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起源：一部分来自陈寅恪先生的大著《柳如是别传》，一部分来自无锡太湖钱氏族人的嘴，另一部分是来自作者对于历史事实的想象。故事开始是小心翼翼的探路，如果无人反对，它将正式成为本文的开篇。
1645年一个春日，钱谦益坐上一艘乌篷船，顺着秦淮河向下漂去。他没有携带随从，小船上除了摇橹的艄公外，仅一个柳如是。柳如是那天一反常态，衣着简便，脸上不施粉黛，只在头发上扎条长长的白绢。乌篷船摇到莫愁湖附近，停下了。钱谦益探身船边向河里望。河水清澈，沿岸边生长着碧绿的莲叶，一条银白色的小鱼跳起来，带起一汪金色的霞彩。钱谦益左手向河面撩了撩，仿佛揽起一绺霞光或水汽，然后仔细地揣进怀中。他吩咐艄公：回府吧。乌篷船掉头，无声地向回滑行。它的后面划着绵绵的涟漪，涟漪像一条大网，从船头缠绕过去，拖在船的后面。后来，涟漪上飘起一条银灿灿的光带。那是束在柳如是乌发上的长长的白绢。
这是典型的写实派小说的开篇，它很严谨，像老祖父一样固执，像上帝一样坚定，绝不给事件一分一厘的错位与游移。可是，它终究还是一种假说，因为时间不允许任何人回到1645年的那个春日，谁也不能和那条船上的三个人一起漂流，没有谁能听见钱谦益那句吩咐艄公的话，谁也不会看见那片莲花、那条泼喇喇跳起的小鱼、那片霞光和飘着白绢的涟漪……因此，这种文体的权威性很不可靠。为了逃避文章开头的局促，本文将改变方式，它将贴近大众，努力减少由于叙事不周而引起的对它的蔑视。这篇文章决定：那条乌篷船将不再摇回城中钱谦益的府邸，它将开始漫无边际地漂流，直到今天也不停泊，无论是谁都不能摸清它的去处，它会成为历史的迷舟，而艄公则是钱谦益本人，和明朝历史的不祥的命运。
三百五十多年过去了，秦淮河流经了二千多公里的江南土地，那条乌篷船会在难以计数的涟漪上漂流，它的船板和龙骨能否经得住三个多世纪的风波，哪条河流能够载得动它盛满三个多世纪风尘的船体，这些都会变成疑问，悬浮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因为这篇小说是道河床，它的河面上浮着鸡毛蒜皮和某种垃圾，水波已经发绿，涟漪也像米汤般粘稠，不再畅意地随风荡漾。然而，这个丑陋的河床中还将流泻着一股股奔腾不息的雁翎水，它会浮载着写作者所有的艺术生命和历史情感。
为了完成这篇丑陋的文字，1995年，本文作者走了一次中国的江南。在烟雨��中，他去了钱谦益的家乡常熟，又看了南京、扬州、苏州和无锡，在那片中国文化的集散地，他看到不少名胜古迹。烟花三月，遍地姹紫嫣红的鲜花，还有一片片曾经激动过崔护与埃兹拉・庞德的艳丽的“人面”……那些美妙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在他的心中如烟如雾，氲氤着烦乱的幽思，使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渐渐趋于虚无，有一刹那，他几乎丧失了对所有文体的写作欲望。
克罗奇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正在成为这篇文章向下行进的标志，既然那条乌蓬船已经逃离了明朝，失去了踪迹，我们就该在当代的河流中去找寻它，哪怕找到的是一道恍惚迷离的乌篷船影，或是拖在它后面的某片涟漪。事实比这要糟糕得多，这篇文章并没有成为一条丑陋的河水，它却像江南三伏天的一阵暴雨，灵感来去匆匆，随后便在暴烈的阳光里消散成水汽，没有留下一块情节的水洼。
这篇文章很苦恼。
于是，下面能够成立的最佳进行方式则是摘抄，摘抄历史典籍和现代人的涂鸦之作，尽管所有的小说家对此都将嗤之以鼻。恰好作者的手头有部绿色封面的关于女性与艳情的古书，因为那几天他不断翻阅它，它便不知不觉地侵入他，尽管他并不特别热衷于这方面的话题，然而罗兰・巴尔特说过，“作为语言结构的运用的语言……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下面就是这部古书对本文的“法西斯的”侵入：
