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画报，是指上世纪20年代北京晨报社出版的《星期画报》。三年前，在隆福寺中国书店偶然见到合订一册的《星期画报》，匆匆翻阅，见里面除了文物古迹、演艺明星、画坛名家的照片，也有徐志摩与张歆海在日本时的合影及胡适题画诗的手迹等。考虑到这与新文学作家不无关涉，便破费五十元买了下来。毕竟资料难寻了。
《星期画报》，每周出版一期，以四开的幅面铜版纸单色印制，当年作为《晨报》的附属品赠送。据查共出版136期，我购得的不全，为第三期(1925年9月20日)至第51期(1926年9月5日)。值得珍视的是在这近一年的画报中，时见涉及到凌叔华史事的内容。如今这位女作家愈来愈受到重视了，不仅出版了收录较为完备的《凌叔华文存》，有的学者还为她作年表写传记，这都是好现象。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凌叔华的生平资料相对匮乏，她本人的某些回忆又存在记忆之误，有些论者根据这些不确切的回忆贸然落笔，致使出现了以讹传讹。而画报上刊登的这些照片，或许会对凌叔华研究提供一些不易见到的资料。
凌叔华的画
在现代女作家中，颇有几位工于绘画，像苏雪林、林徽因、赵清阁、张爱玲等。凌叔华更是一生钟情于此，她在绘画上所下的工夫恐怕远胜于在文学上的努力，真不知是称她为作家合适还是称为画家更为恰当。
凌叔华的绘画颇有家传，其外祖父是粤中画坛高手，父亲同当时艺坛上的名流也多有交往，幼年时的她拜著名的宫廷画师缪素筠习画，后又得到过齐白石等人的指点，1924年即有作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名画展，定居海外后更多次举办展览，影响不小。按理说，笔墨丹青了一辈子，她的作品当会不少，遗憾的是在国内还难得一见，不必说那些真迹了，即便欣赏到印刷品也已不易。可喜的是，《星期画报》上却保留了三幅，均为她早期作品。当年在这个画报上得以发表之荣的多是陈师曾、陈半丁等画坛大家，凌叔华能名列其间，可见给予的待遇之高了。这三幅作品，一幅是在乾隆刻画笺上绘的观音，线条简洁，寥寥几笔的白描勾勒，人物即跃然纸上。另一幅《匡庐烟雨》，是用元方壶笔法画定的作品，画面上雾气溟漾的山岭与隐约的溪流、树木的搭配，创造出诗的意境。有些评家论凌叔华的画为典型“文人画”，总体看这是对的，但也不可忽视她受西方绘画理论的影响，比如这幅《北戴河东山落潮》就讲究透视学，具有较强的写实成分，应引起人们重视。
关于泰戈尔作画
1924年4月下旬，印度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到京访问，在一次欢迎宴会上，惯于提携后进的燕京大学鲍贵思教授把凌叔华等两三个女学生介绍给了泰戈尔及随行的画家兰达・波士。恰在这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成立，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开会地点，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凌叔华借机也邀请了兰达・波士。北大的徐志摩、陈西滢不知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也随泰戈尔一行赶来赴会。关于这次相见，凌叔华1987年在回答记者郑晓园的采访时说：“记得当时年轻气盛，我还目无尊长地问泰戈尔说：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画吗?燕京大学先生在旁听到忙拉我一下，示意我不可乱说话，没想到泰戈尔竟真的坐下来，在我准备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画完了，还直谢我。”这段回忆，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常常被拿出引用，但未必属实，如果若有此事，为什么当年凌叔华所写的《我的理想及现实的泰戈尔先生》一文中未见记载?这样说来，莫非凌叔华在凭空杜撰?也不能这么说。其实绘画的事确是有的，绘的同样是佛像和莲叶，但不是泰戈尔所作，而是由随行的画家兰达・波士创作完成的。这幅作品被刊登在1926年4月18日出版的《星期画报》上，画旁的文字解释是这样的：“印度鲍司(即波士)先生，前年同诗哲泰戈尔来过北京，这图是为凌叔华女士画的。”讲述这件事时的凌叔华已属耄耋之年，因此不免会出现记忆之误。
凌叔华的结婚照
自从随泰戈尔参加了在凌府举办的画会，陈西滢、徐志摩就成了凌家常客，不时还会带一二位好友到凌家去高谈阔论，甚至近暮时也不离去。随着接触增多，凌叔华与陈西滢渐渐产生了恋情，在秘密交往了两年后结婚。那么他们的婚礼是在哪儿举办的?具体日期又是哪天?本来对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必深究，意义不大，可是对想深入了解女作家的读者，尤其是想为凌叔华作传的人，这些资料就不是多余的了。1926年7月18日的《星期画报》刊出凌、陈的结婚照，图旁的文字对婚礼的时间、地点均作了说明，其中还涉及到胡适，也是一条有价值的史料，现抄示如后，并借此结束这篇小文：
陈西滢君凌叔华女士于本月14日在协和礼堂举行婚礼，胡适之博士证婚。陈君为“闲话”老手，凌女士为创作名家，可谓珠联璧合。当日胡博士演说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闻者皆谓为结婚哲学。闻是日行婚礼后，在欧美同学会宴客，席未终，而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