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和我一样，直到自己长大了、成人了，才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历史深处自己的家族，以及亲族血缘的来龙去脉，才开始通过亲友长辈的口述、史书典籍的记载，去追溯自己祖辈经历过的艰苦历程，追溯祖先那些闪烁着星月光辉、闪烁着血与火的光焰的往昔。透过这被岁月侵蚀得斑斑驳驳、难以辨认的时断时续的音符，编织着心中那一首歌。
首先还是从我的父系说起吧！
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云南省景东府（现在云南省普洱市境内）位于河西岸的老回营，迎来了多雨夏季中一个难得的好晴天。
那天，一个姓马的年轻回族汉子，带着他新婚不久的“夷人”妻子，牵着一匹马，驮着他们很少的生活用具，辞别了老回营的弟兄和首领，走向了西山茂密的亚热带丛林。
我的没有文化的爷爷、姑奶，以及他们的爷爷、姑奶们一代代口述这段故事时，只说得出我的先祖——这个姓马的回族汉子是跟随大将军来到云南的，但他们都说不清大将军的名字和封号。而我却技高一筹地从书上查到，大将军原来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沐英。沐英是回族，所以麾下回族士兵很多，我老祖所属的这一队士兵，据说是参与了在大理国生擒总管段世的战役之后，被派驻到大理国边缘的景东府的。
不知是因为功高盖主，还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沐英在平定了云南全境后，却没有像他的同僚傅友德、蓝玉一样班师回朝，却被“颁赐铁券”、“率其所部留镇云南”。上司和部下便永远地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了根。
应该说，沐英不仅作战有方，对云南的开发，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和元代的回族大吏赛典赤·赡思丁一样，他下令将士卒分散到各州府县，分驻村寨，计口授田，实行“屯垦制”，又让士卒与当地各族妇女通婚，这样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我的祖先也荣幸地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变革。
据说，当这些回族士兵听到要留镇云南的消息后，感情上很是不通，激愤了一阵之后也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慢慢又都被西南边地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春种秋收拴住了手脚。讨论那些“官给牛者十税三，自备牛者十税一”的税法对他们来说更为实际，就这样终于一个个从军人渐渐转变成了农民。
可是，在与当地妇女通婚一事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回营的士兵却碰到了些麻烦事，邻近的其他汉族士兵屯垦的左所营、山边哨等村寨已有人丁相继出世，老回营这边却还是“涛声依旧”。按世代传下来的说法，正是我的那位先祖率先打破了沉寂。
说是那年冬季，回营依例举行围猎，实际是屯垦士卒的一次军事演练。在围猎过程中，我的祖先勇敢地从一头孟加拉虎的齿爪下救出了当地的一个“夷人”女子。在救人的同时，他也把那女子的好像头帕什么的饰物拉掉了。“夷人”们便因此在感谢救命之恩的同时，要我的祖先遵从他们的风俗，娶这女子为妻。
从县志上看，我知道那段时间景东府土地上生活着后来称为彝族、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而且每一种民族又有很多只有专家才分得清的支系，所以我无法考证出这位女性先祖到底属于哪个民族，只好笼统地照着传说称她“夷人”。从而也弄不清我身上还有一部分遗传因子究竟属于什么血统，仅仅是本能地认为这个马姓汉子和这“夷人”女子一定都是长得很健壮、很漂亮。理由是我的这个家庭若干年后都一直生机勃勃，间或还产生过好几个貌若“城北徐公”的男子和“绝艳惊人”的女流。可惜，我和我的兄妹都不在此列。
曾经是将军的回营首领闻讯沉思了一阵儿后说：“成亲吧。”但那婚礼却不伦不类地变成了“夷人”式的，当地其他民族的山民纷纷来到回营附近烧起营火，通宵达旦、歌舞不歇。