“1645年5月，清兵攻克南京，晚明小朝廷灭亡。在此之前，如夫人柳如是劝钱谦益：国难当头，应该杀身取义。这样，即保全了晚节，也不辜负身为明朝大臣和文坛领袖的一世英名。钱谦益并没有听从夫人的劝告，他的脸上露出畏葸的神色。柳如是见状，十分失望，奋身跳向池中。身旁的人疾忙抱住她，她才免于淹死。”(原文为文言。上面抄录的是为尊重和讨好读者而转译的口语化文字。)
本文作者不断翻看的古书为《香艳丛书》，是晚清张廷华编辑的，它收罗了隋至晚清的三百三十多种小说、诗词、曲赋，全书分二十集，近六千页。上面摘抄的文字在该书第二集第二卷《绛云楼俊遇》一章中，作者署名为“皓皓子”。这篇文章的作者本想通过对它的抄录来摆脱本文所面之窘状，孰不知却陷入了双重困境。设若上面文字所述事实真的成立，那么本文开篇将被推翻。因为它告诉我们，1645年春天钱柳二人决定自尽并不在秦淮河，而是在一块池塘旁边；更为可怕的是，上述引文指明钱柳二人是站在池塘边，而不是坐在乌篷船中，他们也从未坐过它。故此，那段引文并未给本文的运行洒下皓皓的月光，反倒扰乱事件的发展秩序，在本文的叙述上笼罩了更加浓重的迷雾。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过一首题为《童年纪事》的诗，诗中为我们提供了迷雾般叙述的典范：暮色中的房间，一个孩子等待母亲进来。她晚上常常弹奏一支曲子，令他深深入迷。母亲走进来，立橱里的杯子开始震颤。“你在这里?”感到房间已将她出卖，她吻了吻男孩，像在梦里。两人一起畏葸地望着钢琴，优美的琴声响起来。“他静静地坐着。张大眼睛，\盯住她被戒指扭曲了的手指，\看见它们在白键上移动，\仿佛艰难地走在雪野里。”本文作者最羡慕诗人，他们就像那架钢琴，是诗歌的手去触摸他们心灵的琴键，而不是他们去寻找那些被戒指扭曲的手指，更不必去关心本文中那条丢失的乌篷船。因为诗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境，而小说离梦境竟那么遥远，它只能是一条被世事污染了的秦淮河。
可是，直到现在作者也不为写作这篇小说后悔，不管它作为一个文本是否成立，它的主人公的行为是否合乎规则，那条失踪了的乌篷船是否存在，都不会令他惭愧和绝望。他惧怕真实，更惧怕空虚，最不畏惧的事情就是谎言。而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欺骗，巧言令色的欺骗。他爱美丽的女人，把每个女都看成是母亲，是妻子。然而，他曾经见过这样一位妻子，她在一个玫瑰色的街角香蜜蜜地吻着丈夫，转过这个街角，就旋风般地扑进另一位男士的怀抱。就像这篇文章中的乌篷船，开头部分还在秦淮河中�乃，几个段落下来，便淹没进文字符号的�涡中。他明白，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就是这样虚假，包括政治，包括女人，尤其像小说诗歌一样的温情、像政治一样美丽的女人，更应该允许其说谎，容忍其背叛，像那个玫瑰色的街角容忍那位女人对丈夫的欺骗一样。
本文作者无时不在礼拜着古往今来的先贤，他把前人的行为视为典范与规则。通过广泛阅读他发现，古典的美德依旧鲜艳迷人，它是现代无法临写的摹本；而古典的丑行也没有�落，还继续透发着迷离雅致的芬芳。在本文中，女主人公柳如是就曾妩媚地背叛和欺骗，而钱谦益对于背叛和欺骗则坚决容忍。据《柳如是别传》记载，1645年以后，柳如是开始偷情。她所偷的人不是几社诗人宋征舆，也不是终生挚爱着的陈子龙，而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俗人。那时候，宋征舆早已投靠满清；陈子龙于秋天里死节；钱谦益在北京做了一段大清朝的闲官，甚不得意，几个月后因父丧还家，得知柳如是偷情之事，他并不愠怒，也不开罪于她，照旧与她酬唱吟和，过着才子佳人的悠哉日子。只是苦了那个没有名堂的姘夫，早几个月就给钱氏族人作掉了。本文作者读了上述内容，有些感动，他像容忍这些文字一样容忍了这个欺骗和对于欺骗的容忍，因为他相信三百年前的世风一定比当下的更人道、更大度、更温存可人、脉脉情深。
