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我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分配到北京西郊蓝淀厂的空军学院工作。那时，那地方还比较荒凉。只有一路360汽车通过。从我住的房间就可以看见颐和园的万寿山，和北大、人大也遥遥相望，却都没有公交车通行。我很需要一辆自行车。但当时买自行车需要购物票，我才到北京人地生疏，没办法弄到票，所以希望在家乡也许能有办法。
有这个想法两年后，终于得到家乡的消息说已搞到一张自行车票，买到了一辆自行车。我82年夏天正好回去探亲，于是可以把新车运进北京了。
买到的自行车已经请师傅装配好用上了，于是在家里骑了几天。那是一辆铮亮的28型永久载重车，后面的车架负百十斤没有问题，坐垫前面的车杠上还可放一个小孩坐椅，按起铃来“叮呤呤”响，装车的师傅又在链条盒里放了不少润滑油，自觉很是得意，骑起来相当轻松，风迅速地从脸边掠过。
临行前又得把车子重新拆卸开，以便分别带走。父亲带着工具来忙乎了半天，终于又把新车变成了零件，可以分别放到各种箱子、盒子里，只有两个车轮没有办法，就用旧被单裹住它们，缝成一个圆盘状。
那次是我和另外两人一起回京，所以，三个人加上送行者就比较方便带进站了，但那个装车轮的圆布袋还是引起了注意，一下被车站工作人员拉住了，说了许多好话才终于放行。
那时火车的时速大致是每小时60公里，从南昌到北京要走两个白天一个晚上。一宿无话。但车快到北京时心情是有点忐忑了，到了这首善之区的大站，带这些东西能不能顺利出去呢？幸亏在车上认识了一个在基建工程兵做下级军官的朋友，车到北京站后竟然有好些个当兵的来接他，顺手就把我们的东西也七手八脚提起，分散走开，一会儿就都出了站。
出来已经快晚上9点了，不可能坐公共汽车回学院了，于是叫了一辆出租车，还是一个女司机，她开着车过了京密引水渠之后，到处黑灯瞎火的，说话和动作不免显出一点紧张。那是我第一次坐出租车，车费是十多块钱。
2天后，我搭便车把自行车零件运到了蓝淀厂一家自行车修理铺。里面是一位个子矮矮的驼背孩子，还有一位老人（好像是他的祖父）在修车，门上的招牌写的是“玉华修车”，“玉华”就是那驼背孩子的名字。他大概是属于最早的一批个体户了，说是政府帮助残疾人自谋生路而特许的，而一般人那时都不会想去干个体，首先的希望是能进国营，或至少大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企业。玉华动作挺灵，技艺娴熟，倒是他更多地动嘴而指点那老人动手，只花了一两个小时，一架新自行车又重新立起来了，我骑上试试，感觉果然不错。
那年年底，我的孩子降生了。这辆车伴随我在北京度过了十多年，买菜购物，送孩子上学，平时办事，假日郊游，经历了许多风吹雨打，它可真是出了大力。家里后来也买过其他的车，也损坏过，也失窃过，甚至有过一月连丢三辆车的记录，只有它却还是很皮实、也很恋主地为我服务。
可是，在95年夏天我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搬家到六郎庄的时候，最后搬家公司的车还不太满，搬运工们就不愿再往里塞它了，于是我就说，等以后有空自己再来拿吧，可是搬过去以后很忙，说了两次，终究还是没有再去拿。现在，它到哪里去了呢？世事沧桑。想是早已被清理解体、灰飞烟灭了。
我以为我使用这辆车已经算是够久了。前几天父亲来北京，说起他在1968年买的一辆永久载重车，用了三十多年，还保养得不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还都是用它学会的骑车，直到最近他年纪大不便骑车了，才将它送给别人接着用。这话突然让我心里一惊，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那辆车，想自己怎么就这样把那辆老车给丢掉了呢？
这二、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生活变化最快的时期，尤其是在交往手段方面――从交通到通讯工具，后来的变化是以前人想象不到的。我们不断地丢弃，不断地更新，甚至以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陈出新。但我们却可能失去一些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自然，万物皆朽。雅典人纪念英雄忒修斯，为了保持据说是他往克里特的那条船的完好，不断修理更换那条船的船板，这样过了很多很多年，于是有好事的哲学家发问：“这条船还是不是原来那条船呢？”
也许，只有通过怀念方能使一个东西长久地存在。通过怀念，消逝者仍活在我们的心里。然而一代代的怀念者也要成为逝者。怀念也是递减的。一个人或会幸运地被另一个人铭心刻骨地记忆和怀念，但后者所能记忆的也还只是前者记忆的一小部分。就这样，多少旧物往事落入忘川，直到最后完全消失。这种消失的速度甚至很快。不要说其他的人物，就是对我们的直系祖先，现在有多少人能说出自己的曾祖和高祖的名字？
那么，有没有一个永恒的怀念和记忆者呢？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不同的回答是不是会使他们现在的生命和行为、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也有所不同呢？
在宴席上有人会起身说：“I have to leave.”。“leave”的意思是“离开”，也是“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