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夏衍和著名剧作家于伶都是好朋友。1942年于伶过37岁生日，大家聚在一起为他庆贺。谈笑之际，夏衍诗兴大发，即席赋诗《赠于伶》一首：“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诗中巧妙地把于伶创作的几部剧本名称镶嵌进去，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他的艺术和人生经历。这种诗虽近于文字游戏，但要做到既自然贴切、不生硬堆砌，又不流于油滑浅俗。也是很不容易的。夏衍自谦这是“一首十足的打油诗”，其实他是严格按照诗词格律写的，而且押的还是传统的“平水韵”。
郭沫若赞赏之余，表示诗的调子太低沉了，因为是挚友，他就提笔修改：“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真是“诗如其人”，虽为改作，但郭沫若那乐观积极、进步向上的思想风格立即跃然纸上。整首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意境也顿觉深远、开阔起来。而且，读者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郭沫若虽然为夏诗动了“大手术”(语序颠倒，并更换8字)，但是在全部保留了原诗所列剧名及被贺者年龄的前提下，仍然完全符合格律。
这个小故事，生动展示了中华诗词艺术变化无穷、趣味丰富的巨大魅力．也体现出方块汉字无与伦比的神奇和奥妙。
诗人的狂放
诗人的感情比常人丰富、浓烈，发展到激情奔放就是“狂”。诗人的狂有真狂、假狂．有无聊狂、无奈狂，有喜极而狂、悲极而狂、怒极而狂，还有慷慨狂、正义狂、卑鄙狂、虚妄狂等等。
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真狂，“痛饮高歌空度日”、“天子呼来不上船”是“佯狂”：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是兴奋之狂：岳飞“壮怀激烈”是慷慨之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正义狂；苏东坡“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是豪放狂……
一般说来，诗人的狂放与政治的宽松程度成正比。在相对开明的社会环境里，诗人便少些顾忌；面临高压专制，为保饭碗或脑袋，诗人就不得不拘束谨慎，以唱颂歌为主。因此古代诗人豪迈狂放、嬉笑怒骂的少，温文尔雅、无病呻吟的多。
封建社会灭亡，“五四”运动兴起，中国现代诗坛迎来火山爆发、狂飙突进的新时代。郭沫若形容自己在诗的灵感袭来时就像犯病发狂：浑身颤抖、忽冷忽热、歌哭交加。他的新诗代表作《女神》如决堤洪流、汪洋恣肆……可谓狂得痛快淋漓，狂得尽兴尽致。异军突起的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卓尔不群，粪土王侯将相，鄙视历史群雄，狂得伟岸，狂得壮观。
进入新中国，诗人中恃才傲物如柳亚子者尚不乏其人。他们偶发牢骚，狂狷之态依稀可见。后来随着胡风的被斗挨批以及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普通诗人的狂气逐渐消亡殆尽。在“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时期，许多诗人也曾随波逐流地“狂想”、“豪迈”过，但那不过是违心的虚狂、假狂，为子孙后代徒留笑柄。所以即使是著名诗人，在编选自己的作品集时，都不好意思地悄悄抽掉了那一部分内容。
当代诗人欣逢盛世，理应意气风发、引吭高歌，然而物质生活愈趋于优越，艺术创作的激情反而逐渐衰退，“发狂”的现象更是很少发生了。不过也有例外，耄耋诗翁臧克家在《文艺报》上发表一首七绝：“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老诗人确实狂态可掬，但这绝非游戏之作，而是诗人长期压抑之际发自内心深处的宣泄与呐喊。
除此之外，当代诗坛之上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虚妄狂”，像伊沙高呼：“饿死狗日的诗人!""西川声明：“我已经不再关心我写的是不是诗歌，或我写出的东西能不能满足读者对诗歌的预期。我把诗歌写成了一个大杂烩，既非诗，也非话……”对这类“像脏话”和“不像话”的狂妄，读者大概只有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