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我妻子打来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妻。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三个月零六天。能说什么呢？如今我再不用为午饭和晚饭做什么发愁了。但也没觉得比过去更轻松。三个多月前，前妻把两本蓝皮证书中的一本交给我时，嘴角动了动，我以为她会说点什么，可她只是把嘴撇了撇，什么也没说。这可以理解，该说的话，过去早已经说完了。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分了手，我向东，她向西。走出几步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冲对方笑了笑。就是这样，我们用微笑给十年的婚姻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接电话时，赵卫国把窗户敲得咣咣响。我把电话换到右手上，抬起左手向他摇了摇。这家伙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打算明白，仍然不停地敲，嘴里好像还喊着什么。放下电话，我走过去拉开窗子，他的声音就冲了进来。赵卫国告诉我他老婆马上要来了，说完还挺神秘地冲我眨眨眼睛。他总是喜欢眨眼睛，他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
我和赵卫国的友谊开始在两个多月前。住进这间三十五平米小屋子的第二天，赵卫国被城管人员驱赶进小区里。在那之前，他的菜摊一直摆在小区外面的马路边。开始的几天，赵卫国他们不太甘心失去原来的地盘，我站在窗口前，每天都会看到他们和城管人员打游击。不久后的一天下午，一道身影从窗前跑过去，紧随其后的是一群城管。我快跑几步打开房门，见一个人正躲在楼梯拐角大口大口地喘粗气，一只手上提着麻丝袋子，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臂弯上挎着一杆秤。我喊他进屋里，他万分感激地表示接受。很快，几个敬业的城管也追进楼道。我站在门口问他们要找谁。他们谁也没理我，顺着楼梯向上追。那一天，赵卫国没再出摊，死乞白赖地要请我喝酒。他喊我大哥，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说我不过救了他的秤和菜。他说秤和菜正是他的命根子。酒是赵卫国买回来的，整整一箱啤酒。没买菜，吃的是他卖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还有尖辣椒。我咬一口黄瓜笑笑说，你看看，我现在正吃你的命根子。赵卫国咬一口茄子说：“你吃，你吃，这鸟东西吃没了咱再去进。”我俩就同时大笑起来。喝到最后，我们都有些多了。赵卫国不再把我当救命恩人，也不再喊我大哥，拍着我的肩膀喊兄弟。赵卫国说：“兄弟，你是干啥玩意的？”他是问我的工作。碰到这个问题，以前我都回答干测量的，在地质队工作。其实我已经五年没接触专业了。我告诉他我也是卖东西的。我说：“你卖菜，我卖字。”说这话时，我有些心虚，我写的那些字其实很少能卖出去，我是个很差劲的商贩。赵卫国想不明白字怎么卖，论斤两，论堆儿，还是像烤羊肉似的串成串。他看着我琢磨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拍大腿，“我明白了，你是写墨笔字的，那个什么书法家。”我告诉他我不会写墨笔字，是把字写成文章卖。他恍然大悟，有些肃然起敬，屁股从椅子上欠起来，说：“你是作家，那啥玩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赶紧声明，我可不是什么作家，虽然在家里坐着，但就是一个写字卖字的，和作家八杆子都打不着！赵卫国听说我不是作家，就放松下来，坐下去，喝一口啤酒又问：“你的字怎么卖，是零售还是批发，一个字多少钱？”我在心里算了算，告诉他，一千字五十元，一个字五分钱。应该不是零售，算是批发吧！他问我卖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写出来的多，卖出去的少，都在手里积压着呢！他脑袋转来转去，在屋子里四处看了看，大概是找那些积压下来的字。他没找到，脸上露出了一些疑惑的神情。我指了指旁边的电脑，告诉他字都在那里放着。他说，一直以为电脑这玩意就是算数用的，数太大，人脑袋算不过来，就用电脑算，没曾想，这东西还能当仓库用。我笑笑，不但能当仓库，还是个不错的仓库，放上多少年，都不会长毛。