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战爆发不久，厦门开始遭受日本飞机、军舰的轰炸和炮击，时局紧张。我父亲考虑到祖父母老迈体弱，而子女又都年幼无知，万一战祸临头，逃难都来不及。当年的鼓浪屿已是“公共租界”，由外国佬统治，日本军阀还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侵犯，相对地说，比较安全。因此，父亲托人在鼓浪屿先觅租房子，做为搬迁鼓浪屿的准备。
1937年10月26日金门沦陷后，日机、日舰对厦门的炮火威胁，日甚一日，父亲决定于1938年春节过后，举家搬往鼓浪屿。从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才又从鼓浪屿搬回厦门。我在鼓浪屿这么一个小地方。整整住了8年，度过从高小到高中的学校生活。抗战期间鼓浪屿发生的重大事件，大都耳闻目睹。但由于当时年纪还小，又时隔半个多世纪，有些事件已在记忆里淡化甚至消失了。惟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鼓浪屿从原来的公共租界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段历史，倒是记忆犹新。
1941年12月8日清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挟着书包准备上学。路过最热闹的龙头，气氛与往常不同，显得格外沉寂，向周围观望一下，才发现有日本兵在街上巡逻。起先还以为是日酋或汉奸被暗杀，不以为意，临近学校，看到好多同学都往回走，一问，说是校门口有日本兵站岗，挥手不让学生进学校。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当天上午10点左右就揭晓了。街上到处贴上《全闽新日报》和伪《华南新日报》皇军对英美宣战的号外，又贴有两份《告示》和一份《布告》，都是用中文，当然是要中国人看的。有一份《告示》是由日军厦门根据地队本部具名的，其内容是：日本内阁发表日本天皇对英美宣战的诏书，驻厦门的日军为此占领鼓浪屿；同时宣布全面封锁海上交通，限制厦门鼓浪屿间交通，断绝厦鼓与重庆政权统治的漳、泉内陆交通。甚至早已被日本占领的金门、浯屿，也被禁止交通。渔船出海，要经检查许可。另一份《告示》由厦门日本总领事馆具名，内容大意是：因时局变化，凡趁机造谣破坏、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资金外逃、扰乱金融等违法行为者，一律严惩不贷。《告示》并宣布：从即日起，使用日本东京时间，也就是比厦门人传统使用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此外，还有一份由伪厦门特别市政府具名的《布告》，无非是要鼓浪屿人民安份守己，拥护日本军阀发动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并宣布派伪厦门高等法院检察长、汉奸杨廷枢，接管鼓浪屿惟一属于国民政府的会审公堂，委任杨廷枢为堂长。
与《告示》、《布告》、《号外》出现的同时，小道消息满街飞，说法纷纭不一，但也有有目共睹并经日伪报纸证实的，例如原来在鼓浪屿养尊处优的洋人，除几个天主教神父外，一下子都成为日本皇军的俘虏和阶下囚，起先被集中在西仔路头博爱医院（今部队疗养院)，过后被禁闭于中国银行在港仔后的那幢红砖楼宿舍(今属鼓浪屿宾馆)，有事要上街，都得在衣眼的左臂上挂一条白色红框的布圈，用日文和英文写明本人姓名和国籍，否则即当逃犯处理，逮捕法办。过了一个多星期，传出了前工部局董事长、英华书院主理、英国伦敦教会牧师洪显理突然死亡，遗体不许亲友探望，立即抬出去埋了。日方宣布洪显理是自杀，但也有说是被杀的，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又如，12月8日凌晨，日军从厦门分乘汽艇在鼓浪屿龙头、田尾、内厝沃登陆，占领工部局、英美荷领事馆、汇丰、安达银行、大北电报局、各教会学校、医院、和记等堆栈、外国人住宅以及会审公堂、电灯、电话公司、邮电局，搜查并接管这些部门，财产查封，人员先就地集中，不准外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12月8日中午，陆续被集中到博爱医院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和在外国人机关、企事业任职的中国人，包括住宿在教会学校、医院的教职员工、学生和医护人员达四千多人，当天下午约二时，有几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来到博爱医院，传令被集中的人群都上医院天台聆听训话，由一个会讲厦门话和英语的日籍台湾人当翻译。训话的内容大意是：日本天皇下诏对英、美、荷诸白魔宣战，日本皇军奉命占领鼓浪屿，大家要拥护皇军。接着宣布两件事：“第一，凡持有枪支弹药的人，要立即主动交出来，不加追究，如隐瞒拒交，一经查出，就以私藏；军火严处。第二，所有被集中人员，一切行动要听从皇军官兵的指挥，如有发现擅自行动或非法行为，格杀勿论”。经过具名宣誓服从皇军，并盖上羞耻的指印，被集中的人员分批释放回家，但外国人和一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仍被幽禁于博爱医院楼下，几天后移到港仔后中国银行宿舍。