其实，上述妻子的欺骗与丈夫对欺骗的容忍，对这篇文章并不重要，1645年春天那条乌篷船存在与否对这篇文章也不重要，重要的应是那个春天钱谦益与柳如是的行踪，它才是结构这个故事的关键。如果钱谦益与柳如是真的存在，那么，1645年前后的历史就应在这篇文字中得到复制，成为一片重新清澈澄明的明末清初的秦淮河。科林伍德强调：历史学是一门人们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新体验往事的学科。这篇文章的作者以为，这个论点对于本文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进入心灵，避开典籍中事件的纠缠，我们才能摆脱那条魔影般的乌篷船，和现代小说文体的哄骗。因此，这篇文章决定不再规避说谎，而是努力编造出一套完美动听的谎言，以便博取读者――这些文字的皇上的欢悦。
于是这篇文章决定：1645年那个春日钱谦益不再离开南京，而是与柳如是漫步于钱府的花园。那天，柳如是穿着并不缟素，而是一身桃红，像园中的那片桃树。她坐在亭中的的石几上轻拨慢捻，手下的一把焦尾古琴发出闷鼓般的铮鸣。一只翠鸟儿落在亭角的鸱吻上，尖溜溜地叫着。钱谦益站在朱红的栏杆旁，为柳如是的琴声打着拍子，口中还吟着亢扬的诗句。柳如是那天弹的古琴曲很动人，尽管它已淹没在三百多年的时间的皱褶里，没有一丝回响在这篇文章中发生，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它那激越的弦响，像感受亲人的心跳那样。西安的同事邢小利写过一篇文章，深情地赞美了那把古琴。他十分喜爱古琴曲，找了许多地方也寻不得，总算求得一位音乐学院教文学的人，那人还硬说古琴就是古筝。耽误了好久才找到一位会弹古琴的女学生。“听琴的那天晚上，我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前往。弹琴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南方姑娘，快要毕业了，她学的专业原是二胡，古琴是选修的。看我这么郑重其事地来听琴，正襟危坐，她有些歉意地说她选修两年，只会弹两首古琴曲，我说不在乎听多少，只要能亲眼见弹古琴、当面听一听古琴曲就于愿足矣。姑娘先弹了一曲《忆故人》，复弹了一曲《高山》，其音清越醇净，其境高洁渺远，确实感人至深，我听后印象深刻，久久难忘。”读过上面的文字，本文作者相信它的作者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上文描述弹奏古琴的情景，正是本文作者想象中柳如是弹琴的模样，只不过是时间长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而已。现在，作者正式认定，上面文字中的那位江南女孩。就是本文中柳如是的化身；她弹奏的古琴曲，正是1645年柳如是手下的那阵琴声。而本文作者与邢小利则是站在柳如是身边拈着胡须吟诗的晚明文人钱谦益。
可是，这篇文章无法妆扮成彻头彻尾的谎言，它也不像一篇忠实可靠的写实派小说，因为不管是谎言还是写实派小说，都不能像时间那样自我销蚀，都不能收集并消灭它已发出的弥漫性的话语。既然这篇文章无法摆脱上面虚构的话语，它便无法摆脱那条乌蓬船和那片涟漪。因为它无法杜撰历史人物钱谦益和柳如是，无法杜撰1645年那个公元纪年，无法杜撰秦淮河和大明朝，更无法杜撰上面梦幻般的叙述文字。为此，这篇文章只好乖乖地变作一条狗，屁颠屁颠地跟在它的作者身后，频频地啃咬着他的臭脚跟。而本文作者则只能啃咬一管痛苦的钢笔。
