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你预订去加拉帕戈斯群岛或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旅程时,请先确定它们是否还存在。” 这句话,出自《福布斯》杂志网站上的《全球处境最危险的旅游景点》一文。当我从别的文章中读到这段被转述的文字时,心底骤然涌起一股落寞感。为一个遥远梦想的被毁灭。为一种纯美意境的不可挽留的消逝。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海明威笔下的这个高寒之地,曾被世人赋予了诸多意义的乞力马扎罗雪顶,据说将在未来十年左右完全融化消失。
这不是虚无缥缈的预言,是即将接近尾声的现实。到那时,这世界消失了的,仅仅是乞力马扎罗的雪顶么?人类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气候危机是台前“杀手”。隐在幕后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所谓征服和改造。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所言,气候危机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对全人类道德和精神的挑战。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曾经,我们对这项人权的漠视,以及民众对自身权利认知的缺失,导致环境被算计被透支,破坏环境所产生的利益,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造成的损害却要由大多数人在漫长岁月里共同承担。这不公平。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不道德的欺骗,最残酷的掠夺。
真相正在被遮蔽。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很多工业项目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另一个并不简单的事实是,那些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破坏的投资者,往往在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和主导下,捐资参与环境污染的整治,从此获得了继续破坏环境并从中渔利的所谓正当的、心安的理由,获得了支配环境的更大特权。
“环境民主”,我曾经长久地体味这个词语。它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解答了一个最复杂最难以言说的困境。
我们一直都在改正错误。真正的改正错误,是需要交出诚意的。
很多失误,并不是非理性所致,而恰恰是高度理性的结果。明知故犯,事后纠错,这其中的诚意显然经不起质疑。
环境民主,应该成为一个渗透在血液中的理念,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滞留表象的概念。从概念到理念,还需要走过一段怎样的路?
二
为了抢购一桶“优惠”十多元的食用油,数百名凌晨就开始排队的市民发生拥挤,导致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发生。
这是发生在重庆家乐福超市的真实一幕。
十元钱和三条人命之间的这种关联,传递出了一些怎样的信息?排队抢购的人群中,那些刻满生存艰辛的面孔,更像是一枚枚关于农民工、下岗工、低保户的标签。
有关部门把目光迅速集中到了如何遏制“促销”上。在他们看来,惨剧的发生,是因为商家的促销活动。这样有意回避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觉得是不道德的。
一叶知秋。这起惨剧中的促销行为,犹如一片“落叶”,可以预示秋天的降临,却无法遮掩整个漫长的冬天。
想到那些沿街乞讨的病残者,他们在城市街道中越走越孤单,他们穿越茫茫人海,却感受不到正常人的体温。甚至,有的专家学者建议发放“行乞证”,规范管理,净化市容。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我惊愕得久久无言。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想出外乞讨是需要开具证明的。证明你的身份,你的贫穷,你的一无所有,你的乞讨行为的合法性。谁具有出具这份证明的资格?谁赋予了他这样的资格?
“最孤独的人、最可怜的人和快要死了的人都得到了她的同情与帮助,而这种同情与帮助不是以恩赐的态度,而是以尊重人的与生俱来的尊严与价值为基础的。”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向特里萨修女博爱精神的致意。这位身高不足一点五米的矮小修女,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人格标高。当她与世长辞的时候,她一贫如洗。然而,她有爱与被爱,有尊重与被尊重,有惦念与被惦念,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穷人。
就像同样的一片风景,不同的人拍摄出了不同的照片。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你的心里装着什么,你就会更多地看到什么。
太多的不公平正在陆续上演,太多的人正在成为冷漠看客。社会引导方式的陈旧与苍白,以及对某些个案在处置上的偏颇,越发地促使人们心安理得地成为冷漠看客。他们固执地以为,在这个无从把握的时代,唯有自己才是真正可靠和可贵的。这种想法,让人心的善,开始对他人也对社会渐渐地关闭。
对于街头行乞者,不管是信任也好,怀疑也罢,应该有最起码的同情与悲悯作为底色。甚至,那些“两难”态度也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它们透露出了丝丝缕缕来自人性深处的善良与温情。现在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道德常识。在道德常识面前的犹疑和麻木,预示了社会和人心的更多更大的不正常。
波伏娃有一本书叫做《模糊的道德》,说道德就跟任何存在一样,是受社会环境塑造的。不要期待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的道德困境。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正是因为渗透了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怀疑,方才发展出高度的政治文明。很多的所谓道德感,在诉诸大众的正义感与同情心的同时,其实也利用这种方式消解了社会对于实际情况的正常判断。这既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感的背后,居然隐藏着更大的道德问题,这委实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悖谬。
当某一天,随便一个国家或个人都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毁灭地球的时候,除了“道德”,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来维系一种更为现实也更为久远的存在?