但是，我的这位女先祖虽然很能干，却是个野性未驯的山姑娘。就这样，历史悠久的穆斯林文化和原生的亚热带丛林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马姓汉子带着这位女子离开了回营，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创他们的天地。同时，回营也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有能遵守穆斯林生活习俗，愿意随教的嫁妇，才可以留在回营。
当然，这些离开了回营的夫妻，有不少在后来的历史动荡中又重新回到了穆斯林的绿旗之下，但有的人却再没有回来，间或融入了其他民族。不过，他们仍然会一代一代地告诉后人，他们的祖上是回族，是古时候跟着将军来到云南的。
再说洪武年间的那个晴天，我的这两位先祖带着他们很少的生活用具，离开了土地肥沃的坝子，往西走向了山坡，走向了无量山山麓。路旁的藤蔓不时牵挂着他们的衣裙，丛林间的湿热蒸得他们浑身是汗。就在他们精疲力竭之时，前方的绿色丛林中出现了回营士兵帮着他们盖好的草房和旁边新开垦出来的几块土地，很醒目地坐落在大山的怀抱里。
这地方后来就叫“山心”。
在草房，马姓汉子拿出老将军给他的一张小红纸，上面写着他们的祖籍，恭恭敬敬地贴在屋子正中。这张红纸后来经过无数代人的重新抄写，一直传了下来。但是，当我把这个地址抄给一个精于地方史志的老先生看时，他告诉我，说那也许只是当年入滇回族士兵集中的一个地点，并非真正的籍贯，在云南，类似的情况很多。
六百年后，我背着牛仔旅行包，沿着当年马姓汉子和他的当地少数民族妻子走过的路线徒步考察了一遭。沿途自然已是公路纵横、村镇连接，连那些很有特色的瓦房也都正渐渐被钢筋水泥的建筑所代替，再也寻不出当年的痕迹了。只有一处高地上，还有几株据说是有千年树龄的古树在风中发出哗哗的响声，仿佛在向我讲述着当年那两个年轻人疲倦而又满怀创家立业希望的身影……
在追溯我母系一族的家史时，我却遇到了相当的麻烦，一是资料不足，因为她们那个家族在清朝时几经劫难，人被杀了，村被毁了，几乎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资料；二是我主要的讲述者——我的外婆，很多的事情她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外婆说她们是“哲合忍耶”派，但她说的这个词没有引起我多少注意，那时我对穆斯林的世界还处在一无所知的状态，直到外婆过世之后，我才知道哲合忍耶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门宦。因为这一派主张“公开地”、“响亮地”高声念诵赞主词，所以被人称为“高声派”。
新教是由“道祖太爷”马明心在中国的大西北创立的，那大约是1744年。但我外婆的那一派穆斯林是元朝时就入滇的回回后裔，应该是属于老教的“格迪目”教派，外婆怎么又说他们是哲合忍耶呢？ 很久以后，我才在一次采访中极偶然地发现了一些线索。
当年，道祖太爷马明心在西北被清政府杀害，他的十一岁的儿子马顺清和八岁的儿子马顺真被判充军云南他郎（今墨江县）监毙。可是数百年后我却惊奇地发现，此举却事与愿违地壮大了云南哲合忍耶的力量，并且使西北、西南两地穆斯林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当然，那段历史对哲合忍耶来说则是一段辛酸的往事。马明心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发配新疆伊犁与一旗官为奴。途中两个女儿自尽，妻子张氏则持刀刺杀旗官全家后被斩首。来云南的小儿子马顺真因体弱，不堪折磨，到了云南景谷县一个叫抱母井的地方就因病归真了，马顺清则小小年纪就被送到一个现在叫墨江金矿的地方做苦工。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当年自愿同马顺真、马顺清同行入滇的，还有好几家西北哲合忍耶的教民，他们后来也大部分留在云南定居了。按照我外婆含混不清的交代，这些西北教民的后人中的一个，后来就成了我外婆那一支人的高祖。
我说外婆原先这一族穆斯林是元时入滇的回回，是因为她们有一个先祖叫阿剌马丹还是叫阿剌什么的，曾在沐英军中任过相当于翻译官的“通事”。从姓氏和时间上可以断定是早就入滇落籍并已成了“云南通”的回回。后来因为战功成为当地望族，他们一般在宗教上都属于老教的格迪目。但是，当时的云南，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不管是对回族、彝族、哈尼族，甚至汉族来说，都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所以，面对共同的命运，历史上有过隔阂的两个不同教派的穆斯林的男女青年才有了携手结合的机会。我甚至怀疑，他们的婚礼是否有亲友在场，是否有阿訇为他们念“尼卡哈”，并用阿拉伯语逐一问他们是否有父母的口唤。