本文作者曾经热烈憧憬过历史学家陈寅恪，那是个真正进入写作的中国作家。在那部八十多万字的巨著中，本文作者触摸到所有的真实、谎言与诗歌，他感到艺术像那位背叛的妻子一样旋风般地扑过来，使他产生了汹涌澎湃的写作欲情，一如早春二月的秦淮河。但在那部煌煌大著中，他并没有找到那条迷失已久的乌篷船，和秦滩河上圆圆的涟漪。他相信陈寅恪如同信任自己；而陈先生相信自己如同信任历史。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结尾写道：“历史学愈是简单愈是具体地从可能性方面来领会曾在世的存在并‘仅止’表现这种存在，它就将愈其深入地开展可能之事的静默的力量。”本文作者渐渐地坠落到对历史的向往之中，再也找不到现实与历史的接榫部，对于他来说，历史已经爬下灰黄的历书，扩张成为巨大的无所不在的食人树，张开枝干与根须盘缠住他。他发现自己已被那种“静默的力量”劫持出日常生活，成为三百多年历史的一个简短的脚注，成为钱谦益与柳如是所乘坐的乌篷船拖出的圆圆涟漪。
这篇文章正在历史史实的河畔徘徊，现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而是一个逐渐嬗变的历尽文体的屈辱和磨难的文字婢女。在这篇困窘的文字中，苍老的钱谦益晋升为空前绝后的大文豪，他读书，读成了千上万卷的线装书，那些书在他肚子里僵硬寂寥地排列，像幽禁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陈列厅里一样；夏夜在庭院纳凉，晚风拂过，肚子里就发出书页哗哗翻动的声音；晚上睡觉，奔放的鼾声都合辙押韵：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而柳如是则被描绘为妓女，一个名满江南的艺妓。她一生中不断地做妾、做情人，二十四岁上投入钱谦益的怀抱。那时钱谦益已经五十九岁，他为她修筑了一幢小楼，命名为“绛云楼”。1651年，那座藏书楼毁于一场大火，成千上万卷极为珍贵的藏书刹那间化为灰烬，只留下摆在钱谦益肚皮中的一小部分。从此，她的青春便随着那些书籍一同燃烧……本文作者厌弃这种呆板的文字，因为它们不能领悟作者瑰丽的幻想，只会卑顺地依托那“静默地力量”。本文作者意醉神迷地颂赞那些烈焰中腾飞的图书：它在云空超然舞蹈，摆脱了不堪忍受的人间恶臭，冲决作者和读者的迷惑与纠缠。它是真正的书，是世界上书籍之魂。而在当下的颟顸愚钝的文字里，本文作者则为晚明历史和小说而通篇迷惘、永恒沮丧。
1995年春天，为了逃离历史的迷幻，也为了摆脱这篇小说的纠缠，这篇文章的作者走了一次中国的江南。在江苏省的湿润的土地上，他看见了许多在这篇文章里看不见的事件与风景。在无锡太湖，他坐上钱谦益时代的乌篷船。春风拂煦，满面淋湿着江面秀色，游船在近处呼唤他，也撕扯不开他的古典情绪。太湖浅灰色的湖水，墨绿色的远山，都像明朝一样历历如画。他默默地向太湖烟波询问钱谦益与柳如是的消息，而太湖的烟波毕竟太过苍老，它已无法回答这样琐细的问题。在那些如烟的乘客的意识中，钱柳早已沉入水底化作湖泥；只有陶朱公才能从湖浪中升起，像江鸥一样满世界翱翔，让天下充满叮叮当当的铜钱声。好在摇船的艄公向他提起一位与本文有关的人。
那位艄公是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戴着一顶灰黄色的竹笠。他上船，她摆船，脸埋在竹笠下面，不向他一看。船摇向湖心，他问她知不知道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事情，她摇头；又问了一些在书本上看到的事，她一概摇头。后来，他沉默起来，眼睛投向远处的鼋头渚，那里有一堵朱红的寺墙，墙内荡漾出一道道圆圆的涟漪般的钟声。随即，他听见她在后面轻轻地说：您晓得不晓得这里一个陈子龙，他跳水死掉了。老好一个人，死了蛮可惜的。他回头看她，她很年轻，眼睛浪花般的洁净。那一时刻他断定：1645年的秦滩河上，钱谦益面对的就是这张姣美如画的脸。
这篇文章向往联想式的自由写作，那是他进入写作的二十四桥。然而，在行进中这篇文章痛苦地发现，彻底的自由写作是不可依靠的。因为小说始终处于前人写作的影响之中，就像那条乌篷船最终也逃不脱秦淮河一样，写实派的写作无不时时地冲涮着这篇作品薄弱的船舷。例如上面的片段。可是，这篇文章绝不甘心妥协，它把希望寄托于远山与烟霭，寄托于对文化与历史的幽思，寄托于对某个精彩而可靠的名著段落的引介，寄托于真实而美丽的谎言。因此，当下它还能优美地向前运行。