这一天，向来不行驶机动车辆的鼓浪屿，开始出现了日本皇军驾着机枪的三轮军用摩托车，人们听到广播的报时都改用东京时间。傍晚，屿民欢迎“皇军和平接收鼓浪屿”和“皇军进攻香港”的《号外》也在街上散发了。
翌日，日军厦门根据地队本部发表实施灯火管制的告示。下午二时半，会审公堂举行升旗仪式，升起抗战以来鼓浪屿首次出现的第一面汪伪政权的“国旗”。汪精卫等在南京建立的汉奸傀儡政府自我标榜是“中国国民政府”，为了与重庆的国民政府的国旗有所区别，汪伪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端加了一条扁长三角形的黄布，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屿民看了，都嗤之以鼻。
同一天，日军当局宣布改组工部局董事会，召集工部局全体人员复职。原任副巡捕长的白俄人胡锡基引病告退，原有的三个外国人董事也都“自动”辞职。几天后，日方宣布，由日本人福田繁一接任工部局巡捕长兼秘书，允许三个外国人董事辞职，由二个日本人和二个中国人组成新的工部局董事长。工部局所有公私文件改用日文、中文，废除英文。任新董事的中国人一个是林寄凡，福州人，原是个中医师，厦门沦陷后在鼓浪屿福建路一家中药铺悬壶行医。战前，他与漳厦海军司令部的司令林国赓等闽系海军的头面人物时相过从而有“师爷”之称，又曾是“了闲别墅”的主持人，因此为日军所看中。另一个是林汉南，厦门电话公司的经理，与地方富绅有一定关系，因而敌人想利用他，聘为董事。
10月11日伪报上，登载着“……各校当局原本基督教博爱立场，与友邦人士合作”。接着，同文书院、美华书院停办，英华书院改名厦门第二中学复课；怀仁女子中学停办，毓德女子中学被改为厦门第二女子中学复课；有些小学停办，普育小学怀仁女中校址、福民小学和养元小学，分别被改名为鼓浪屿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小学。取消英语课，改为日语课；公民课被改为修身课；宗教课起初还保留，不久又被取消了。
从12日到月底，日伪的《布告》和座谈会、庆祝会之类的集会，一个接着一个，日伪两报，大量报道鼓浪屿的新闻。日本统治厦门的最高权力机构兴亚院厦门联络部，也在鼓浪屿设立事务所。从《布告》的内容而言，主要有：实施屿民生活必需品限制物价政策；凡在鼓浪屿英国汇丰、荷兰安达银行和中国的中央、中国、交通以及侨办的华侨、中兴等7家银行有存款的客户，每户一天间领取的存款不得超过五百元。就会议而言。主要有：在英华书院举行的所谓“各校领袖座谈会”、借“中德记”召开的“各界妇女代表座谈会”，以及在泉州路“同声俱乐部”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既领受了教训，又领受了恐吓。12月13日下午2时，还在番仔球埔（今人民体育场)举行所谓“鼓浪屿屿民大会”，强迫各户代表出席。主持这次大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鼓浪屿工部局新董事林寄凡。2日晚上，又在鼓浪屿戏院召开“打倒英美扩大宣传大会”，并放映电影，免费招待。伪厦门文艺协会的无耻文人吕展新、陈祝尧、黄白成枝、陈丽等受命在台上卖力地鼓吹“大东亚圣战”和”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谬论。22至23日两天下午，伪大乘佛教会也在大宫口举行“打倒英美”演讲会。日伪使尽招数，而参加的人为数寥寥，演讲的汉奸卖身投靠，妄想赢得听众的掌声，而得到的却是人们从嘴巴里吹出的嘘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鼓浪屿后，可记的事尚多，不是一篇短文能容纳得了。我不想多写了，仅摘录1901年12月16日《全闽新日报》刊载的一篇报道，作为本文的结束，以见日伪歪曲事实，强奸舆论的伎俩。
该报道采用四行醒目的大标题：
“鼓屿英美籍民准予自由居住”（二号字）
“俱感激日军优遇”（特号字）
“异口同声誓愿协力”（一号字）
“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特字）。
【责任编辑 朱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