赵卫国也笑了笑，也许他在想长了毛的字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喝干了一杯啤酒，赵卫国问:“兄弟，字卖不动，你咋没寻思卖点别的啥？”类似的话我前妻和女儿也不止一次说过。女儿往往是用手指头点着我的脑门问:“老爸，你咋总爱整这没用的呢？”前妻每一次的表达方式都不太相同，最后一次说的是“写那鸡巴玩意能当饭吃？”。每次我的回答都一样，我喜欢写字。赵卫国听到我的回答有些吃惊，“你傻？一根轴？就打算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我说：“我是傻，是一根轴，就认准写字这棵歪脖树了，说啥也得在上面吊死。”赵卫国听我这么说，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操，你有病！”
赵卫国说完他老婆要来，冲我眨眨眼，一只手抓着铁栅栏，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很显然他是希望我能就此说点什么。我站在窗里，他站在窗外，中间竖着一道钢筋制成的防盗窗。每次我站在窗边和他说话时，都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囚犯，而赵卫国则是来探监的，我好像还听到他说：“兄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改造，回家过年。”我曾经试着运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把我住的屋子想象成自由的天地，把窗外的世界变成一个庞大的监狱，但始终无法成功。我还在想着前妻的电话，只是随便点了点头。赵卫国有些失望，眼皮垂下去，看着窗户的滑道，滑道里躺着一只死因不明的小甲虫。赵卫国鼓起腮帮子，把小甲虫的尸体吹到窗台上。我弯起一根指头，正想把它弹到地上，甲虫突然打了个滚儿，一翻身飞走了。赵卫国很快又兴奋起来，眨眨眼睛说：“兄弟，我老婆主要是奔着你来的，她要看看你。”这话说得有些莫明其妙，我从没见过他老婆，有关他老婆的一切都是听他说起的。我又有什么值得看的呢？把猴子装进笼子里有人愿意看，难道把人关进屋子里也有人愿意看？但我还是勉强应了一声，“好啊，好啊，欢迎，欢迎。”我知道赵卫国是个心地善良而且单纯的人。赵卫国见我提不起兴致来，就不再说什么，转过身从窗边走开，把后背冲着我，去照顾他的菜摊了。比起他这个人，我其实更熟悉他的背影。他的菜摊就摆在我的窗子下，他每天都穿着那条蓝色劳动服裤子，裤子的后屁股大概磨出过两个窟窿。绕着这两个窟窿，用缝纫机轧出了两个箭靶似的同心圆。每次我站在窗口前，都在心里想象着，向这两只靶子嗖嗖地射几箭。我可能真有病。
前妻在电话里告诉我，刚接了我妈的电话，我妈问她我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我妈说，管写成写不成呢，俺小勇可别写成神经病啊！前妻说，她告诉我妈我已经不写了，又到外面干测量去了。我妈有些不相信，问我去哪里干测量？前妻的回答是，就在市郊，但晚上回不了家。离婚后的第二天，我就搬到了这间出租屋，到目前为止，离婚这件事还是一个秘密。对外的宣传都是我出去干测量了。事实上，我和前妻都无法给婚变一个准确的理由。我们谁也没有外遇（如果写作不算是外遇的话），感情也算不上破裂，但我们还是离了婚。前妻说:“我倒盼着你是有了外遇呢，这年头有外遇的男人女人多了，这事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谁都能理解，迷上写作的人有几个？”妻子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小笑话。一个女人愁眉苦脸地对另一个女人说；“我真不幸，我老公爱上了别的女人。”另一个女人不屑一顾地说：“跟我比起来你幸福死了，我老公爱上了文学。”我无言以对，为自己没有外遇迷上写作而无地自容。前妻提醒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做个证明。还说，隔三差五也该给女儿打个电话。我答应了。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似的，正干着见不得光明的事。我也在心里想，我老婆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女人。
