先是卧底于恐怖分子的武装基地，随后前往巴黎、弗罗伦萨、挪威、吉隆坡等地追查破译核弹密码。经过一系列惊险波折，终于解除了核弹威胁。
无论是从情节、叙述模式、人物还是视觉效果上来说，这两部影片都堪与好莱坞动作大片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拍摄战争场面动用武装部队，直升机、坦克、进行军事爆破……不过，最令熟悉好莱坞影片的观众感到熟悉的，仍然是007式的主人公。《死亡倒计时》中的斯莫林被俄媒体称为“邦德斯基”，影片上映前后，众多俄罗斯媒体欢呼“‘邦德斯基’来了”。的确，这位俄国情报部门上校和邦德一样，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孤胆英雄。他拥有非凡的体力、意志、勇气与智慧，严刑拷打下仍守口如瓶，在重兵看守下成功逃脱，单枪匹马战胜恐怖分子，直到登上飞机拆除核弹，男主人公完成了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的任务。《密码疑云》则以007系列中常见的女克格勃“燕子”为女主角，但这一次她代表着正义的力量，她的能力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这是一位美丽性感、身手不凡、足智多谋的“燕子”，和邦德一样拯救了世界。《密码疑云》女主角被俄媒体称为“女版007”。在007系列里，克格勃、“燕子”是邦德永远的手下败将，《个人番号》和《密码疑云》则塑造了相反的形象，书写了相反的故事：俄国特工是超级英雄，是他们拯救了世界。
这一“颠覆”不可谓不彻底。但稍加思考，也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悖谬：俄罗斯007与好莱坞007既相反，又雷同；“颠覆”好莱坞是通过“模仿”好莱坞得以实现的。不错，影片中从前的“坏蛋”变成了“英雄”，这一置换对俄国人也许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国外观众（例如说看译制片的中国观众）来说，如果不注意影片的制作方信息，忽略主演们的国籍，这两部影片与典型的好莱坞动作片别无二致。追车、爆炸、巴黎、罗马、吉隆坡，恐怖分子，核弹，“超级英雄”主人公……通过《死亡倒计时》、《密码疑云》，俄国人想证明“我们的电影可以像你们一样好”，实际上不过证明了“我们的电影和你们一样”；“邦德斯基”这位俄罗斯“民族英雄”也不过是好莱坞模型脱坯而出的复制品。
假如我们追溯影片主创者们的意图，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从抵抗好莱坞文化侵略、颠覆俄国人刻板形象这个角度来说，影片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的确，这两部影片在许多方面堪与好莱坞制作媲美，其中的俄国主人公与“邦德”一样帅，甚至更帅，但这彰显的不过是好莱坞模式的无往不胜。以振兴民族电影、塑造民族英雄为初衷，结果却为好莱坞电影模式增加了一个变种，这不能不令人反思。007系列中的“俄罗斯坏蛋”有其产生的根源和思维模式，它是美苏冷战具体背景下产生的东方主义的文化怪胎。（横跨亚欧大陆、文化上兼具欧亚特质的俄罗斯究竟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这一问题的答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但冷战时期的苏联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被欧美视为“另一世界”的领袖则毋庸置疑。） “邦德斯基”可以视为对好莱坞东方主义观念的反击，但是，这种反击是表面化的，并没有触及产生东方主义观念的思维模式。“邦德”与“邦德斯基”看似相反，实则诞生于相同的“敌人/我们”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俄国人从前是敌人，现在是“我们”，从前是战败者，现在是胜利者。俄罗斯电影人通过“邦德斯基”颠覆“邦德”而不得的困境在于：“他们批判该观念的内容，却没有批判该观念的思维模式，因为批判也还是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下进行，不过是将某些已经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5](P9)不反思好莱坞刻板形象的生产机制，没有对生产这些刻板形象的思维模式的解构，只是将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当作可变项进行“代入”置换——如此这般立足于模仿的“颠覆”不会消解，而只会更加巩固好莱坞刻板化的叙事与人物模式。
上述两部影片在思想上的贫弱也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除了作为战胜者/战败者、敌人/我们之外，俄国人（或者任何一个被好莱坞模式化的民族形象）是否有可能以其它面目出现？“俄罗斯坏蛋”与“真实的”俄国人相距遥远，因此俄国人才说，那不是我们；与“俄罗斯坏蛋”反其道而行之的“邦德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让影院里的俄国观众感到满意，但相较之“俄罗斯坏蛋”，“邦德斯基”与“真实”的俄国人的距离难道就更近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邦德斯基”与“俄罗斯坏蛋”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打碎好莱坞印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现每个民族真实的“自我”，那么，除了运用好莱坞的“语言”来讲述自己，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与出路？即使不用艺术电影的标准来衡量，而是将上述两部影片当作糅合了政治宣传的商业产品来评价，在好莱坞的各类刻板形象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候，搬用好莱坞套路宣传俄罗斯民族的正面形象，其手段也过于落伍。