我想起了康德的那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的,是心中的“道德律”,永恒的“道德律”。
三
食品安全问题频频见诸报端。于是有海外学者撰文开出“良方”: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好的办法是对所有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谁怀疑中国产品有问题,想来调查随时可以调查。
道理确是如此,但现实往往是另一回事。我们所言说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仅是“冰山一角”。更大的难题在于,食品安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若干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究竟该“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
这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根本的问题。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将对这个问题的化解,简单地寄托在良心发现和自我认知上么?这也让我想到,学者的一厢情愿,以及在中国做一个真正学者的艰难。在当下的现实境况中,我们缺少“理想化”这样一种元素;而在那些被呈现出来的“理想化”中,却又严重缺少了现实的品质和温度。
在道理与现实的缝隙里,“潜规则”散发出若隐若现的微光。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真相的孩童,究竟是无知还是无畏?也许,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懂得潜规则。
现实中不乏此类事情。比如说,大家都在认真地比赛游泳,但没有人会说出,用来游泳的水其实仅有脚踝那么深。这就衍生了另外的两个问题:一是游戏规则的排它性,为什么让人如此地心甘情愿?二是在只能没及脚踝的水里,如何赛出高水准的游泳技艺?这样的游泳,要比现实意义上的游泳更为艰难更具考验性。这群参与比赛的人在旁观者眼中,委实有些可怜。但是这种可怜,在顺利地通过了游戏规则之后,他们将会在施加给别人的可怜中获得自我心理补偿。我愿意以为这是社会畸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厂长在科长面前颐指气使,也许你会觉得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科长在科员面前同样地耀武扬威;更奇怪的是,科员又在下岗职工、农民工面前颇有优越感,动辄就是鄙夷或呵斥……把这一连串的“奇怪”联系起来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对国民性,或者说是人之劣根性的思考,更愿意从这个“态度链条”中去找寻一些验证。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着某些东西。它们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根既看得见也看不见的链条。
很多现实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只要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说复杂,是因为要想解决“官”的问题,比解决什么问题都要难上加难。这样的“两难”,常常导演出很多的潜规则。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李适时常动用重刑,文武百官无不提心吊胆。因为临近安葬唐代宗李豫的日期,全国禁止屠宰。就在这个节骨眼,汾阳王郭子仪的一个差役,偷杀了一只羊运进城里。于是裴胥将军上疏弹劾。于是有人劝说裴胥:“汾阳王对国家有天大的功劳,你为什么偏偏不给他留一点余地?”裴胥答道:“我这样做,正是为了给他留点余地。郭子仪官高权重,皇上李适刚刚登极,认为文武百官对郭公一定都附和顺从,我故意检举他一点小小的过失,以表示他的权势并没有什么。这样,对上尊敬天子,对下安定人心,难道不行?”