作为他们后人的我，后来去过墨江金矿，找到那些古人采金的矿洞，很难想象马明心的爱子当年是怎样在这些狭小折曲的小矿洞中艰难劳作的。我也去过马顺真归真的地方抱母井，那是去拍摄一部有关芒果之乡景谷县的电视剧的。抱母井是个山明水秀的不算很小的山村，当地男女老少都喜笑颜开地来看我们拍电视。二百多年前的那段凄凉往事已经无人记得，只有我曾乘着月色独自去河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听水声淙鸣，宛若听一曲激愤凄婉的箫声。
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山心的马家已成为当地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落。不仅马家，周围几个汉族、彝族村落也都一天天扩大了。这样就引来了一个争取生存条件的新矛盾，争山争水的事不时发生，有时是和外姓争，有时是在马家内部吵。
据我的一个姑奶讲述，起先是荒山荒地很多，“蒿枝开花随人种”，说是抛荒的地，只要上面长出的青蒿枝开花了，就可以看成是无主的地自己种。但后来就不行了，先来此地开发的马家占的地皮比别人多，但因人口稠密，平均下来田土反而比别人少了。
后来就有了那一场官司。
马家原有一个叫马大成的祖先，明朝时立过点什么功，因性喜山水，就回家以农耕为业，狩猎为乐，归真后就埋在一座他生前常去行猎的山上。那山后来便成了马家祖业，一直为马姓子孙提供着各种用途的木材。谁料数百年以后，邻近一个冯姓的村子，竟悄悄地把墓碑上的字添了笔画，改做“冯天盛”，并以此为据宣布该山为他们冯家所有。
这是明目张胆地篡改祖宗夺祖业的行为，谁理亏是明摆着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马家的官司还差一点儿输掉。
应该说，在元明的时候，云南回族的处境是很不错的。元朝云南行省官吏中，蒙古人和回回人往往参半。而明朝时更有许多回族将领，因功高，在云南得以封官晋爵，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并且从史料来看，那时云南回族与当地其他民族也相处和睦，纠纷不多。但到了清代，回族的地位就每况愈下了。清军入关，发兵全国，对各族人民大肆烧杀抢掠，奉行的是民族高压政策，这从一开始就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奋起反抗，而回族人民在其后长达数百年的反清斗争中，是一支从不屈服的力量。
官司最后还是赢了。据我姑奶讲，出面打官司的是她的祖父，因为我家世代是长房，所以出头露面的都是我家。她祖父看到当时的形势，便在衙门里打点了一些银子，并给那个爱收集古玩的大官额外送上了一件明代的“回青”，这才把官司断了下来。
我知道姑奶讲的“回青”是云南回族工匠烧制的一种青瓷，原料特别，造型精制高雅，饰有阿拉伯文和几何图案，明代“回青”上品更是行家收集的对象。可惜我也只是听说，至今未见过实物。
但那场官司实在是得不偿失。姑奶说她的祖父把媳妇的陪嫁都贴了进去，还欠了一大笔债。为了还债，他只好将本家的马匹组成马帮，远走省城，下“夷方”（今西双版纳等边地）做起生意弥补亏空。不过，这赶马反而渐渐成了我家的传统生计，后来我的家族中很多有文学色彩的故事就往往都和这些摇着马铃的牲口有关。到了我爷爷时，他更是将马帮赶到了外国，而且因为见多识广，带回来了些新思潮直接影响了我父亲那一代的青年人。
另外是这片祖业的回归在当时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为接下来就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族人民大起义，在大理成立了农民革命政权。景东回民也揭竿而起响应，后来杜文秀的部将中就有马成、马东征、马四文等大将军，都是景东回族。
起义最后失败了，清兵以胜利者的身份大规模地屠杀云南回族，大理城中尸积如山，至今还遗有两个万人冢遗址。景东城郊的十八个回族村也在那时候被毁。山心的马家同样也在那时遭劫，除被杀的之外，一部分人弃家出逃，翻过积雪的无量山，逃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避祸，还有一部分人躲到了其他村落，被汉族、彝族的亲友悄悄保护下来。到战乱过后，只有很少的幸存者回到山心，重新整理他们残破的家园，但统治者却不准他们信教，也不准自称是回族，山心的马家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汉族村落。
