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短暂的生命里,总会有那么一些事是难以释怀的,魂牵梦萦,成为心中永远的痛。比如失恋或是某一次沉重的打击,甚至是痛失亲人的悲伤。而我这一生最刻骨铭心的却是因为一个学生的流失,让我难以释怀,成了我永远的愧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范毕业来到澜沧江峡谷深处,一个叫新龙的白族支系拉玛人聚居的小山村任教。如今我对人们说起那个地方总是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事实上用一个游客的眼光来评判也确实很美。这个小山村四面环山,整个村落坐西朝东,两百多口人的村落就像是一幅山水画,挂在西面森林中,房屋星星点点地点缀在林子里。东面是永远也望不到头的茫茫群山,南北两面青山簇拥,当太阳偏西,晚霞满天,整个村落就是一幅美妙的山水画,而作为将要在这里开始人生的起航,所面对的却不是充满诗意的栖居之地。
那一天,我刚踏入学校院坝,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破败的二层土木结构的房子,一层的两间房,一间关着几头黄牛,一间关着一窝猪,院坝里满是牛屎猪粪,绿头苍蝇满天飞舞,一群拖鼻涕的孩子在看大猩猩一样好奇地看着我。整个村子没有天然的三尺平地,最宽最大的地就是学校院坝了,也不过二十平方米,况且西高东低并不平整。整个村子老老少少每天晚上就聚到这个场子里燃一堆篝火,然后手拉手彻夜跳羊皮舞,抽一毛钱一包的红缨烟。晚上睡在楼上,屋顶是稀疏的几块破烂不堪的房头板,细密的露水直接落到脸上,思乡的月光照得心慌慌睡不着觉。为了改变现状,尽快恢复教学,让老百姓把牲口赶回家,我带着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把两间教室清理干净,又去山上砍了几棵大树,用平整的方匹做课桌,带杈的直接做凳子。简易的教室勉强能上课了。然后在学校院坝开群众大会,动员他们送孩子来读书,学生陆陆续续地来上学了,除了四年级3人,三年级7人,二年级10人,剩的17人全部编入一年级,37个学生四个年级四级复式。我每天起早贪黑,上课、批改作业、备课,煤油灯陪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经过我的努力,学区的关心和群众的支持,房头板换成了瓦屋顶,院坝砌起了围墙,课桌椅换成了较为标准的符合小学生尺寸的课桌椅。全大队统一考核结束了,我的一、二、三年级在全大队的五所学校中名列第一,可四年级的3个学生中有一个同学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10分,平均分一算,全大队倒数第一,大队校长宣布成绩时让我在其他老师面前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找条缝钻进去。回到学校,我让这个学生罚站,他是一个邻村的走读生,每天来回要走十多公里山路,也是那个小村子里唯一读书的孩子。站在黑板下,他稍微比我还高。当时我17岁,这个学生小我一岁,但无论个头、力气和魁梧的身材都是我忘尘莫及的,站在我的身边他的心里也是极难过的,小同学的嘲笑,自己的不争气,可他什么也不解释。放学的时候,他怯怯地对我说:“老师,我不想读了,我读不进去。”就匆忙地回家了。后来,我每天放学就走十多公里的山路到他家里,动员他继续上学,并且很诚恳地向他和他的父母道歉,说是因为我让他罚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才造成他不愿意读书的。他的父母对我非常客气,也帮着动员他去读书,但他就是不肯读,第三次到他家时,他的父亲很和蔼地对我说:“老师,您不必再跑冤枉路了,这孩子确实不是读书的料,年纪跟你差不多,个头都比你高,你说能读出什么名堂,他不愿意,你就不要费心了,我也只是让他混混日子,不指望他读出什么名堂的。”
后来他父亲还捎话给我说,不是因为我罚他儿子站才不读书,一定不要让我往心里去。可是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呢。我天天想该用什么办法才让他来读书,做梦都梦到他真的来读书了,我又让他原来的两个同学做工作,可怎么说他最终还是没来。
三年后,我离开这个小山村到镇上的学校任教导主任,竟和这个学生不期而遇,后来他长得更是牛高马大,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他每次都非常热情主动打招呼,左一句老师,右一句老师,更是叫得我脸热心跳,又是递烟又是点火,笑嘻嘻地跟我说这几年搞运输,每个月有多少钱补贴家用。而我却无言以对,他越这样热情,我越是羞愧难当,觉得有愧于他,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手里流失的学生。
如今,事隔30年了,哪天再相逢我未必能认出他来,可我还是觉得深深的愧疚,也许30年的拼打,他早已是腰缠万贯的矿老板,也许是个养殖户老板或者在哪个行业做出样子。他的几个同班同学早已是腰缠万贯的矿老板了。但我至今不敢打听他的情况,这辈子我欠他的,也许有一天看到我这篇写他的小文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一声:老师,您不必这样,这不是您的错!我假设了一万种可能,但不能假设能得到他的宽恕。因为,这已经成了我永远的愧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