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陈独秀知之最稔，由衷地钦佩他处事坚决果断的态度，十分珍惜与他相交相识多年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分道扬镳，胡适仍对身处逆境中的陈独秀施以援手，对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始终予以肯定和褒奖，而晚年则又对陈独秀作了盖棺论定的评说。
“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开宗明义向世人宣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也明确、响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化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陈独秀亮出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正急切地寻求同盟者，当他知道大洋彼岸胡适的思想和主张后，便极力怂恿胡适的同乡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去函约稿，并让邮去刚刚出版的《青年》。汪孟邹在信中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即汪孟邹——笔者注）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即章士钊——笔者注）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求拨冗为之所感幸。”
陈独秀期望殷殷，胡适却毫无反应，这让陈独秀着急了，又催促汪孟邹连连去函，信中所表述的心情是那么的殷切急迫，“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述，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终于给陈独秀来信，表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还将所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决斗》寄予《新青年》。陈独秀同意胡适的意见，并将《决斗》在《新青年》发表，认为《决斗》是“改良文学之先导”。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胡适再给陈独秀信时，大胆地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1916年10月初，陈独秀连去二信，对八项主张，“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只是对“须讲求文法”和“须言之有物”提出质疑，并强调“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飘洋过海，转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载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对八项主张做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其实，陈独秀对八项主张并不怀疑，只是对其中的两项质疑而已，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这点质疑也就抛之九霄云外。他极为振奋，特意在文后的跋语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作为响应，陈独秀很快便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的态度更果敢更坚决。他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只能隔岸观火了。而且，历来温柔敦厚、胆怯怕事的胡适，面对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已不愿意事态扩大，竟给陈独秀去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则不然，他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明确答复胡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文学革命就这样方兴未艾，修成正果。后来，胡适感叹道：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独秀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
1917年1月，陈独秀在接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就有意推荐胡适担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即蔡元培——笔者注）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当年9月，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就任教授职，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次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约定，《新青年》须遵循“20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可当面对真实的政治问题时，陈独秀又觉得“怎么该装聋作哑”呢？胡适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不谈政治”的方针“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他还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 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涉及的多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中，讴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鼓吹“欧洲劳农两界”的革命，其“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的这些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不仅如此，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主张对社会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一点一滴的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
陈独秀确实是“越来越左倾”，这使他在北大同人中十分孤立，以至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就是要将陈独秀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文理科不设学长，陈独秀体面地离职。胡适不赞成这样做，他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怀”，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学界领袖”，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时隔16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真正地如鱼得水，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新青年》的政治倾向亦坚如磐石，蔡和森这样说，“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到了《劳动节纪念号》后，“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
胡适以为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就会“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不过，有一点倒是实情，那就是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这使胡适很不满意，而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适十分清楚，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但已无济于事了。在他看来，“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渐行渐远，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陈独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胡适，中国最具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秉持的世界观悖异，自然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这些都是荒唐的主张。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行，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图书馆，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时，无声无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谁曾想一经《新青年》发表就风行上海，哄传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难以风云际会，青史留名。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朋友，亲切地称他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多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已是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并没囿于政治岐见，依然为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陈独秀对胡适多年来的关心深为感激，说：“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就是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笔者注）；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可是，陈独秀却不能原谅，以为胡适只顾“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将朋友冷落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还带有怨气地说：“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犟、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非但不抱怨陈独秀，反而在后来途经南京时尽量挤出时间前去探望询问，并给带去一些书。这样，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并拿出汪精卫的便函，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重庆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境，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当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江津时，既无家资财产，又要携家带口，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于心，只得又给胡适去信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这以后，汪孟邹又多次去函，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他在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
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别无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陈独秀逝世后三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会上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独秀的遗著，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之瑜接受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
1949年2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这本小册子收入陈独秀在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虽只有3万多字，却涉及诸多政治问题，其中尤以对民主的见解，引起胡适的兴趣。4月，胡适又一次仔细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觉这是陈独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胡适在序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说，陈独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读着这样的文章，感觉到老友和自己的心又越来越近了。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又转回到“美国思想”，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呢？
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胡适开始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找到《独秀文存》，并答应自己将送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和《实庵自传》。他知道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搜集齐全的，就是搜集齐全了，在台湾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那些讨伐国民党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同时，胡适又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显然，胡适对于重印陈独秀的文章，正如他给李孤帆的信中所说“颇不热心”，可李孤帆不改初衷，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胡适非但没有作序，反而于8月28日给李孤帆去了一封信，继续泼冷水，他说：“第一，我自己就没有心力写‘介绍陈独秀的思想’的文字，因为那就需要我重读他的全部文字，而现在绝对无法搜集他的全部文字。第二，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第三，我觉得你也不是理想的‘马二先生’（《儒林外史》的‘选家’），而这个时候也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
这里的关键是第二点，乃是胡适给陈独秀盖棺论定的人生总结，也是胡适最后一次评论陈独秀。距此信也就半年，胡适在一次酒会上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陈独秀真的是“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吗？不然，他生前就有很多学术专著，其中尤以晚年困境中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为最，梁实秋先生称其“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学有独到之研究，有许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他是位杰出的诗人，有学者称“他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诗宗”。他还是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有着坚实的学识根基和过人的才情底蕴，故风帜独标，名重南北。
当然，政治才是他的所好和“专业”，而其他都是业余，就此而言说他“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亦不为过。陈独秀生前一年，胡适已送之雅号“终身反对派”，这里似已含有这样的内容，即陈独秀“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或云没有思想的人。陈独秀十分乐意接受这一雅号，他在给S和H的信中说：“‘圈子’既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考察陈独秀的一生，他从“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因为，“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他“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时地否定历史，否定自我，这本身就是痛苦的焦心苦虑，呕心沥血，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不能够思想的人呢？○
题图 陈独秀与胡适（右）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