陈寅恪先生帮助本文作者澄清了许多雾障，使他能在浓黯的思绪之中时时瞥见乌篷船的倒影。在陈先生的大著中，本文作者不断找到继续写作的依据，他把那部巨著视为我们这个世纪文化建设瑰丽的涟漪，让自己的文章在它之上悠悠滑行。陈先生明确指出：1645年，钱谦益走错了一大步，按正统的观点说，他是明朝的贰臣，民族的叛徒。那年5月，清兵攻克南京，晚明政权宣告灭亡。身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并不像其同僚史可法那样奋起抵抗，而是率领军民大开城门出迎满州人。随后又去北京受封，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明史馆副总裁。《清史稿》言之凿凿地记载着他的这段经历，尽管本文作者与陈先生都十分钦服钱谦益的文采和学养，也不免要为他扼腕惋叹。而另一位大诗人陈子龙却逃离了这种厄运。1645年清兵在嘉定、江阴、扬州屡番屠城。在流血的江南土地上，陈子龙坚持抗清，被清兵紧紧追捕。秋天，他去太湖组织抗清队伍，事败被捕，在押解的战船上，他乘隙跳进太湖，体面地了结了三十九岁如花似玉的生命。历史往往比幻想文章、比诗歌和小说要真切，它经常把某个所谓的罪人钉上狰狞的耻辱柱，把某位英雄镂上灿烂的功德碑。为此，本文作者不由得改变了对开篇的蔑视。虽然它很拙讷，却比较实在，很有可能会帮助钱谦益逃离晚明，逃离那片纷披的降幡，逃离寒峻的《清史稿》，它或许是一艘救苦救难的乌篷船，停泊在历史命运与文学命运的岸边。
这篇文章正在背离作者原初的意图，愚蠢地肩负起难能肩负的双重使命：一方面它在文体的浑浊的海洋中拼命挣扎，以期获得永久的艺术生命；一方面它又为主人公的历史名声而四处劳忙，妄图寻觅一片安谧怡人的精神墓园。在所有文字的写作中，它已成为一个殉难者，主动地把自己摆上写作的泰庙，享受一柱细烟袅袅的安西香，和静穆幽远的钟磬声。尽管如此，它的双重使命也终将不能完成。因为这篇文章毕竟是一位浪漫文人杜撰的虚妄的小说。小说比不上诗歌，比不上《清史稿》，诗歌和历史才是那艘时隐时现的乌篷船，小说则只是它拖出的圆圆的渐渐消逝的涟漪。因此，这篇文章将流失掉所有炫丽的希望，钱谦益和柳如是不会从晚明历史的秦淮河跋涉出来，晚明历史不会如昨天那样在今天的视野中消失，本文作者将怀着涟漪般的感怀，送别这些优美的汉字粼粼消逝，这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文学之殇，文字之殇。
很久很久以后，本文作者将回到鲜活的现实中去。那时候，本文作者将不再为这篇文章而兴奋而苦闷，他将在一条如诗如画的山溪旁静静地垂钓，一阵山风吹过，翻开放在身边的一本书。翻开书页上是两幅图画，一幅是肖像，一幅是水墨山水。那幅肖像是清代画家余秋室的作品，画面上的妇人清丽俊俏，与太湖中的渔娘儿极为相像。它是明代才女柳如是的肖像。那幅水墨山水画面中心是湖水，水上荡着一只乌篷船，船上一人坐着，一人摇橹，乌篷船的后面漂荡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它是柳如是的画迹。柳如是肖像与柳如是的画作都应该成为本文的插图，而那天作者将残忍地忽视它们。他只关注着手下的钓竿，和鱼竿在溪水中搅起的荡澜的涟漪。后来，他回过身取香烟，才看到那两幅画。于是，他脸上的肌肉将急剧地抽搐，心头将升起一种巨大的恐慌。在那两幅画上，他将清晰地读到藏在竹林深处的这篇文章和这篇文章作者玄奥的并不美妙的命运。
本文作者执着地迷信文字。他相信历史只是字与词的构成，除此以外再无实在的意义。现在，他为曾经有过的怪诞的见解而羞赧，那种想法多么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新衣。事实上，不管人们怎样描述，历史也不能把存在完好无缺地呈露出来。不但文字无法回复存在的原貌，就是实存真在的历史遗存也不能。长城不能，金字塔不能，兵马俑不能，马王堆汉墓中的金镂衣也不能。文字所呈示的历史只不过是存在的一个模糊难辨的影子，掠过耳衅的一道隐约能闻的回声；它只不过是时间抛出的一点琐屑的垃圾。现在，本文作者把这篇文字看作是那堆垃圾散发出的一丝微弱的气息，他决心逃离它，像罗兰・巴尔特那样实现彻底的“符号的撤退”，撤退到这篇文章的外边。他感到那里将是一片可人的真理风景。