我姑奶不识字，但她的讲述却与书上记载的一致。因为在云南，我就见过着藏装说藏语的回族，也见过建筑在傣家竹楼中的清真寺，一群穿筒裙说傣语与傣家小卜少毫无区别的姑娘，却不折不扣地是真正的穆斯林。
不过老姑奶还告诉我，回族当中也还是人和人不同，有的富有的穷，有当主子的，有当长工的。在山心马家，连住的地方都分开了，有钱的住一边，没钱的住另一边。那回打官司本来有钱的人可以多出一点，但就是不肯出。 我听了姑奶的讲述，便打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炫耀一下我在这些方面的才学。不料姑奶却不想听，咳了一通后，一面为她祖上白白赔掉的那些银子愤愤不平，一面自顾自睡去了。
这回我要说的是一个雨天。我不喜欢雨天，因为我的家族中很多倒霉的事都发生在雨天，如外祖父的被杀、老姑奶的去世，老回营毁灭的日子。
当然也有例外，如我心爱的小女儿就出生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因此我母亲为她命名为雨果，全不管这样做会和一个外国大文豪同名。
那是大清政权即将垮台前夕的一个雨天。那天有一个滚得像泥猴一样的男人从山心马家晓行夜宿地来到无量山背后的新回营。他带来了清兵将来此“剿灭回乱”的消息。
无量山很高很大，在一百多年前更是林木森然，猛兽成群，其主峰一带入冬后常常是白雪皑皑。远在杜文秀起义之前，云南就多次发生过全省性的或小范围内的残酷屠杀回族人民的事件。所以原来老回营一带的回族为了求得生存，弃家来到山背后尚未开发的荒岭中，重新垦土开田，修建清真寺。后来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又有更多的回民来到那一带，高山和密林成功地阻隔了统治者的屠刀。几十年后，经过他们的辛勤开发，那地方又变得渐渐热闹起来。
我外婆的父亲，就是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几经辗转，避祸来到这片新回营的，后来就在当地一个回民家做了女婿，生了我的外婆。
这里我应该说明一点，新回营那一带同样还有着其他汉族、彝族村落。一同生活在一方水土，由于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时不时会有些小摩擦，但基本上能和睦相处，相互间开亲的也不少。
那回却是因为一件小事，几个回族、汉族青年互唱山歌讥笑打趣，不想翻了脸打起架来，于是输的一方又邀约了本族中年轻气盛的人帮着打架，发生了械斗。本来这是件可以视情理妥善解决的事，却被官府的民族偏见者视为是“回乱”，因而越闹越大，酿成了流血事件。最后是省里动了文书，派了兵前来进剿。
当时的山心马家已成了汉族村落，但穆斯林的血缘却是隔不断的，于是就赶在官兵之前冒着危险将消息传了过去。
听得消息后，新回营的人一面转移老幼，一面商量对策。很多人都主张依据险阻与官兵决一死战，说是“只有穷死的回回，没有怕死的回回”。但是，几个很有远见的首领却认为近百年来，回营几经劫难，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所以他们毅然决定出来承担罪责，以己一死，换来一方平安。
这几个头领中就有我外婆的父亲——一个浓眉大眼的典型回族汉子。
新回营后来还是遭了劫。后来新修的志书也明确地记着那儿清真寺被烧、村子被毁的事实。所幸的是除了那几位头领被抓走之外，终于没有其他人被杀。
那时满清政权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阻挡不住的了，但在偏远的边地，却依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相当的势力。当外婆等连日奔波赶到县城时，她的父亲等人已被杀害了。在痛哭了一通之后，外婆发了话，说若有人能把几位穆斯林的遗体送回新回营，她愿意给那人为奴为妾在所不辞。
这样我外公就出现了。
外公姓王，汉族，家道一般，却是书香门第的世家。他交友广泛，也有些回族朋友，所以对回族的情况有所了解。他曾对人讲过，说所谓“回乱”，根子是在朝廷，而且云南造反起义的，何止回族一家，何止杜文秀一人，还有彝族的李文学、哈尼族的田四浪……他的话，吓得听者摆手叫他不要高声。
