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养成了大嗓门说话的习惯。过半百的人了，却一点也无意识，或者说，一点也没觉得它有什么不好。也许，是“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之外的那个“声如洪钟”的古训早已植入基因之故？还是，周围的人都这么说，“声”不由己随大流就“高亢”了起来？
最近与分别了5年的大儿子有一次近距离亲密接触，才发现自己的大嗓门的确是个问题。不过我得先说一下，我这大儿子在小时候嗓门也大，大到嗓子经常嘶哑的程度。但他的嗓门大可不是学我，根源在幼儿园，是幼儿园专门训练的结果。中国幼儿园里的孩子，无论唱歌还是念儿歌，一律扯着嗓子喊，比谁的嗓门大，看谁的声音洪亮，声音大且洪亮的，就能得老师的表扬。在这种激励机制的诱导下，我的大儿子在5岁左右时就把嗓子喊哑了。
现在说说我与大儿子久别重逢后围绕“声音大”的几件事。
一次我们在外面饭店吃饭，没吃几口，他忽然停下筷子，说：“那边吃饭很安静，没有这么大声说话的。”
我环顾四周，才意识到，饭店里的确十分嘈杂。不过平时习以为常了，如果不是他指出来，我并无意识。
儿子讲，在新加坡，饭店里吃饭的人再多，里面都很安静，同桌的人说话基本都是耳语，如果某个人突然大声说话，会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不知说什么来了劲，声音一点点高了起来，可我却毫无意识。儿子在旁小声提醒我：“你讲话声音小一点。”我愣了一下，随之压低声音。
但说着说着，声音不自觉地就又高了。儿子再次提醒我：“你讲话不用那么大声，我能听得到的。”
有一次还是在公交车上，他看我嗓门太高了，提醒我说：“你讲话是给我一个人听的，不是让所有人听的。”
听了儿子这些话，我真的很羞愧很羞愧。倒不是因为我是老子他是儿子，而是觉得，自己五十出头的人了，竟连基本的文明习惯都没养成。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曾讲过一个在美国流传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说话，一旁的美国人听着听着以为他们要打架了，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柏杨在文中分析说，“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现在想来，柏杨的这个结论倒并不完全对，或者说，他只说出了部分真理，还有一部分真理被他漏掉了。据我观察，大多数说话声音高的中国人，他们的大嗓门，其实多是习惯问题，并非是要靠高嗓门强调自己有理或要靠高嗓门把真理召唤到自己怀里。而这个习惯的养成，在于“大家都这么说话”。在嘈杂中长大的人，视嘈杂为无物，也就是说，对嘈杂是没有感觉的。另外，在你和一个人交谈时，如果周围的嘈杂声特别大，也造成你必须靠“高八度”来达到正常交流这样一个趋势。
有没有改变之道呢？感觉是没有。中国的事就这样，大问题小问题新问题老问题一大堆，你拣最微不足道的一个问题出来想解决一下，用不了三天就会发现：比登天还难。在当今中国，说话声音大实在是芝麻大的事了，至少它与“无处讲理”相比，绝对是退居到神经末梢的事。但是，想改吗？难！
先是这个“无意识”之幕，就不容易突破。就我而言，如果不是我这个在外面“脱胎换骨”的大儿子在这短暂且珍贵的几天接触中时时提醒我告诫我，我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嗓门有多么粗野可怕。
（摘自《城市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