二、被“修改”的邦德
俄罗斯电影套用了007电影的电影公式，但邦德与“邦德斯基”之间显然存在差别，只是应接不暇的视觉刺激让差别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罢了。公正地说，俄罗斯主创人员花费了不少心思让邦德斯基富有“俄国特色”。首先，与邦德不同，“俄罗斯邦德”尽管令异性爱慕，但他（她）们却从不逾矩。斯莫林（《死亡倒计时》）是个从不让女儿失望的好爸爸，即使被妻子误解仍忠诚于家庭。这与永远的单身汉、在不同的故事中与不同的女人演绎风流艳史的邦德有天壤之别。《密码疑云》中还特别安排镜头，着重展现了“女邦德”（俄国女特工）与同样身为特工的未婚夫之间纯洁无暇、忠贞不二的爱情（与克格勃“燕子”利用身体获取情报的说法恰恰相反）。邦德游戏人间，有点儿“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调调（新版的好莱坞邦德也有所变化。他的爱情甚至有了些悲剧色彩。这一改变应当说是女权主义运动进行几十年的结果。对于今天的女性观众来说，滥情的花花公子已经魅力不再，女性观众希望看到更尊重女性、对待两性关系态度更严肃的“英雄”）；邦德斯基则没有道德瑕疵，在两性关系上无可挑剔。其次，邦德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无组织无纪律，服从、尊重上级从来就不是他的美德。而且邦德还教育我们，上级有可能是隐藏最深的敌人。俄国邦德则很有大局观念。尽管他们具有超强的个人能力，但骨子里都是服从上级领导的，最后取得胜利也仍然要靠组织和集体的力量。《密码疑云》中身手矫健、总是一副冷酷表情的女主人公被上司训了两句就哭得稀里哗啦，有观众在网络留言中表示极度不解，这是因为他们顺着好莱坞007的思路在接受《密码疑云》，他们忘了这毕竟是俄罗斯007。俄国编导们试图在007原有编码中加入新的信息：俄国特工无论多么强大，多么有“个性”，仍然尊重上级，是集体的一份子；而且，身为女特工，仍保留着女性正面意义上的脆弱，保留着可爱的女性特质（编导们的理解，广大观众可以有不同意见），因此完全颠覆了蛇蝎心肠、手段毒辣的克格勃“燕子”的“刻板形象”。
另外，在“敌人”的设置上，两部影片也没有简单地将美国特工粉碎克格勃阴谋的故事简单改写为克格勃战胜美国特工。在“邦德斯基”要对付的大恶人究竟是谁这一点上，俄国编导们称得上是煞费苦心。《个人番号》中斯莫林的敌人首先是车臣恐怖分子。但影片展示了车臣恐怖分子在中东受训的场面，强调车臣恐怖分子与阿拉伯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和“一致性”。这无异于宣告俄军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全球反恐的一部分。影片结尾处，斯莫林在罗马解除核弹危机的情节也证明了车臣恐怖分子不仅危害俄罗斯安全，而且威胁整个世界的安全。同时，影片还塑造了一个“正面”车臣人形象，他居住在欧洲，说英语，是个单纯的生意人，但是被逃往国外的有政治野心的俄国金融寡头所陷害，被裹挟入恐怖活动。他的经历似乎说明，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并无深仇大恨，他们只是被基地分子和金融寡头利用。以上人物、情节设置的目的十分明显：弱化俄罗斯与车臣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在全球反恐的背景下，强调俄罗斯的敌人是也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从而为俄罗斯的车臣政策做自我辩护；丑化逃往国外的俄罗斯金融寡头（普金的政治对手）……一部电影要完成如此之多的政治任务，简直不堪重负。于是，我们看到了俄罗斯007电影与好莱坞007最大的差别：不是视觉效果，不是叙事技巧，而是其中的意识形态：好莱坞商业片的意识形态是大众文化，而俄罗斯007则是由官方意识形态精心策划、刻意经营的故事，没有隐秘欲望的合法宣泄，只有粗糙直白的主题先行。问题是，当007电影丧失了欲望宣泄的功能，转而承担起传递官方意识形态的责任，它也就丧失了大部分魅力。邦德是个娱乐英雄，邦德斯基则是个严肃的正面形象，可惜，严肃的假话是乏味的。
三、颠覆与重复的怪圈
“自我”总是在与“他者”的差异中得到确认——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命运是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来确立的。由于俄罗斯地理位置特殊，恰处于欧亚大陆之间，他们如同国徽上的双头鹰，目光既朝向西方，也朝向东方。但19世纪欧美各国在政治经济领域远远领先于俄国，俄罗斯显然更多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其民族身份确认的危机和焦虑也主要来自西方。自19世纪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对俄罗斯而言主要指西欧和美国）就一直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积极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19世纪俄国文化界“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争论的核心，在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也多有反映。