这只是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小小细节。针对主子的猜疑来制造相应的缺点,并以“不小心”的方式暴露给主子看,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这种信任的直接效果,就是令主子打消顾虑,放松警惕,甚至从此滋生麻痹大意的情绪。当“小心”以“不小心”的形式暴露出来,所谓诚实已经沦为一种最高明的技巧。我把这种心机视为对现象的“经营”。一个在这方面具有突出才华的人,多么可怕!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往往表现在对困难和得意问题的处理上。政治家往往在一个很小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大的手笔;政客常常是在一些很大的问题上,暴露出了小家子气。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政治家太少,政客太多太多。
四
民主。道德。和谐。规则……这些“词语”已经不仅仅是词语,而是一种我们正要接触的现实物事,是我们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一种态度。我们掌握和应用词语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词语完成对人的占领的过程。
在词语的泡沫中,灵魂的视力是很容易短浅的。能否对词语保持必要的警醒,能否看清词语的本来面目,已经成为对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双重考验。
比如“严打”,亦即在某个时间段更加严厉地打击犯罪。但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更需要的是作为常态的精准执行。这个词语的背面,还有一些什么有待解读?
某个地方的公安部门摧毁了一个重大盗窃团伙,媒体报道他们连续在本地疯狂盗窃多少年,犯案多少起,案值多少元,公安干警是如何攻坚克难破获大案的,等等。问题是,这个案件在这个地方持续了这么多年,当地的公安部门是如何地无视和容忍它们的日渐“长大”,这种成长背后的“不作为”,该由谁来追究?似乎没有。对于日渐长大的犯罪团伙的破获,成为有关部门邀功请赏的理由,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时下惯有的一种说法。在我看来,稳定之所以是稳定,就在于矛盾的存在;就像和谐之所以是和谐,就在于冲突的存在一样。这个逻辑,看似荒谬,实则蕴含着若干的深意。任何所谓发展,都是多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一种力战胜了另一种力,然后才呈现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理应具有“不稳定”的属性。之所以外在地表现为稳定或和谐,不是因为没有矛盾冲突,而是因为矛盾冲突可以得到一种妥善的处理和化解,从而能够维持它们的正常状态。
社会稳定是有弹性限度的。倘若低于弹性限度,则很容易表现为一潭死水,缺少活力。我们常常在解决一种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某些问题在被我们解决的过程中,又导致和产生了新的问题。当这个新问题在现实中“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又会引发新的解决措施,然后可能继续导致和产生新的问题……其实,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正是这样循环往复地前进和发展着的。所谓生命力,亦是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困境所体现出的抗击能力和适应性。但是置身其中,我们常常感到迷惘和困惑,感到切肤的痛,不像那些隔岸观火的谈论,缺少了被火灼伤的真切痛感。
写过《自杀论》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指出:“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疼痛,这是一个怎样的词语。我们现在更多拥有的,是麻木,是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安无事”。一个人与现实的冲突,以及由这冲突而引发的疼痛感,证明这个人还在真实地活着。
面对当前的诸多社会问题,置若罔闻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策略。那些常在河边走、并且经常弄湿了鞋的人,渐渐地就悟出门道,碰到矛盾和问题,先让时间来进行“冷处理”。被绕避了的矛盾,越来越多地积攒在那里,最终将以“爆发”的方式体现出来。
我们反对越俎代庖,反对以非正常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正常的渠道,用来解决各种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有勇气去面对和解决它自身的问题,这是衡量自信度的一个重要砝码。在当下,群访常常是解决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有效方式。民生问题,环境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这些症候在媒体的推动下,激起民众的共鸣,引起高层的关注和重视,然后开始进入解决渠道。本该由地方自行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只有惊动了上层,才开始具备解决的可能?
不是看不清事实的真相,而是大家普遍对真相表现出了熟视无睹。当民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无障碍的表达,复杂的社会现状对我们将不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一些原本可以正常发出的声音,倘若受到压抑和限制,必然地将会扭曲变声,表现为一种不合作、不和谐的方式。
往往我们越是强调某个问题,越是反证了某个问题的存在。
理性是残酷的。因为理性让你在别人普遍麻木的地方,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看到了“黑色幽默”。
责任编辑/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