知道外婆的事后，外公就出让了一份田产，约几个士绅说通了官府。说我外婆是孝女，在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应该嘉奖。这样雇人送走了几位穆斯林的遗体后，那个憔悴但却仍掩饰不住自身俏丽的回族姑娘（这是见过外婆当年风采的老人所言）就到了王家，做了外公的二房，并生了几个儿女。其中那个从小不做针线，死活缠着要读书的小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外婆生活的年代，恰恰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岁月，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都发生在这一期间。在西南的这块边地上，虽不是很直接地受到这些政治动荡的影响，但老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艰难了。王家的家境本来就不甚宽裕，随着子女的一个个出世，就更捉襟见肘了。外公和长房妻子比外婆年纪大了许多，不久就相继辞世了，给她一个妇道人家，留下了正需要供养的两房儿女。
外婆勇敢地承担了这份重担，毫不计较当年和长房之间那种“两大小”的恩怨，对所有的子女一视同仁。她发挥了自己是回族善做面食的本领，在家中开了一个手工面条作坊，加工一种细若头发的精制挂面，据说还成了当地一绝。就靠这个养大了所有子女，并一个个让他们读上了书，又帮他们找人家娶妻或出嫁。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是一个缺了牙齿，说话含糊不清、行动蹒跚的老太太。虽然她也给我们讲过白旗（回族）士兵和红旗（清兵）打仗，说白旗士兵虽然英勇，但红旗人多又有炮，炸得白旗士兵血肉横飞的故事，但我从未想过她年轻时也是一个艳丽女子，而且本人会有如此过人之举。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她时，心中总会涌上一种悲壮的感觉，萦绕在心头久久不息。
或许因为当年曾经有过骑马征战的历史的缘故，我父亲一族对马匹一直有着独特的偏爱。尽管在云南耕田地用的是牛，但他们仍然每户要养上一两头“牲口”——不知是处于习惯还是什么原因，他们很少直接把马叫做马。
后来为了谋生，马家人赶起了马帮，这样他们对马的依恋就更深了。我的父亲，一个解放后当过中学校长的读书人，仅在少年时管过马骑过马，现在谈起马来仍然眉飞色舞。不过现在的那些年轻一代，却明显地缺乏这种情结，他们只对各种汽车和摩托的性能痴迷不已，驾驶起来得心应手。
这同样也是坐骑，也是谋生的伙伴，只是时代不同而已。
到了我爷爷时已是民国了，云南边地匪患和天灾不断，马家的家境已是江河日下。我爷爷从小便学会了赶马做生意，远走法国地（越南）和英国地（缅甸），钱没赚多少却长了见识，练了胆量。这样，便完成了一件他后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壮举。
那年他从境外归来，途中遇到了土匪袭击。他们是很多马帮结伙而行，又拥有云南通海回族自制的但性能很好的快枪，两下交了火，但因寡不敌众，虽逃出了性命，货物和马匹却全数被劫。后来是得到了回族著名的“原信昌”商号的大马帮救助才回到了家乡。 一贫如洗的爷爷面对债务和失掉了的谋生伙伴，思量着怎样东山再起之时，打听到有个土匪寨子养有一大群从各处劫来的马匹，土匪头领嫌养着麻烦，便放出话，说谁送来两千大洋，这些马就归谁了！
这个价格相当于半价还不到，几乎是白送，但却没有人敢背了钱去土匪窝中买马。真正的土匪并不像今天很多电视剧中演的那样还有些人情、讲江湖义气，他们只信奉杀和抢。
爷爷听得这消息，便以家产为抵押借得了大洋如数，然后来到山寨，见过了土匪头领，验过了大洋，清点了马匹。然后爷爷便和他们几个不怕死的回族兄弟在山寨旁的河边搭起帐篷，并宰了一只半路上买来的黑山羊。说是明早好赶路，同时也邀约土匪们待会儿共同进餐。
事实上土匪们是早有布置的，他们在几个山口埋伏下了人，准备等爷爷他们赶马下山时动手劫回马匹，这几个回族知趣点就让他们逃命，不知趣就让他们都做枪下鬼。但见爷爷等人不打算走，他们也就撤回了伏兵，另作商议，并且很热心地借给了爷爷一口大铁锅，找来了新鲜花椒叶等佐料，等着吃羊肉。当那锅中的羊肉煮得用筷子插得动时，爷爷等人突然翻身上马，赶着那已暗暗聚拢的马群呼啸而去。等到土匪们走来看时，他们早已翻过了山口。于是土匪头领就说，马家这小子鬼得很，算他有本事，就让他去吧，怪不得人家说他们那个马家早先都是回族，胆子大着呢，要真干土匪怕比我们还行。于是土匪们便一个个坐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猜算着我爷爷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这一群马匹自然是赚了大钱，这笔钱让爷爷还清了债务，又获得了新的马帮和生意本钱，并因此有能力供我父亲读上了小学到高级中学。父亲读书知道了世界有多大、中国有多大，知道了中华民族正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所以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以后当了中学校长。也自他之后，勇武好斗的马家逐渐多了书卷的味道，后来便接二连三出了一批中专生、大学生，以及一个虽然不出名却靠舞文弄墨为生的我。