而1995年春天，本文作者并不打算逃离本文。那时候，他依旧在钱柳与乌篷船的个案中烦忙，在柳如是桃腮杏眼映照的秦淮河里荡漾，沉迷在钱柳的诗思中不得超脱，愚蠢的想象着典雅悠游的钱柳因缘。作为写作者他正在江南的土地上游荡，力图拆解历史的迷团，和历史文献与自然风物的关联。严格地说来，他还是一张陈寅恪文章的简略的示意图。直到有一天，在太湖岸边的青竹林中，面对一张明媚的秀面，他想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题。在那个决定性的时刻，这篇文章开始悄悄地改变原初的指归。
那个春日，本文作者下了那艘乌篷船，漫步走进一片青竹林。天已向晚，斜晖染红了青笋与枯叶铺成的林地，染红了青翠的竹叶和竹枝，也染红了林中的清澄的空气。在彩色的竹林中，有一条弯弯软软的小路，小路的远处是一道图画般迷蒙的烟岚。他边走边向远处的岚烟张看，同时也在心中揣想着这篇文章的未来。他隐隐地感觉到：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和虚渺无依的岚烟尽头，就是这篇文章的神秘命运。接着，他听见身后一阵竹叶摇动似地脚步声。回过头，他看见了太湖中那位摇�的渔娘儿；那位从1645年的晚明，向他疾奔而来的绝代佳人柳如是。
这篇文章是关于晚明社会生活的文章，是关于钱柳因缘的文章，是关于作者的精神追寻的文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的探秘的文章，是关于文章的演衍的文章，是关于文字与事实的文章，是一篇关于不存在文章的文章。很久以后，这篇文章将印制成一本精美的书籍，经过某个女店员辗转到一位年轻读者的手上，而那个年轻人一定会表现出超常地冷漠，决不像作者现在这样细密而艰苦地思考，于字词之间搜寻着深情密意，他将涟漪似地滑过淡然的目光。然后，这篇文章将继续在书柜上栖息，它不会遭遇一百名以上的伟大读者，直到这个世界向小说敲响最后的晚钟。如果那种事情一旦发生，这篇文章的作者将无限失望，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将无限委屈，他们将片刻间委屈失望成一艘枯朽伶仃的乌篷船。
荷尔德林曾这样祈祷他的写作：“能一度活得\像神祗一样，就别无他求。”那位德国诗人渴求辉煌，祈祷命运女神施予一个写作的奇迹。本文作者也曾这样为自己祈祷，他竭力使自己的写作尊贵得像一位神祗，不管人们在世事中如何沉沦，也不管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在历史的渊薮怎样挣扎。然而，在这篇苦难多舛的文章的写作中，他始终得不到文体的终极般的关怀，从历史史实到文字典籍，从编织谎言到自由联想，他都无法摆脱话语的走失，他永远挣脱不开那些从三百五十年前晚明荡漾出来的意义的涟漪。
1995年的一个春日，本文作者去了无锡太湖。在烟波浩�中，他孤立于乌篷船头，遥望湖天，翘首长吟，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片盛唐气象，还有狂狷不恭的晚明。后来，他下了乌篷船，走进一片青竹林，摇橹的渔娘儿疾风般向他赶来。在亦阴亦晴的青竹下面，那位明媚如画的江南女子向他叙说了一段晚明历史的隐情。在那个隐情的诉说中，青竹林下起霏霏小雨，雨滴叮�，在赤褐色的小径上聚集起一片又一片明澄的水洼。斜阳穿透竹叶，渔娘儿走了。本文作者在一汪水洼前伫立许久。后来，他奋身投向一汪深邃的水洼，将他的无比宁静的面庞淹没在微微荡漾的涟漪之中。
那时候，本文作者终于体验到他的主人公、历史、话语、意义和这篇文章的终极性的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