搬进这间出租屋的第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控制不住地想起了好多事情。从我和妻子相识、相恋、结婚、生女，一直想到了离婚。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前妻是个挺不错的女人，是个无辜的受害者。我无可奈何地把离婚归结为不可解释的天意。如果说写作是命中注定的，离婚显然也是预设好的一种程序，到了某个时刻，就自己启动运行了。谁都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写作呢？这问题我也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五年里不时就会问一问。我始终找不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答案。最初，似乎只是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总觉得人这辈子实在太短了，干不了自己喜欢的事，太亏得慌，太憋屈，太不像一个人。也没想过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写一写试一试，心理平衡了，也就罢手了，此生也再没有什么遗憾的理由了。然后呢，再回去干测量，不然还能干什么呢？那时候，妻子对此事的态度是无所谓，或者说有些偏向于支持。她有些怅然若失地说：“我也想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呢，可惜我啥也不喜欢。”就是这样，在五年前，我扔下工作，拒绝了外面的世界，把自己关进了屋子里。除了写作，我的任务就是做饭，我不做谁做呢？后来，我发现自己慢慢地陷了进去，写作这东西原来像鸦片一样，会让人上瘾，让人欲罢不能。但这里面却有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我选择了写作，而不是写作选择了我。用我妻子的话说：“我看你他妈的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也就是说，我对文学的爱，很可能只是不知死活的单相思，就像《红楼梦》里的贾瑞喜欢王熙凤一样，我也很可能因为一厢情愿的偏执而被折磨致死。妻子最后一次向我摊牌，她考了我一下，出的是一道选择题：要这个家，还是要写作。同样的问题她已经问过好多次，我的回答也都相同。没想到，这次考试的结果是，离婚，我被驱逐出家门。说起来有些滑稽，因为写作，结婚十年后，我又成了单身汉。我望着黑暗中的棚顶笑了笑，然后在心里想着前妻干了一次手淫。射精时毫无快感，这么干不过是在漫漫长夜里找一件事做。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对肉体不再感兴趣，前妻的肉体还有我的肉体。我想，这可能也是前妻毅然决然离婚的一个原因吧！当一个男人从各方面都无法完成一个丈夫的职责时，很显然就只能被否决掉。幸好还有赵卫国。
自从和赵卫国喝酒后，我和他之间就有了某种默契。没有人来买菜时，他会敲敲窗户，和我聊上几句。有时候他不敲窗户，我也会主动把窗子拉开，喊一声老赵或者卫国，给他扔一棵烟。我站在窗里，他靠在窗外边的墙上，边抽烟边聊上几句。赵卫国说，他的家在离这一百多里地的黑山，那里是沙土地，产地瓜、花生、西瓜。他到城里来已经五年了，这期间换过好多种职业，卖水果、蹬三轮、卖雪糕、发小广告、回收旧手机，最后才选择了卖菜。说到这，赵卫国冲我举起左手，“我这只手有毛病，要不就去干力工了，砸墙拆窗户，比卖菜挣钱快。”他的左手只有两根手指头，是小时候摆弄雷管崩的。赵卫国说他女儿今年十三了，读初中一年级，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他说这话时，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堆着兴奋和自豪。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她正读小学三年级，我对她的学习成绩一无所知。赵卫国说，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属马的，真是像马一样能干，还任劳任怨，把孩子和家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的老婆其实也不错，她也属马。赵卫国问我为啥一个人住，我告诉他我离婚了。他应该是第一个知道我离婚的外人。他问我下半辈子有啥打算，要不要再找一个。我想了想答，还得找吧！其实我还没对以后进行过什么设想，未来在我心里一片茫然。这时候有人来买菜，赵卫国离开窗口，去照顾他的生意了。
