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槐花几时开]我望槐花几时开简谱

   高高山上一树槐    手把栏杆望郎来    娘问女儿你望啥子    我望槐花几时开    ――四川民歌
  梦里寻他千百度

   我的故乡水城,坐落在长江边上。多年来,我一直重复着这样一个梦。我回到了故乡,在大街小巷寻找着一个人。我漫步,徘徊,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张我渴望见到的面孔,怎么不在人群中呢?我只好再用另一个方法寻找,打电话。于是,我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很多人排着队打电话。好不容易轮到我,拿起话筒,却忘了带电话簿。那电话,直到今天还没有拨出去。重复了无数次,不是忘了带电话簿就是电话簿上没有他的电话。我无奈地挂上话筒,说不出的失落和遗憾。
   我要打的电话,终归是拨不出去。
   大观楼是水城的根。这句话,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回故乡他对我说的。当时我约他在大观楼附近的一个邮局见面――我有两封信需要处理,于是坐在邮局一边写信一边等他。炎热的空气里,我的心是安宁,幸福的。他穿着一身米色休闲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正在写信,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去了一家餐厅吃饭,他说:大观楼是水城的根,你不应该忘记。我非常羞愧,跟他挂电话时,我把大观楼说成钟鼓楼。故乡的根,你要记住,他又一次对我说。我无地自容,才离开故乡多少年呀,我就把属于“根”的东西丢了!
   那天中午,我们进了大观楼的地下室喝茶。
   踏进大观楼,我有一种朝圣的心情。一个在大观楼的传说中一年又一年长大的女孩,每次进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观楼,却从来没有踏进去。那传说,不断地经历岁月的风雨,一代又一代往下传。那条巨龙,不知被我们惊醒了没有?地下室已辟为休闲娱乐场所。茶室,卡拉ok,舞厅……那条巨龙还在沉睡,不然我们不会安然无恙坐在地下室喝茶。传说它一动,就会击起千层浪,洪水将淹没整座城市。
   我和他对坐着,有时我倾听有没有龙的呼吸声,水的波涛声。我们的脚下,也许是一潭清水。因了这个传说,大观楼对我们一些人来说是神秘的。这种神秘是因为历史,因为岁月。
   大观楼曾经在历史的烟雨中沉浮。最初名谯楼,建于明嘉靖年间,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年间再修又遭焚毁,清乾隆三十年重建,定名为大观楼。大观楼共四层,一楼卖书籍小商品,二楼图书室,三楼四楼分别是展览室,收藏室。三楼东西檐下的扁额“大观楼”及“西南半壁”,从清朝到现在,仍然保存着它的酣畅浑厚、俊秀飘逸。为什么有巨龙长眠大观楼下的传说呢?这与两次洪水分不开,明末清初,水城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战祸,明崇祯十年、十七年两次大水,后一次大水淹至大观楼脚下。 我想是因为明崇祯十七年的那次大水,才有了那段传说,大观楼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大观楼位于水城的市中心,当时洪水泛滥到它跟前自然退却,在人们的眼里,大观楼是镇水楼,于是就有了地下室睡着巨龙的传说。
   我和他喝着清茶,没有唱卡拉ok,我们怕惊醒地下的睡龙。直到太阳偏西,我们才走出大观楼。
   第二天,一个细雨朦胧的夜晚,我们又进了大观楼喝茶,深夜才归去。大观楼的悠远和深厚,足已为我们挡风遮雨。
   第二次和他在大观楼喝茶,是1994年还是1993年?我只记得那个阴雨天。暴雨顷盆而下,溅起一片烟雾,水花四处流淌。街边屋檐下的雨柱长流不断。这样的画面,不知道发生在那个下午,还是出现在我的梦中。那个女人撑着一把紫色雨伞走在烟雨中,她去赴约,他在一个悠远又深厚的地方等她。从那以后,她没有再见过他,她多次漂泊,没有给他留下电话。后来,公司的人说他调走了,离开了水城,他们不知道他新的电话号码。她和他失去了联系,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调离水城?水城是他的家,为什么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在雨天赴约的女人,直到现在,还撑着一把紫色雨伞在水花中行走。从此,她反反复复做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故乡,在大街上跟他打电话,不是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就是忘了带电话簿。
   她想要拨的电话拨不出去!