爷爷后来还是因为马栽了跟头。据说他拥有过一匹好马，怎样好法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他的几个老伙计活着时一提起都啧啧称赞。说我爷爷那个潇洒劲儿，骑一匹好马，挎一支通海回族那边买来的好枪。照我想象，这和今天我的族人中骑一辆高档摩托，揣一部手机的形象差不多，没什么特别意义。但他的这匹好马却惹得县里的一个大官眼红，便开口来要，爷爷虽婉言谢绝但却种下了祸根，于是那大官便说他通匪。这倒是事实，当年走江湖赶马为生，是什么人都少不了打交道的。大官派了人来拿他，而他却干脆连人带马投奔了一支自称为自卫军的地下武装。
遗憾的是这支武装后来被宣布为地霸武装，被另一支共产党领导的“边纵”部队消灭了。若干年后宣布说这是一起历史冤案，平了反，当然我爷爷那时早已谢世了。不过，在他的有生之年，新政权倒没有十分为难他，只让他回家种地，使得他一直能兴致勃勃地讲他土匪窝中买马的故事，讲山心马家的历史，讲他所知道的回族的婚礼、葬礼，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父亲在读高中时，认识了我的母亲。
父亲认识我母亲是很必然的，因为他们整个高中班只有我母亲一个女生，自然十分惹人注目。而我母亲在很长时间里却一直记不住这个坐在后排的，穿着随便的高个子同学的姓名。
那时候的高中生，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金贵。在当时的云南边地思普一带，好几个县才有一个可以设高中部的完全中学。
外婆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将两房儿女都养育大了，而且不管是亲生的还是长房的，她都一样对待。每个女儿出嫁，她都要竭尽全力，给女儿置一份使她不至于在婆家失掉面子的嫁妆。同时她为人也很识大体，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把自己的一个亲生儿子送上战场，后来是在前方为国捐躯了。这样，她的德行渐渐地在当地获得乡邻的崇敬。当这位老太太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辞世时，前来吊唁的乡里络绎不绝，足可以看出她在乡亲们心里的地位。
到我母亲读完小学时，她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母亲的几个姐姐都是读完小学就留在家帮着做挂面，然后就学着做女工和等媒人上门了。但我的母亲却因为生活在一个更新的年代，便拒绝走姐姐们的路，非要继续读中学，甚至以绝食来抗拒外婆安排的道路。她的行为得到了她成了家的哥姐们的支持，说是时代要变了，小老囡将来怕是要干大事的，就让她继续读几年吧。
我母亲就是这样才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这是外婆对自己亲生女儿的唯一特殊照顾。不过我母亲后来终于没有干什么大事，只是成了一名教师并终生以此为业，也以此为荣。当然她后来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多半是苏联的和中国的。这种爱好慢慢就传给了我，于是后来我也写起了小说，虽然水平不高却一直孜孜不倦。
接下来就得写我父亲母亲的交会点了，那天实际的原因是一次意外的灾难。
外婆家附近有一条河叫菊河，平时水很小，也很清澈，但发洪水时却凶猛得不得了。那河上有一座石桥，石桥的桥墩上有一只石雕犀牛，据说是用来镇洪水的。那次是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一日傍晚，天突然放晴了，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去看川河和菊河的洪水，还有人在河边打捞上游漂下来的树木、南瓜之类的东西。
菊河的水差不多快漫到桥面了，由于水和桥身之间还留有些空隙，于是发出了一些类似歌声的音响。这就引来了很多人走上石桥，俯在栏杆上看稀罕。