赵卫国住的地方离这个小区不远，是一处废弃的旅游景点，叫西游记宫。这地方刚建成时还红火过一段日子，进去要收门票，每人五元钱，连小孩也要买票。门口立着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红砖垒成的围墙里，圈了好大一块地。里面修了几座圆型的大房子，挖了一个不太大的人工湖，还有一部分是儿童乐园。六年前，女儿三岁时，我还没开始写作，和妻子带她去玩过一次。那时候经营得还可以。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行了，先是儿童乐园里的电动火车什么的搬走了，湖干涸成了一个臭水坑，最后孙悟空的棒子也断了，上半截垂下来，晃晃荡荡地摇摆了好多天，然后，不知被谁拉下来，扔进了水坑里。贴着西侧的围墙边，有一座当初建设时遗留下来的简易房，赵卫国就住在那里，已经住了三年多。自从喝了那次酒后，每天收了摊，赵卫国都会把秤和卖剩下的菜放到我的屋子里。每次临走前，他都会从麻丝袋子里抓出些菜，放在我厨房的灶台上，“兄弟，这都是卖剩下的，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样弄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些不好意思地推辞，有一次我想给他钱。他把一双好看的眼睛睁圆，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兄弟，你这是骂我呢，拿我当外人是不是？”我就再不敢推辞，也再不敢提给钱的事了。
我先给女儿打了电话。
离婚后我只见过女儿三次，是装扮成刚从野外归来的模样出现的。一身工作服，背着地质包，包里还塞了几件脏衣服。女儿对我并不太热情，对我的背包更感兴趣，第一个反应就是翻我的背包，见里面只有几件脏衣服，就很失望地看着前妻说：“我爸啥也没给我买。”前妻没说什么，有些埋怨地看看我。我不是合格的商贩，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们围在一张桌子上吃了饭，把菜夹进嘴里时，我心里有一种极大的荒诞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吃过饭后，我们一起去散步。遇到的几个熟人问我在哪干呢，我胡乱说了个地方，感觉无比狼狈。晚上，女儿从大床上抱起自己的枕头，撅着嘴说：“我爸一回来，我就只能睡小床了。”我想说点什么，被前妻用眼神制止了。我知道她是想让这出戏演得更真实些。谈论离婚这件事时，我们都觉得要瞒着所有人。瞒着女儿，是怕这件事给她留下心理阴影。瞒着双方的父母是怕他们担心。我们也都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了，怎么就会这么没出息，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狼狈呢！瞒着外人是怕被笑话和猜疑，可以想象，所有人都会把离婚的原因归结为一方有了外遇。等女儿睡着后，我背上那只地质包，悄悄打开房门，离开了家。应该说是离开曾经的家，我已经没有资格再当这个家庭中的成员了。第二次回去时我买了几袋小食品装进背包里。电话接通时，我有些激动，不知不觉眼角也有些湿润了。女儿正看动画片，急三火四地说了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我拿着话筒听了好长时间盲音，才把它放到话机上。刚放下，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女儿又打了回来，有些兴奋地拿起话筒。打来电话的是市作协的一位老师，他告诉我明天在作协会议室有一个研讨会，我可以列席参加。这位老师说的是“你正好感受一下，也好在圈子里混个脸熟。”我表示感谢。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
我告诉我妈我正在野外呢，我妈显然并不相信我已经悔过自新，问我咋说不写就不写了。我只好说，靠写字没法过日子，琢磨琢磨还得干测量。我妈就在电话那头笑了，喊了一声我的小名说：“这就对了，挺大的人不出去工作，在家干靠着，那哪能行。”我赶忙转移话题，问她和父亲的身体最近怎么样，我妈说：“都挺好的，俺们还惦记着天头暖和点儿，去看看孙女呢！”我有些慌张，告诉她我正干的这个活还得半年才能完，抽不出时间来陪她和父亲。我妈就有些不高兴了，“俺们有手有脚的，还用得着你陪？”说到这，父亲把电话接了过去。父亲退休前是当干部的，一上来就慷慨激昂地就我重新干测量的事讲了一通大道理。我嗯啊地答应着，表示接受。不然，我还能说什么呢？正说着，赵卫国在外面敲门了。