  长江第一图书室

   从踏进大观楼图书室的那天起,我在心里就把大观楼称为长江第一图书室。水城是万里长江第一城,我把大观楼图书室称为长江第一图书室,我想它应该是当之无愧。
   歌还是唱了,在我1994或1993年回故乡的时候。那一年的夏天父亲生病,我在水城的医院照顾他。我们不是在大观楼的地下室唱歌,而是在大观楼附近的一个卡拉ok厅。走过大观楼时,水城灯火辉煌,人潮如流。进了卡拉ok厅,我们便有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他反反复复唱着一首伤感的流行歌曲,仿佛他生活中有着一段抹不去,让他怀念、伤痛又无奈的爱。我听到了他痛苦的灵魂。而我,不停地唱着蔡琴的一首情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它离去/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
  走出卡拉ok厅已是夜深人静,水城的灯火暗淡了许多,人流早已散去,大街小巷湿漉漉的,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细雨。大观楼在细雨中矗立着,巍峨挺拔,四角的飞檐欲要凌空飞去。我们静悄悄走着,我仿佛又听到了哗哗啦啦的水声,是龙在搅动那潭清水?黑暗中,我看见一条巨龙腾空而去。细雨密密集集,路越走越湿,心也像被雨水浇透了一样。
   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见面。
   在医院照顾父亲,除了去江边走走,就是去大观楼阅览室。下午父亲躺在病床上休息,我就去图书室。那个夏天,不知怎么总是和雨分不开。
   顺着街道来到大观楼,我挤在人群中在报栏前看报纸。不一会儿,天的脸色变了,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大颗大颗的雨滴落下来,打得大观楼周围的青石板噼噼啪啪响,人们纷纷往家里赶,看报纸的人也散去。我进了一楼,浏览卖小商品的柜台,在一个书柜前停了下来,要了一本介绍水城的书。翻看了一会儿,决定买下。把钱交给年青纯朴的女孩,她笑着对我说:送给你。我当时不知说什么,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书是卖的,她却不卖钱,送给我。我谢了她,不是因为两元多钱,而是为她的那份心意。我与她素不相识。我拿着书在雨滴中上了二楼,图书室要两点半开门,来得太早。我站在石栏杆上,看雨中的街景。雨越下越大,烟雾缭绕,只有雨的滴答声听不到别的声音。街上没有了行人,水在街道上流淌,如一条浅浅的河流。水城被这场暴雨彻底清洗了一次。雨越下越小时,我跟着一群人进了图书室。说是图书室,没有报纸杂志,全是文、史、哲类的书籍,还有一些工具书。管理人员是个中年妇女,我拿出身份证让她登记并写上自己要看的书后,她从书架上把书抽出来递给我,我就可以坐在书桌前慢慢阅读了。在别的城市,读书是要收费的。在我居住的城市,进图书馆阅读报纸杂志都要收五角钱。水城却不收一分钱,不管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取上自己喜欢的书坐在图书室享受阅读的快乐。还有别的城市是这样的吗?只有我的故乡水城对读书的人才如此慷慨。在我心中我把它命名为长江第一图书室。除了水城是长江第一城,除了大观楼悠久的文化,还因为它的慷慨,不拒绝爱书读书的人,只要有一张身份证,就可以日日进图书室。
   闻着楼外的雨声,仿佛又听到了水的划动声,是地下的龙睡眠中翻了个身?
[ 2 ] [ 3 ] [ 4 ] [ 5 ] [ 6 ]    走出大观楼,雨已经停了,天空又晴朗起来,西天出现了几缕夕阳。
   那些天,父亲不需要我时,我都是在大观楼的图书室度过的。
   后来,我再也没有时间走进去享受它的那份慷慨和寂静。回水城,我都是匆匆忙忙。在我的岁月里,我将永远怀念它。
   父亲出院是秋天,一个阴雨天。
   我和母亲整理好在医院用的一些物品后,坐上了开往赵场的公共汽车。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赵场。
   汽车逆着金沙江行驶,到二二四横跨金沙江大桥,顺着江岸的崖壁行驶几分钟,再横跨马鸣溪上的一座石桥,往上行驶拐进轿子寺,进入丘陵地带,在山坳里穿行一会儿,就到了赵场。
   雨仍在下,蒙蒙细雨。赵场的街道青瓦房被雨水淋湿了。街以前是石板街,到了场口,有一条石板路通往我的老家,一直延伸到水城的古叙镇,有好几十华里。
   石板路上的雨水搅和着稀泥,浅浅的一层。如果是泥巴路,一下雨,踩下去就会把脚淹没完。是石板路,黄泥沾在鞋底上,不会把一双鞋都弄脏。水田里的黄谷已经收割完,丢弃的谷桩及一个个人一样的谷草立在雨地里湿漉漉孤零零的。山坡上的红苕叶子滴着雨珠,青青郁郁;一些还未砍掉的包谷杆在雨中沉默着,它们曾经青翠欲滴,包谷成熟后,杆就枯黄了,身体里的水分也被阳光、金黄的包谷棒子一天一天吸干。
   一刻钟后,我们到了家。父亲休息,我和母亲进灶房做饭。
   母亲说:你爸爸出院,我们要喝点酒。
   是该喝几杯,一是父亲出院,二是阴雨天,再是秋天,下雨就有点凉。
   酒是母亲酿制的糯米酒,甘甜醇厚。我们三人坐在堂屋的饭桌上,两扇木门敞开着,任外面的秋雨飘洒,我们只管喝酒吃菜。一盏酒杯,在桌子上传来传去,传了半个下午。后来我们都有点醉了,也有些累了,倒上床睡觉。屋外的细雨飘着,不知是不是湿润了父亲母亲的梦。
   我的梦被细雨滋润着,那个雨夜走出卡拉ok厅,走过大观楼,分别后,我在水城的医院照顾父亲一个月,我们彼此都没有联系。我翻了个身,那个睿智儒雅的男人走进来,站在我旁边。他并没有看我,捧着一本书坐在椅子上。他翻开书时,我发现他双目失明。他仔仔细细读着,旁若无人,我想看看他读的什么书,书的封面封底压在桌上,只能看见细细密密的文字。图书室的门没有关,一阵清风吹来,读书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我和他。不一会儿,他也走了。窗外一片冷雨。我很孤独,人们弃书而去。雨像雾一样飘进来。他冷冷地说: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我抬头寻找,只有一片雾气。书们纷纷向我走来,那个男人也在书堆里,手里捧着那本书。我问:您读的什么书?他举了举书,又一阵风吹过,吹得书页沙沙作响。地下的水声哗哗啦啦,如弹拨的古琴,清脆悦耳。
   在雨天,听着滴滴哒哒的雨声喝几杯小酒,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父亲的身份

