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淮北乡村的女性放足
关键词： 民国;淮北;江南;乡村女性;放足
摘要： 放足作为近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的重要步骤，被赋予时代之进步意义。但在民国时期的淮北，大多数乡村女性的放足行为是出于应对社会现实的需要，是迫于形势的“让步”，仅是表面而并非实质上的“解放”。而江南乡村女性的应对性放足却“同途殊归”。她们在通过进入工厂或积极劳动获得一定经济基础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性别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掌握了一定的身体支配权与话语权，具有较鲜明的进步意义，然而这种进步并非等同于女性解放。两地女性源于同途的应对性放足却面对着不同的前景，这主要取决于农家经济形式的不同。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2007009
学界一般认为缠足初起于宫廷，始于男性对女性舞姿的审美情趣。随着男性社会心理的变迁，缠足最终盛行于世，并从一种时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女性规范行为，上升为女子的第二性，被赋予礼教意义。纵观缠足的发展脉络与男性社会心理的变迁轨迹，缠足之兴起、发展与男权强化、女性地位下降和礼教对女性束缚的加强相一致。[1]因此，放足被视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第一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如民国时期陈东原所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便表现出对缠足的批判倾向。（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Howard S.Levy 回顾了缠足从起源到消亡的过程，却过多着墨于莲足风俗的“奇”及其所处时代的性审美倾向。（Howard S.Levy， 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 ，New York： W.Rawls，1966.）90年代后缠足逐渐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台湾学者林秋敏的硕士论文对近代中国不缠足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林秋敏：《近代中國的不缠足运动（18951937）》，台湾政治大学研究所1990年硕士论文）四川大学杨兴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以时间为序，详细梳理缠足与反缠足观念的变迁和反缠足方式的发展变化，并结合重点省市，如四川、山西、云南、北平等情况，从社会和思想两个角度对反缠足运动的努力与成效进行考察分析。（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其中，放足的原因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其归因为行政干预、民间宣传和时代变迁。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上述归因的局限性。“应对性”放足也成为新的考察视角。
关于应对性放足的考察，杨剑利认为从政治、文化与风俗的角度来说，缠足女性的放足过程同缠足过程一样，是被迫与被动的过程。（杨剑利，《近代中国社会的放足运动》，《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Hill Gates 从经济角度指出，乡村妇女放足的主因，源于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对家庭纺织品及其他形式坐着完成的纺织工作的冲击。（Hill Gates，On a New Footing： Footbinding and the Coming of Modernity，《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7年第5期;Footloose in Fujian： Economic Correlat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43， no. 1，Jan. 2001，pp.130148.）Laurel Bossen通过对云南禄村的考察，更进一步指出技术变迁与缠放足之间的历史关联性。（[加]宝森著，胡玉坤译：《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高彦颐的专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概略陈述了放足的历史，认为缠足的终结经历了一个“缠—解—缠—解”反复不定的纷乱时期，当缠足不再被赋予文化上的尊荣与体面时，它就失去了生命力。Fan Hong考察近代妇女身体解放，涉及放足时，表现出较为生硬的“压迫—解放”模式。（Fan Hong， 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 Frank Cass，1997.）
然而，并非所有的“应对性”放足行为最终都能提高女性的自我自主意识与社会地位，乃至促进女性的思想解放与独立。相反，可能让女性陷入一种“表面解放，实为禁锢”的更加困顿、尴尬的境地。本文主要通过对民国时期淮北女性“应对性”放足行为的考察，并与江南女性同类行为进行比较，揭示不同地区女性境遇差异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
一、缠放之间：淮北乡村的缠足之习
政府的禁缠足政策和行动、民间禁缠足的宣传和近代社会风气的开化，无疑对妇女放足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的放足行为，是对上述政策和思想解放的积极回应。这一点，在当时的淮北地区亦有体现，《阜宁县新志》载：“天足会发起于郡城，清宣统间风声及于本邑，东坎庞友兰、周本菘等首响应焉，厥后女学渐兴，极端提倡天足，十数年来后生女子不缠足者已十居八九，盖痛苦之事人情所乐蠲也。”[2]7这也在笔者访谈中得到印证。安徽宿县女子生景新、韦大兰皆因此不缠足。
据笔者对生景新、韦大兰的访谈整理。生景新，女，宿县人，1922年生，出身牧师家庭。父亲生熙安为宿县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母亲曾任冯玉祥夫人刘德贞的家庭教师。生景新高中毕业后，在南京读了两年神学院，后至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学习;韦大兰，女，广西人，1932年生，从小随父母在宿县生活，1952年毕业于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二人皆认为，缠足是对女性的压迫，放足是对女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