说起来，是酒让我和赵卫国成了朋友。酒是把我和他连接起来的一条纽带。隔三差五地，我和赵卫国就会喝一顿酒。喝啤酒的时候少，喝白酒的时候多。这是赵卫国的主意，他说：“咱俩的酒量都不小，喝啤酒就跟喝水儿似的，费钱还没感觉，白酒半斤下去就迷迷糊糊的。”我们喝酒不专门买什么菜，吃的仍然是他卖的那些东西。我们只去过一次饭店。第一次喝了酒后，我想着回请一下赵卫国。把他喊进小吃部里，要了几个菜。结账时赵卫国却说啥也不让我拿钱，跟打架似的抢着把钱付了。走出小吃部，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咋能让你花钱呢，大哥好歹哪天还都能弄几十呢！”我无言以对。他说的都是事实，面对事实，我又拿什么去辩驳呢？
我打开门，让赵卫国进来。他把东西放在墙脚，扔给我一根烟，“兄弟，大哥没和你逗乐子，我老婆真要来看看你，还有……”说到这他停了停，似乎欲言又止，咽一口唾沫又接着说：“用不了三五天她就到了，这两天你得准备准备。”我不明白该怎么准备，难道是先练习一下翻跟头，还是捉虱子倒立？只好傻乎乎地看着他。赵卫国把那只好手探进衣兜，然后又伸向我。他的手里是一沓钱。“兄弟，这钱你先拿着，去商场买套像样点儿的衣服。也别急着还，啥时候有，啥时候算。”我没接钱，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打扮。我穿的是一件旧夹克，一条旧牛仔裤，两只膝盖上已经漏了肉。那是我坐在电脑前写字时，经常用手掌摩挲的结果。我拒绝收他的钱，告诉他我有衣服。赵卫国听我这么说，就不高兴了，指着我很大声地说：“兄弟，你还和我装啥呢，你说有衣服，穿上让我看看。” 我确实有衣服，只是没在这里，还留在原来的家中没有搬过来。当然也不可能穿上，让他看看。我立在屋地上，不知如何是好。赵卫国啪地一声把手里的钱拍在桌子上，硬邦邦地扔下一句：“你还拿我当朋友，就去买套衣服穿。”说完，就气乎乎地走出了门。我把桌子上的钱拿起来。钱一共是五百元，热乎乎的，还留着赵卫国的体温，每张钱上都有一圈白色的汗渍，很可能就是赵卫国的汗。我在心里想，赵卫国得卖多少菜，才能挣到这五百元钱呢？可他现在却慷慨地把钱借给了我。毫无疑问，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家伙。难道我不是吗？
第二天早晨，我回了原来的家。我没有勇气直接进屋子，站在楼旁边的一棵法国梧桐后，看前妻带着女儿走出楼门口，拐上了楼南边的马路，才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我真的有些不敢见她们。离婚时，我和前妻的财产没有进行分割，这处房子的产权证上写的还是我的名字，我还保留着一套房门钥匙。我换了一套衣服，去市作协参加研讨会。
这个会到场的有二十多人，都是本市的作家和评论家。研讨的是一位老作家的散文集。老作家已经年近七旬，辛辛苦苦写了近五十年，这是他出的第十本书。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充满了崇敬，并有些阴暗地想，出这样一本书能拿到多少稿费呢？主持人的一段话很快给了我答案，想不到书是老作家自费出版的。他的前九本书也都是自费出版的。还有这次研讨会，也是由他自己出资搞起来的。看着那位满脸兴奋的老作家，和那些摆在桌子上的书，我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来参加研讨的人似乎对那本书并不感兴趣，或者是他们都没读过那本书，研讨针对的是老作家其人。大家嘴里吃着桔子瓜子，喝着矿泉水，说了好多歌功颂德的话。有一个人的发言别出心裁，即没有谈这本书，也没谈老作家本人，而是扯出了一长串的外国人名，有作家也有哲学家。我费劲巴力地听，到底也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只觉得此人的学识真是渊博得可怕。他讲到一半时有人喊了一句，“讲点儿俺们能听懂的行不？”在座的好多人都哄笑起来。我这才明白，原来，听不懂的还大有人在。
研讨会结束时，主持人宣布，老作家为了答谢大家今天的光临略备薄酒，请各位赏光。我本来不想参加，介绍我来的那位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即来之，则安之，请吃之。”于是，二十几人就忽忽拉拉地去了饭店。是一家粗粮馆，二十几人坐了两张桌。开始大家都表现得很客气，互相让座，往里面请别人，酒喝得很浅，菜也吃得很节制。酒过三旬后，就没人再客气了，乱七八糟地举杯敬酒，也有几个人捉了对大声地争论。气氛随之就热烈起来。最兴奋的显然是那位老作家，端着酒杯转着圈儿给大家敬酒，嘴里说的都是感谢的话。没想到，老人家竟然也敬了我一杯，拍着我的肩膀说：“后生可畏！”后来，老作家不知怎么就喝高了，忽然原因不明地大哭起来。好多人都过来劝，却怎么都劝不住。老作家哭出了一脸的鼻涕和眼泪。等到没人再劝时，老作家却突然自己停止了哭声，高高举起酒杯，有些悲壮地宣布，他是因为高兴才哭，所谓喜极而泣。本来打算第十本书出完，就不再出书了，看到今天的场面，有了一个新想法，还要拿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头，再出第十一本、第十二本。老作家说：“就算砸锅卖铁，也值得！”大家都被感动了，热烈地鼓掌，纷纷干了杯中的酒。
