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个人的故乡都是美好的，而要能体验到故乡的美好，需经过长时间的磨砺。2017年盛夏，我回到了哈密。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2年，而现在，我离开它已有24年。
我虽然出生在这个东疆小城，但从世俗意义上考量，我和它已处于完全脱节状态。自1993年离开这座城市，我便丧失了“哈密市民”的身份;到2015年，我曾居住的那栋老屋被夷为平地，我在这个城市里已没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家”。然而，就像孩子在梦中能看到母亲的容貌般，那股对故乡的热爱之情却一直都滚烫在我的心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枯竭，相反，还越来越浓烈。
每一次返回故乡都让我心有所牵——那些潜藏在幽暗之处的记忆和经验，像被陡然亮起的街灯所照耀，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生活。那些久久难忘的细节无一不在暗示，其实，我和这片东疆大地，早已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血肉相连。这种浓情，根本不是一张身份证或一栋房子的消失可以取缔的。
成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到达别的城市，乃至长居于别的城市，但我却一直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警惕——哈密人的警惕。好像我越是远离故乡（乌鲁木齐、深圳、东莞离哈密越来越远），越是要找回自己和那个绿洲小城间的关联。重返哈密，一次又一次后，我终于发现这里才是我站稳的支点，是我维持平衡的源头。这个小城，是我终生都要维护的根基所在。我以此解释自己为何会不断地写作——“只要我还有疑问而又没有答案，我就会继续写作”。我的世界是从哈密开始的。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地方都是我的史前史。我认识世界的最初模型，就是这个小绿洲。
不，写在各种调查表上的籍贯和我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哈密才是我记忆的原点。当我意识到出生地的特殊性时，终于明白，原来我出生在世界上最长的通商之路上，这里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点，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前，这里曾异常繁华。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却异常完整，为我的精神夯实了根基，让我在日后的迁徙路途中，虽深感肉身之颠簸，却并无精神上强烈的漂泊感。
二
城市和人一样，都有其各自的个性。
如果要选择一个词语来形容哈密，我的直觉闪电般找到了它——“古道热肠”。
哈密的外表十分具有冲击力——蓝得耀眼的天空，刺目的冰山，炽烈的阳光，浩瀚的沙漠——一切都那样强烈。然而，这里却充满了悖论。各色人等汇聚于此，都会和一个意象劈面相逢——天堂与地狱的双重组合。这里也有葡萄架，人们也会在葡萄架下唱歌跳舞，但这里的生活根本不是陶渊明、王维的“田园短歌”——这里的生活更加惊心动魄。在这里，绿色总被黄色夹击着，一点点、一块块、一片片;在这里，河流很容易在荒漠中消失，车坏马死则是常事;在这里，如果不携带水囊进入戈壁，人很快就会瘫倒在地;在这里，牧羊人辨别方向，靠的是石堆路标（如果是三个石头叠加，则表明前方有水、有路、有人家）;在这里，只要有条坎儿井，就能在黄色海洋中浮起一座绿岛。虽然一个岛能看到另一个岛的烽火狼烟，但中间却是令心脏收放强烈的无人区！
只有到了这遥远又遥远的边地，你才会明白那些慷慨激昂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伊州乐》因何诞生。这里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每一次的转变都那样突然。好像大漠是个舞台，让这里上演一出出戏剧，每一幕都有其各自的轮回，但总是被中心辐射出来的涟漪所牵。世事如此苍茫，繁华转头成空。而人呢？无论背景如何变化，人都要凭借腔子里的这口热气活下去。于是，豪迈之情点燃了鲜血，人又一点点向前，去接近那个绿洲。终于，人看到了那些名字——柳树泉、沙枣泉、一碗泉。嗨！他看到的哪里是泉，分明是生命的希望。
当我生活在哈密时，因年龄和见识所限，并未注意到这个事实——哈密，根本就是一个从传奇之路上衍生出来的城市。哈密既不是古都、名邑和圣地，也不是重镇、商埠和特区，它只是一个边城，一个规模不大的边地小城。笼罩在这里的氛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肃杀味。且看东天山脚下的巴里坤草原，曾有过多少战士横刀立马，挥戈上阵。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注定了哈密和紫禁城、上海滩、成都府的气味截然不同。甚至，哈密和那些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城市也大相径庭——贾平凹纠结于“老西安”的历史醇厚，布罗茨基念念不忘圣彼得堡的昨日辉煌，卡夫卡让人们看到了布拉格浪漫之下的荒诞，帕慕克则固执地认为伊斯坦布尔是座“忧伤之城”，而让卡尔维诺着迷的罗马则被称为“城市之王”——然而，这些特点都不属于哈密。
哈密的地理位置是偏远的。哈密因丝路古道而诞生，所以这个城市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离海洋更遥远。无论在汉、唐、清等时代被称呼为何种名字，哈密的本質都是一个大漠驿站。如果说“古都”到处是可供寻觅的陈迹，可供流传的故事，那么“古道”则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经常以断壁残垣的形象散落于边缘之地——此“古”非彼“古”也。哈密是从长安出发后进入新疆的第一个绿洲，地方虽然小，但吞吐量却极大。当它把来自东西南北方向、黄白黑棕肤色、贵贱贤愚身份的人吸纳又吐出时，这里便弥漫着一股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的粗犷味。
古今中外，道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很大。就拿哈密北部、伊吾与巴里坤来说，至少在清朝，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通过这里的丝路古道，曾是支撑西域（新疆、中亚、卫拉特蒙古）政治格局的命脉。所以古道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我也慢慢明白，甚至从汉朝开始，“向西部发展”就已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交往、和世界别的文明搭界的一个主要途径。由此可见，西域文明从来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单元。
然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整个中国西部暗淡了下来。时至今日，大多数内地人对边疆地区（新疆、西藏、云南、内蒙古）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当下的这个时代甚至有些害怕边疆——因为不了解，索性就晾在一边不理不睬。而通过舆论辐射出的大量信息，不断强调边疆就是“落后”——“边疆”这个词已沦为时代审美判断的黑暗沼泽。事实上，中心城市的发展壮大是以牺牲边疆及乡村为代价的，然而，那些都市居民却根本不愿意和粗犷、质朴有任何瓜葛，好像水永远都流在管道中，面包永远都摆在橱窗里。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的对抗与陌生，正在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