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加荣撰写的《杨西光传》，全面、客观、公正地突出记叙了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1978年4至5月间组织修改和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详细经过，进而阐明了杨西光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以及其他因素，深刻论述了这篇文章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感人至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发表始末
杨西光一生中的最大亮点，是他晚年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不久，主持修改并且果敢地决定，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首先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在全党全国全军影响极其巨大的文章。该文受到邓小平多次表扬，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到了引发作用，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舆论上的准备阶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按照一般传记的写法，完全可以按照历史顺序，将这部分内容放在后面去叙述。但是，作者为了突出这一靓丽的花朵，一反常规，采取倒叙写法，将它安排在该书的第一章，并且用的笔墨最多，篇幅和字数占全书的1/5以上。看了这部传记，可以使读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从组稿到多次修改，再到公开发表，以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完整准确的认识。
该书中特别指明，杨西光对将该文修改成功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躲开当时中央主管宣传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阻挠，杨又进行了巧妙的策划，使该文在《光明日报》上顺利公开发表，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同时，这本书对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将自己写的原稿结合报社理论部的修改稿按照杨提出的修改方案多次进行修改的过程、原稿经报社修改后在定稿中所保留的基本框架与比例；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的组稿与修改该文的经过；光明日报社主管理论部的社级负责人之一马沛文对该文进行修改和发表所起的作用；理论部张义德提出将原题目中“一切”二字去掉加上“唯一”两字的修改意见；作者本人所作的编务工作，都一五一十地作了原原本本的叙述，毫无遗漏。
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参加由杨召集的修改该文的讨论会、发表修改高见、将自己正在写作的同一题目的稿子与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对胡福明原稿的第八次修改稿捏在一起进行重大修改的一些具体内容、给该文加上4个醒目的小标题、在定稿中经过修改的文字所占的60%比重；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修改指导性意见和几处重要修改内容；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组的孟凡所作的工作；特别是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从启发杨西光解放思想，到调动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让其开创新局面，以至最后对该文作了两处微改并最终拍板定稿的重要作用，也一一作了客观的如实叙述。
基于上述原因，作者再次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绝对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结论，完全是客观公正的。所谓公正，就是评判者要将集体功劳置于最高的地位，而把个人功劳置于集体功劳之下，放在恰当的位置。评判者就像体育竞赛场上的裁判员一样，必须公正裁判，不能偏向。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由许多人参与、由“众人智慧的高度凝聚与交合”的杰作。单靠一两个人是绝对无法撰写出这一战斗檄文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两个人当作该文的作者来署名，当然不合适。于是，杨采纳了吴江的建议，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该文公开发表时署了名，这是十分恰当、合情合理的。
看了这部传记，使人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组稿、修改和发表过程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仅就我个人来说，也纠正了过去的某些片面肤浅的看法。过去，我只记得杨西光派我将定稿送往中央党校，临行前他所叮嘱我两句话：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一是想听听反应；二是可以得到耀邦同志的支持。现在，我从这一传记中了解到，原来杨为了得到胡耀邦的支持，打算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早已多次同党校的有关同志商谈和内定过，绝非临时的草率决定。事实上，胡耀邦的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还对该文两处的文字作了修改，使该文“有了更大的名分”。杨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几次被自己的老部下孟凡拉差，为《理论动态》修改稿件，可见他对这份内部刊物是相当熟悉的，对它的重大政治影响，特别是能送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阅读的这种高层次的发放范围，当然是了如指掌的。因而当他离开中央党校后仍然能够采纳吴江提出的建议，愿意把自己精心组织人力下大力气修改好的重要稿件首先放在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上发表。显然，这样做不仅仅是想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而且还希望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虽然通过《理论动态》这条途径没有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很快看到，但当《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该文之后，最终还是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及时的支持，而且邓小平还高度赞赏“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邓小平年谱》上册P359）
