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到今天，从这块黄土地飘洋过海去美国留学、陪读以至定居的中国人已有10万众。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学成回国，有的在那边扎了根；有的走上了令人羡慕的坦途，有的仍在艰难竭蹶之中；有的过着与世无争的小康日子，有的却摔得遍体鳞伤，于喘息中等待着命运之神扶他们一把。可甭管怎么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非在纽约的北京人，也不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走时过度的曲折，去后意外的艰辛，朋友关切的注视，亲人变形的期望，加上他们对完美的追求、对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他们的自负、他们的真诚、他们的超群、他们的普通、他们的隐忍、他们的自尊，使得种种关于他们的故事都多多少少把阳光映在了脸上，把黑暗埋进了心中。我倒不是说至今关于他们的故事大都不太真实、太富戏剧性，我只是想说，他们故事中最大的真实其实是故事所“讲”不大出来的。
1985年1月，我身上带着30美元降落在洛杉矾机场。机场大厅里有一排排的手推行李车，我随身带了三大箱物什，于是过去想拉一辆来运行李，结果却没拉动。原来你要往一个小机器里塞一美元纸币才能用这种车。心里一琢磨，一美元就是三块多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我出国前在大学教书一个月薪水不过56元钱，于是一咬牙又转回自己行李那儿去了。我采用分段搬运的办法，二十米二十米地向机场外挪动我的几件行李。倒腾了足有十几分钟，我终于把行李“挪”到了长途汽车站。一时间，已是浑身汗水的我觉得挺自豪:自力更生省了一美元!到了学校见到一些老留学生谈起此事时，才知道原来他们中有此“业绩”的不乏其人。为此我为中国留学生的勤俭精神着实感叹了一番，可一帮早去的留学生却觉得无所谓，称: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节约精神可能是不得不永远发扬光大下去了。在美国生活了不久，我就体会到了他们这话的含义。
美国可算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国度，超级市场中各类物品应有尽有。可刚去的中国留学生在肉类中一般只吃鸡。鸡在中国是个好东西，在美国却是便宜货，有时大降价时只有39美分一磅，又大又好，全都收拾干净了，我一般一次就买十只左右。回家后一股脑儿地把它们塞进冰箱冷冻层。之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吃完炖鸡吃炸鸡，吃完炸鸡吃烤鸡，吃完烤鸡吃炒鸡……那时候，留学生们自嘲地称自己为“吃鸡阶级”。省钱的方法还有许多。结帮拉伙出去旅游时，只供一两人住的汽车旅店房间可以住进去五六个人。
留学生们不但注意怎样省钱，更注意如何去挣钱。在自费留学生中，几乎没有人不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期去打工的。刚到美国的第一个暑假，我从得克萨斯州找了一辆送车公司的车驱车2000多公里到纽约市去打夏季工(在美国这是最省钱的旅行方法，你在指定地点提车，在指定地点交车而不必花租车费)。到了纽约，把行李放在朋友帮忙租到的住处里就出去找工了。纽约中国餐馆多，我就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家家地跑。到了第一家，餐馆经理问:“做过服务员吗?”我说:“做过。”“在哪家餐馆?”“……?”得，为了表示自信，连谎话都没事前圆好。到第二家餐馆，我被问了同样的问题。我立即说在“帝国大酒店”打过工。“你端几个盘子，我看看。”我“表演”了一番，人家没要。回家后，我找出了房东家七八个盘子，着实练了一通，又借来一本《服务生指南》的书浏览了一遍。到第三家餐馆时，我已是成竹在胸了。经理问我如何接单上菜，我左手托着六个盘子，嘴中念念有词:法式上菜应是这样，美式这样，先给孩子和女士，再给男士，帐单则交给男士……没等我说完，经理已经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你回家换条黑裤子，下午来上班吧!”我心里一阵狂喜，马上冲到商店买黑裤子，一问价钱吓死人:最便宜的也要40多美元一条，我当时没有这个钱!可晚干一天就少挣五六十美元，我又不能忍受这种损失!灵机一动，我想出了一个馊主意:用我身上新的香港牛仔裤去街上和穿黑裤子的行人换!很快，我就发现这主意有多么荒唐了――街上的行人听过我的长篇解释后，几乎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光看我，然后匆匆离去。好的说声“对不起”，坏的还骂我“疯子”。我不死心，继续沿街寻找，最后发现一个摆眼镜摊的黑人穿着条黑裤子。我用我那糟糕的英语向他解释我是多么需要钱，我这条香港牛仔裤如何高档。黑人“验货”之后竟然同意了。我俩走进了临街一座住宅楼的楼道里开始换裤子!说来也巧，正换当中，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走进楼道，一看见我俩正在脱裤子，吓得又退了出去。
