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阶段的胜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国际安全上看，苏联、蒙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可靠的邻居；北京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特色也适宜于担当一个草创时期的大国都城角色。“北京”在国际上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而且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这一趋势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带来了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远远未发挥出来，甚至不断遭到破坏。
水!水!
就水资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l／7，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最新的计算表明：2000年平常年份北京将缺水2亿立方米，枯水年缺水11亿立方米。2010年，两项数字会分别达到9．9亿立方米和近20亿立方米。现在北京主要供水源密云水库蓄水量仅为常年一半，存水估计只能够用一年。明年如遇旱年，北京将难逃“水荒”之苦。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3.1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北京的生态环境压力则远比我们想像的严重：大量地下水长期超采以后，形成了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最严重的东部地区过去40年已下沉了700多毫米。专家们指出，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
现在，南水北调工程被很多人看作是解决京、津地区缺水的“灵丹妙药”。但以最多人赞同的中线工程为例，它的投资达1000多亿，工程量大，工期长。且工程实施后，被引水的汉江中下游流域将严重缺水，三峡水库的发电和用水也将受到较大影响。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这流经家门口的几百亿立方水将成众矢之的，如何分配将大有争议，能有多少流到京津将大有疑问。
不堪重负的北京
北京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称，北京在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人每天相当于吸两包烟。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全国18个主要城市1998年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中，北京是情况最严重的一名。
荒漠化的威胁也直逼京城，最近的沙丘群离北京仅70余公里，并处在“北京盆地”的上风向，即使不大的风力，黄沙也会直扑“脚下”的京城。今年春季，北京连遭沙尘暴袭击，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心悸。
北京的“人口爆炸”更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上海近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城区的人口已呈负增长或零增长。北京何以有这么大吸引力?从根本上看，北京的政治、文化和全国经济管理中心地位是人口剧增的最大的“磁力”。政府花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这说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十分严重。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使得北京城区人口密度比巴黎、伦敦、东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后果之一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已离不开外省支援。
最令人痛心的问题还是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北京的“内伤”，一般人不容易感觉到。1911年，北京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76万，现在城区人口扩张到700多万，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区。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仅最近的10年间，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O多条。
北京的4种选择
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在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挑战，应早做筹划。目前，有4种设想可供北京选择：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这种设想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分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可以较快见到成效。总规模以80~100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施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是“迁都”论。认为中国应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一是为北京“减压“，让这座古城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象。
(摘自《南风窗》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