过去，我只记得，自己受党校孟凡之托，将登有该文的那期《理论动态》顺便捎带到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汪子嵩的具体情形。现在，我从这一传记中了解到，其实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夕和当晚，已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等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作了联络，业已“严丝合缝地共同编制了一场立体化战争的作战方案”。过去，我先后向马沛文和杨西光汇报过该文发表后在北京和山东等地的一些反应。现在，从这一传记对该文发表后在当时党政军各方面引起强烈反响的概述中，我才意识到，那时自己反映的情况，不过是一星半点、凤毛麟角而已。总之，看了该传，扩大了我的眼界，冲破了一孔之见。
有关亲历者，如果片面地夸大某几个人和某个单位的作用是不对的。同样，如果毫无根据地否定某几个人和某个单位的作用，哪怕是轻描淡写地对其一笔带过，略提几句，当作陪衬，也是不可取的。史学家们在编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能够认真参阅一下《杨西光传》，我认为，对写好信史，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看罢这部传记，还使我对杨西光的一生有了全面了解。我和杨西光在光明日报社相处不到半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了点编务工作，对他以往的经历了解很少。如今，看了他的传记，对这位令我十分敬佩的总编辑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杨西光为什么能慧眼识玉
刚到光明日报社任职不几天的杨西光为什么能够很快慧眼识玉，一下子就抓住胡福明的文章不放手，并同报社与中央党校的同志齐心协力，最终把它修改成影响极为重要的篇章呢？对此，杨本人写文章作过解释，王强华为此专门作过研究。他俩从政治上和理论上都给出了简要的、原则性的正确答案。虽然如此，我总觉得还未将谜底彻底解开。邓加荣通过撰写《杨西光传》，进一步给了人们一个具体的解答，终于找出了深远的历史根源，使我久存心中的谜团彻底解了开来。
原来，杨西光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酷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大纲》《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普及读物，自学哲学并且主动到北大旁听哲学课，经常向著名学者范文澜请教哲学问题。他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一进马列学院、二进中央党校，听过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讲课，到光明日报社任职之前再次上中央党校，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功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能够经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观察、思考与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他最后一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提前半个月就报到了。到了党校，每天睡得晚，起得早，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列原著。在短短40天之内，就阅读马列原著及文件达12万字，记笔记、写提纲5万字左右。
杨西光对10年“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和理论问题，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进行了观察，作了深入思考，对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歪曲了的事实，颠倒了的是非，已经基本上梳理出一些头绪，深感对党内当时被称之为“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实际上就是对“文革”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在他看来，必须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冲破提出和顽固执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人设置的各种禁区。正如他事后回顾当时的思想认识状况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给颠倒过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就无法集中精力向着四化建设的目标前进。”（《杨西光传》P220，下引该著只注页码）当时，他已下了决心要坚持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各种流毒。他发誓说：“无论如何，最后我们一定要把真理说出来的！”（P223）如何才能说出真理来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依靠实践这个标准来检验真理。正因为如此，杨西光刚到光明日报社上任，就能很快看出胡福明的即将在《哲学》专刊上刊登的那篇文章具有进一步修改的基础，修改好了，可以引导大家用实践标准检验所有理论，驳倒林彪、“四人帮”散布的一切荒唐谬论，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修改该文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青春。
杨西光通过学习马列原著，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系列著名论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对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也是相当深透的。从这部传记中，读者还可以看到，杨西光的革命和工作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理论，才能够称得上是真理。他用自己领导陕甘宁边区华池县岭南乡农民治疗好羊瘟的实践，证明了养羊经验丰富的老把式耿志忠提供的偏方是十分有效的。特别从他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已经证明某些人的作法是错误的，而自己和王零等原复旦校党委一班人与上海原市委几位领导同志的作法则是正确的。他曾对妻子季宝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没有错，是‘文革’搞错了，将来一切都会证明，错的不是我们，是他们。”（P222）实践也证明，他指导常溪萍到北大搞社教的主导思想和作法是正确的，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而江青伙同聂元梓的反攻倒算却是非常反动的，所写的那些大字报是十分荒谬的。因此，当他1977年9月再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能自觉地根据胡耀邦提出的“用实践标准分清路线斗争是非”的指导思想，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进行评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分辨出某些所谓“路线斗争”之间的不同性质。