酒席似乎没有要散的意思，我忽然想起赵卫国的秤和菜还在我屋子里放着，他下午出摊时还要用，赶忙起身告辞。介绍我来的那位老师显然也没少喝，拉着我的手说啥也不放我走，口若悬河地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老师说：“你不缺才气，需要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我心里想，我已经坚持得妻离子散了，还能再坚持多久呢？
我摇摇晃晃回到住处时，赵卫国显然已经等我好长时间了。闻到我满嘴的酒气，他铁青着脸不说话。我让他看我身上穿的衣服，把那五百元钱递到他手里。他不收，把钱又放在桌子上。他说：“这钱你还是先留着，就算不买衣服，过几天肯定还有别的用处。”说着话他就拎着菜口袋和秤去做生意了。我没去多想他话里的意思，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赵卫国收了摊，我才醒过来。看起来赵卫国不再生我的气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兄弟，咱人穷不怕，卖东西卖得不顺也不怕，我刚开始卖菜时，连蔬菜批发市场的大门冲哪边开都不知道，秤不会瞅，帐也不会算，慢慢地不是全摸清门道了，哪天卖得也不比别人少。人最怕的就是自暴自弃，不是我说你，你就不该由着性子喝大酒。酒谁都爱喝，但得有个量，不过量是喝到人肚子里，过了量就是喝到狗肚子里。我喏喏地应着，接受他的批评。我知道他都是为我好。
赵卫国喝酒，一直都是很有节制的。我从来没看他喝高过，意思是说他喝酒后说话从来不走板。我就不行。有一次和他喝酒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借着酒劲问：“你自己在外面，性生活怎么解决？”赵卫国故意装作没听到，羞得脸通红。喝下一口酒后，他很快转移了话题，说这些年在外面苦是苦了点，但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楼，各种家用电器一样也不缺，现在手里还有些存款，每次回村时，大家都对他很尊敬，还叫他城里人。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再苦再累也值得。
晚上七点多钟，前妻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是不是回家了。我说是。她就很不高兴地教训我，“下次再回去别弄得鬼鬼祟祟的，就算不想见我和孩子，起码该打个电话，要不还以为屋里进来贼了呢！”我没有反驳，嘴里答应着。其实，我早晨的举动不就是像贼一样吗，唯一不同的是，我手里有钥匙，旋转一下就可以把房门打开。而贼没有钥匙，要花些力气才能打开门。
第二天中午，我又接到了市作协那位老师的电话，两天后去殡仪馆一楼大厅参加追思会，那位自费出版十本书的老作家去世了。就在研讨会结束的第二天凌晨，突发脑溢血。他不可能再出第十一本书了。
参加追思会的人比参加研讨会的人多得多，大家的脸上都是一副无比惋惜的表情。老作家的遗体躺在大厅中间的一张推车上，身体周围除了鲜花，还摆了两撂书，左边五本，右边五本，刚好是十本。追思会临近结束时，出现了一个意外，就在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准备将老作家的遗体推走时，一个老女人突然冲上去，扑到老作家的身上，拼命地捶打，嘴里说着：“老东西，你咋说死就死了，欠下的那一屁股债谁来还？”说完，就扑在老作家的遗体上痛哭起来。她是老作家的妻子，一头的白发埋下去，就像是从遗体上开出的一朵白而大的菊花。
刚走出殡仪馆大厅，我就接到了赵卫国的电话，他急三火四地问我在哪里，怎么还不回来。我这才想起来头一天晚上赵卫国已经叮嘱过我，今天他老婆要来看我的事。嘴上说着对不起，急忙跑出殡仪馆的院子，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我的出租房门口，我看见等在门外的是三个人。除了赵卫国之外，还有两个女人。两个女人的脸都长得圆鼓鼓的，脸色也都一样是红扑扑的。我有些慌张，手忙脚乱地掏出钥匙打开门，把三个人让进屋子。屋子里只有两把椅子，只好让那两个女人坐在床上。我和赵卫国坐在了椅子上。赵卫国先指了指其中一个女人向我介绍，说是他的老婆。我站起身冲她点点头，喊了一声大嫂。赵卫国的老婆笑着看我，从头到脚，看得非常仔细，然后问：“今年三十几？”我告诉她三十九，是属羊的。赵卫国又指着另一个女人给我介绍，说是他老婆的亲妹妹，叫小惠。我看了看小惠，向她问了声好。她有些羞涩地看我一眼，很快又把目光投到了别处。赵卫国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说要去买些酒菜。