也许是我这人的命特别不好，找到这份工作没多久，我就在骑自行车外出送货的路上被出租车撞了，从出事的百老汇大街被救护车拉到罗斯福医疗中心急救室。出院后由于腿伤不方便，我不能再去餐馆端盘子，于是又去一家中文报馆干起了夜班编辑。3个月后，我带着挣到的钱告别了纽约，回学校开始第二学期的学习。就我所知，我在美国打工的经历在中国留学生中属最普通的一类。有的同学锄草时弄残了腿；有的做搬运工时扭伤了腰；有的在刷油漆时摔成脑震荡；有的在当家庭女佣时遭到强奸……而这些人都是在美国一流大学中学习名列前茅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那边也许是对、也许是错，但却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路上顽强地、默默地向前走，不为外人所知，连自己的亲人、朋友也很少告诉。
我有一位朋友，她的故事也许是留学生打工故事中最平凡的一个。刚到美国时，正好赶上圣诞节，她马上开始利用假期打工挣生活费。曾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教书的她，每天要干14个小时，为一家富人缝窗帘、做衣服、预备各种圣诞舞会的食物和装饰品。每天精疲力竭之后，她还要在上床前给北京的家人写信。写着写着就老是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次日醒来又去打工。等到攒了一点钱，她便给家人打电话。她想让家里人放心，告诉他们她一切都很好，很快活，每天见到许多新鲜事，可说着说着就哭了。电话这一端虽然日日夜夜地盼着她的电话，可真听到了她的声音，知道她是用吃苦换来的钱在打电话，他们便一个劲儿地催她快挂电话。挂了电话，他们也陪着地球另一边的她流泪。
刚开始，她没有钱租房子，便在学校教授或者朋友那里“打游击”。早上6点，她爬起来直奔学校的学生自助餐厅去当杂工，干两个小时之后便脱下工作服、背起书包去教室上课了。中午吃饭时间，她又去餐厅打工，下午再回教室，晚上就蹲在图书馆到深夜。周末是美国人休息娱乐的日子，她也是早起床到美国人家里去打扫卫生、喂猫喂狗、修草剪枝，挣些钱攒起来。
她优秀的学习成绩让美国教授们吃惊，让同学们感叹，可她却一天天瘦弱下去，生出许多病来。但她为了生计，仍然到处打工。她漂亮而有魅力，追求她的美国人、有钱人一直不断，可她却爱着一个从大陆去的穷留学生。她帮他补习英语、帮他找工作，想和他一起编织一个生活的梦。两人在紧张、拮据的生活空隙里，寻找着属于他俩的那份平凡的快乐。打工时，他们一起咬着牙干活；学习的时候，他们互相鼓励着读书；伤心时，他们抱在一起沉默；高兴时，他们一块笑着流下眼泪。他叫她“母老虎”，她叫他“谋谋”。后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工和读书了，几乎再扛不动肩上那副担子。治病、生存需要大量的钱，可他们没有。再后来，她做了手术，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结婚前的晚上，她和男朋友都哭了。直到今天，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带着大陆留学生对生活特有的思考和对往昔的回忆，成了那个国度中默默无闻的一员。
一次，一些朋友聚在一起闲扯古今中外哪句诗最好，有说“古道西风瘦马”的；有说“天凉好个秋”的；当时她说，她最喜欢一句外国诗:“青青小草，迎风起舞。”我问为什么，她说世界上多数人就像那些普普通通的小草，不为人知，无声无名，可它们却永远在那里默默努力，悄悄地赞美生命。仔细想想，她说的小草正是那些大陆海外游子的一种写照。
今天，多为赤手空拳赴美的他们，有的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加州大学的教授、芝加哥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洛杉机电脑公司的经理、纽约金融界的商人、IBM的高级技术人员、自己公司老板；也有的成了普通职员、餐馆员工、家庭妇女、医院护士、个体艺术家；还有的仍在学校苦搏，为生存奔波，四处漂泊，几致沦落。可无论他们今天的贫富差别有多少，身份地位多么不同，他们都是在以自己的血和汗不息地歌颂着中华民族那种顽强的生命力，一如那风中起舞的青青小草。无论他们今天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心脏的血液中的一部分总是属于那块给了他们生命的土地，就像那些青青小草，当大地铺满了阳光，它们便悄悄地跟着吟唱；当狂风暴雨来临，它们便弯下腰，捂着脸，一串串掉泪。
留学生的那份心境究竟是个啥，恐怕谁也讲不大明白。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留学生的生活遭遇光怪陆离、曲折动人，而至今尚无一部真正描写他们的好作品问世的原因。坦白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实在想写他们的故事而又实在写不出的原因。于是，越是想写具体，就越往抽象里走；越是想为他们表达，就越怕玷污了他们心里的那块净土。
我这人狭隘得很。我知道美国是个大千世界，是个充满了无数话题和故事的地方。可是汽车也好，体育也好，风土人情也好，离开了10万大陆留学生，离开了他们的爱和憎、苦和乐，离开了他们的故事，谈起美国来，就觉得特不是滋味，提不起精神。
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女孩子的消息了。她后来改行去读艺术学位，作品大受教授赏识。可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普通艺术家当然挣不到大钱，但她的健康状况又不能没有钱。一晃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轻风吹来时，小草是否依旧起舞……白纸上写几个黑字，算作对她的挂念和祝福吧。
(闻强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