读者从这本传记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杨西光1977年秋冬至1978年春天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与胡耀邦的多次接触和交谈，才使胡耀邦提出的“用实践标准分清路线斗争是非”的指导思想对他的影响既十分直接，又非常深刻，从而促使他在头脑里产生了“读读、想想、写写”有关实践标准这类文章的打算。由于有了这种思想基础，所以他能一眼看出胡福明所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立即要求从即将于第二天刊登的《哲学》专刊大样上撤下来。
杨西光从年轻时起，就具有肯动脑筋思考问题、观察问题眼光比较尖锐、分析现实政治斗争形势比较切合实际的特长，政治思想觉悟一贯比较高。他曾帮助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意军官于会川正确地分析过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反动之处，为于会川以后走上正确道路，并且加入我党，指明了方向。他随后之所以能够进入东北军为我党作地下工作，又与于会川的联络，大有关系。在爱国将军张学良领导的国民党东北军的学兵队及东北军家属中为我党作地下工作期间，在我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担任解放军官总团教育长专门作俘虏军官工作的时候，在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10年时光里，他经常作政治形势报告。因此，他的政治意识比较强，政治头脑比较清醒，政治嗅觉比较灵敏。当他听到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听了邓小平关于要世世代代完整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指示精神传达之后，就能够对当时的政治方针进行认真思考，对政治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党内存在的“左”的主要错误倾向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因而就能很快地抓住胡福明的稿件，以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为指导，组织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把它修改成一篇质量更高的文章，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斗争。 革命战争血与火的锻炼，“文革”中各种难以忍受的磨难，都使杨西光养成了勇敢坚强的战斗作风，“坚强如钢的硬骨头”，光明磊落的品质。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夕的一个周末，杨西光就在光明日报编委会上明确表态说：“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的；如果结果不好，因此而受到了误解，甚至受到了组织处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P43）并要秘书将自己的这一表态记录整理成文，作为他将来承担责任的证据保存下来。在此前后，杨西光去中央党校找孟凡，催促孟凡尽早能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载该文。孟凡告知他说：“党校里有人认为，《光明日报》搞了一篇文章，自己不敢发，要《理论动态》先发。”杨西光听了很生气地说：“我害怕什么？若害怕，还花那么大力气修改这篇文章干什么？不就是为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吗？在《理论动态》上先发，是为了请耀邦同志审阅。这样吧，《理论动态》发表时，注上《光明日报》供稿，我不怕。”（P35） 如前所述，首先在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上发表该文，是由吴江向杨西光提出的建议。杨西光只不过是釆纳了吴江的建议而已！这两个为局外人士很难得知的情节，一方面再次说明了杨几次三番地要求将该文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最初缘由和重要理由；另一方面，给人们点明了《理论动态》在刊发该文时之所以特意注上“光明日报社供稿”的真实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将杨勇于为党的事业负责、敢于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表现得十分突出。当该文公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天晚上，又有人已经预感到会遭遇极大风险，于是从中央党校传过话来：“如果有事，让他自己承担，不能上推下卸。”对此，杨西光坦然一笑，对妻子季宝卿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要别人提醒吗？我是那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样残酷的逼供信情况下，我都从来没有上推下卸，牵连到什么人。他们不了解我，你是了解我的！你要知道，我是从来不违背良知的。良知，是我做人永不违背的准则。”（P42-43）该文公开发表仅仅过了不到24小时，就被扣上了“很坏很坏，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的问题更大”“砍旗”等吓人的“罪名”。 杨虽然事先预感到这篇文章会遭到反对，但想不到反对之声竟然来得如此迅速和猛烈。后来，还被加上了“丢刀子”“非毛化”等更大的“罪状”。面对泰山压顶、狂风暴雨突袭，他完全“不怕丢掉乌纱帽”，而是勇敢地顶住天大的压力，与狂风恶浪奋力拚搏，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从传记中读者可以看到，由于杨西光多年从事过新闻和理论宣传工作，政治和新闻的敏感性很强，思路相当活跃，具有办报的奇异才能，写稿和改稿的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编写出的文章质量一贯较高，所以他一到光明日报社，便能轻车熟路，很快组织修改出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来。没有多年积累起来的较高政治、文化和理论素质，是很难一下子搞成这样一件“永载史册”的大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