年轻好动的母亲在家里坐不住了，戴上了做生意的哥哥在省城给她买的一顶宽边软帽，也来到了石桥上。这种帽子后来有一阵子又突然流行起来，所以我知道有人管它叫简爱帽。我想我的母亲就这样很引人注目地走上了石桥。正当她低头看河水时，那顶帽子突然落了下去，正好套在那犀牛的角上，于是引发了一场哄笑。
这样，我父亲就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件他这一生中最大的壮举。他爬出栏杆，冒着跌进洪水的危险，将帽子从犀牛那里取回交给了满面通红的我母亲。父亲后来虽然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但却一生平常，虽然文革中也坐过几天监狱，但那面对的不是日本侵略者，也不是土匪强盗，所以他无法表现得十分英勇。不过，在我对父亲的壮举嗤之以鼻时，却惶恐地发现我自己除了曾经帮一个抱小孩的母亲抢回了一只挂在树上的气球之外，竟连类似父亲的壮举都没有，更无法像祖宗那样一个个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看来，我家族中敢作敢为、勇武豪爽的传统，在我身上怕是已经消失殆尽了。 母亲知道这是她的同学，却一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父亲便简洁地自我介绍说：“我姓马。”母亲说：“我妈也姓马，是回族。”父亲便说：“我家也是回族。”母亲便突然看着父亲的眼睛说：“安赛俩目尔来库木。”没想到父亲也流畅地说：“吾尔来库木赛俩目。”于是，两个经历过曲折历程的回族家族的后代，就在这滔滔洪水的石桥上相逢了。那句穆斯林之间互相祝安和问候的用语，使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于是两人慢慢地谈着洪水，谈着北方的人民解放军，谈着云南省的地下党，慢慢地从石桥上走到了河对岸。
这时，惨剧发生了。
据说，当时上游冲下来了两根大木头，到了桥这儿过不去了，直在那儿打旋。后来有人说这是两条龙，因桥上有孕妇，所以它们过不了桥。这样，正当人们伸头看热闹时，那石桥却轰然一声坍塌了，河面上顿时腾起了一阵惊心的惨叫。
父亲和母亲已走到对岸，回过头来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呆了。由于山洪猛烈，那些人几乎来不及呼救就从水面上消失了。有一个人被桥石压在水下，却挣扎着把手伸出水面。人死了，手一直举着，水波冲来便一动一动的，好像还在发出求救的信号。这情景一直映在母亲脑海中，若干年后，她还反复地心有余悸地对我讲，也对我的两个叫鹰叫雁但没有翅膀的妹妹讲。
入夜，沿河一片火把通明，哭声不绝。
父亲和母亲在河对面一户人家的火塘边挤了一夜，天亮来到河边，透过薄雾看见外婆在伤心地沿河寻找。母亲便拼命地大叫，说她在这里，她还活着。外婆看清楚之后大喜，继而又大怒，跺着脚指着母亲骂个不停，可惜是隔了河听不清她骂些什么。
到了傍晚，那水小了很多，可以涉水而过。父亲和母亲就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涉过了河，往家中走去。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这两个穆斯林的后代，在今后的日子中也将这样互相搀扶着，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反右及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政治风云，一直走到他们生命的尽头。
1953年，我诞生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没有什么地裂山崩或彩虹显现的预兆发生。但在滇南，那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晴天。据说刚出世的我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小孩一样，以响亮的婴啼向这个世界报到。
我的哭声，对我的父母及在场的外婆和姑奶们来说，无疑像一曲动听的歌声，所以那一刻他们都笑了。我后来想，就在那一刻，也许我的那些穆斯林的先祖，也都正聚在高高的蓝天之上，愉快地听着这象征生命生生不息的响亮婴啼。
哦，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依然生生不息，这也许就是我心中寻找的那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