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赵卫国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问，对小惠的印象怎么样。我说挺好的，长得挺像你老婆。赵卫国说：“兄弟，你满意就行，回头再问问小惠的意见。”这话把我弄蒙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赵卫国说：“小惠的丈夫两年前去世，你不是也离了婚吗，你们俩凑成一对正般配。”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偷偷地给我来这一手，赵卫国这家伙不是胡闹吗？赵卫国显然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反应，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问了句：“那你还想找啥样的？”停了停赵卫国又莫明其妙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嫌小惠腿脚有毛病？”我告诉他不是找啥样的问题，我也没发现小惠的腿脚有啥毛病，而是找不找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呢。赵卫国听我这么说就很不高兴地反问道：“你不是自己说还要找吗？”我对他说，我确实说过还要找，可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赵卫国听得越发胡涂，一双好看的眼睛睁得很圆，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兄弟，你没毛病吧，咋说话没头没脑的。”他这么问，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不过，赵卫国好歹接受了我的请求，先不提相对象的事，就当是大家初次相识，在一起吃顿饭热闹热闹。
买菜是我花的钱，花的是赵卫国前几天给我的那些钱。
我们买菜回来，赵卫国的老婆和小惠就去了厨房。小惠向厨房走时，我看见她的右腿一拐一拐的，大概是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吃饭时，我和小惠都很沉默，反倒是赵卫国和他的老婆更像是这屋里的主人。频频张罗着让我和小惠吃菜，还说，千万不要客气。小惠的心情看上去不太好，一直低头坐着，基本上不吃什么菜。饭吃到一半时，她就站起来说要回去。赵卫国的老婆见留不住她，只好陪她一起走。赵卫国送了出去。我也想送，但被他制止 了。
菜剩了一桌子，赵卫国回来后，我们又接着喝酒。赵卫国显得有些沉默，只是不时地和我干杯，很少说话。几瓶啤酒喝下去，赵卫国突然叹口气说：“兄弟，你别再担心我刚才给你提亲的事了，人家小惠没相中你。”隔了一会儿，似乎是为了安慰我，赵卫国又说：“你这家里啊，要啥没啥，连坐人的椅子都不够。你还在屋子里干待着，不去想挣钱的事。这么弄，说心里话，谁也受不了你。”我无言以对，能说什么呢？赵卫国讲的全部都是事实。我们默默地喝酒，好半天谁也不说一句话。喝着喝着赵卫国又开了口，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啊，你瞅瞅你自己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吗？地无一垅，房无一间，整天就知道闷在家里写字，写了又卖不出去，要我看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啥叫生活，你知道大米和豆油最近涨价了吗？你知道市场上的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确实不知道大米豆油涨价的事，也不知道市场上的大白菜多少钱一斤。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儿，问：“市场上的大白菜多少钱一斤？”答：“一百钱。”
这个答案显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