苏联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铁幕”的存在，俄国与欧美国家的政治对立进一步强化了“俄国”与“西方”的差异，并且使两者演变为竞争、敌对关系：那就是东方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欧美的对垒。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社会激烈动荡。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社会思潮的涌动中，特别是通过“休克疗法”快速西方化的尝试失败之后，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重新兴起。在新一波对“俄罗斯特性”的追逐中，“俄罗斯与西方”这一主题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现实迫切性，并折射出新的光谱。
《个人番号》和《密码疑云》中都有西方人作为主要角色出现。《个人番号》中是一位英国女记者。她很像一位典型的西方职业女性：自我意识强烈，从不怯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正是在她的帮助下，斯莫林才成功逃出了恐怖分子的牢房。尽管逃跑过程中两人频频发生冲突，但女记者十分倾慕智勇双全的“俄国邦德”斯莫林，斯莫林对她也并非全然无动于衷——不过他忠于自己的妻子，所以两人之间的感情“止乎于礼”。《密码疑云》围绕女邦德展开，她运用异性魅力轻而易举俘获了影片中的男一号，一位法国男性，让他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个人番号》不同，《密码疑云》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猫抓老鼠”似的游戏，但俄国女主角是游戏的赢家则毋庸置疑。
两部影片中都存在“跨国恋情”。片中的俄国主人公都被富有魅力的西方异性所仰慕，但他们却不为所动，自始至终坚定地忠于自己的俄罗斯爱人——不管这爱人是要跟他分居（《个人番号》）还是已经牺牲了（《密码疑云》）。也就是说，主人公在与影片中西方人的两性关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动地位。东方主义者贬低、丑化东方人的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将东方他者女性化，通过将东方他者设定为处于从属地位、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弱者，再加上强有力的西方男性搭救东方女性弱者的叙事模式，完成西方对东方的拯救神话，确立东西方之间主体、客体的位置分配。作为好莱坞东方主义的受害者，俄罗斯对此有切肤之痛：邦德片中克格勃燕子因为爱上邦德而背叛自己的组织是常见的套路。当俄罗斯人反击邦德片时，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跨国恋”中将西方人设置为女性角色（《密码疑云》因是女主角不在此列）。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邦德也就在影片中确立了俄国相对于西方的主体而非客体地位。
俄国人既是好莱坞东方主义思维的受害者，又准确高效地生产新的东方主义。一部旨在“颠覆”东方主义偏见的作品如此轻车熟路地借用东方主义模式，让我们看到作为认知模式的东方主义的顽固与强大。“邦德斯基”与西方女性的恋情折射出俄罗斯人对西方矛盾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敌视、反感，另一方面仍然以西方为尺度衡量自我价值，依靠西方的肯定确立自我价值，获取文化自信。但细察之下，邦德片中又何尝不是如此？邦德和“邦德斯基”的故事都呈现出典型的东方主义自我与他者关系：一方面否定、贬低他者以确立自身价值（例如将对方设置为敌人），另一方面，他者的认同和肯定（异国女性对男主角的爱恋、倾慕）又是完成自我确认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此自相矛盾的愿望只有在虚幻的世界里，以白日梦的方式才能同时实现——电影是最好的白日梦。“邦德”和“邦德斯基”的故事是两个相反的白日梦，但分享共同的结构和逻辑。
四、结语
《个人番号》与《密码疑云》影片主创者的初衷是振兴俄罗斯民族电影、振奋俄罗斯民族精神，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邦德斯基”的出现无异于大声向世界宣布“我们终于跟美国人一样了”。但疑问也由此产生：如果说战胜美国意味着变成像美国一样，这究竟是值得欢庆的胜利还是可悲的失败？“邦德斯基”的产生与弥漫于俄罗斯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密切相关，但其核心是陈腐的东方主义思维。在近年我国引进俄罗斯影片数量十分有限的背景下，这两部电影（分别在2006、2008年在内地各大影院公映）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作为俄罗斯的“他者”之一，中国观众对其中的东方主义内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假如不加批判地为“邦德斯基”欢呼，将意味着我们自愿成为“被东方化”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