   父亲的病,医生说需要休息,特别叮嘱不能干重体力活。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看着我和母亲忙碌,他坐不住。坡上的粮食收回家,他要帮着翻晒。我们不要父亲做,他坚持说干这点活不碍事。父亲是什么都可以不做的,他是地质队员,可以像别的工人一样退了休享享清福,下棋钓鱼打太极拳……父亲没有享清福,而是比在地质队更忙碌更劳累。从他退休回到家的那天起,他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退休工人,也没有把他自己当成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他跟农民一样上坡下田,插秧打谷锄草挖地他都干。有些农民不干的事他也干,如煮饭扫地洗衣服宰猪草这样的事,都是家庭主妇去干。男的只管坡上的活,不管家务事的。父亲是坡上田头的活要干,家务事也要干,他比那些男性农民更纯粹更勤劳更能吃苦,比农民还要农民。他对土地的那份挚爱,也比一些农民更有感情。曾经有几年,我们都劝父亲不要种田了,包给别人做,他就是不愿意。他的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家里又没有任何负担,他的退休工资足够他和母亲在农村的开销。平时我们几姊妹还要寄钱孝敬他们,父亲就是不愿意退田不愿意把田包给别人做。后来,我明白,父亲是离不开土地,他舍不下。我们也不再劝说,让他和母亲在土地上一年又一年劳作,他们高兴。一个退休工人,在泥土里辛劳地耕耘,我弄不清楚他的真正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最后的结论是:父亲是农民。他出生于农民,骨子里仍然是农民,三十年的地质生涯,他只不过是打了三十年的工。回到农村,他又回到了昔日的生活,对土地的挚爱,都是他骨子里的。但父亲的身份又分明是个退休工人,每月都有退休工资,过年过节还能收到单位的慰问款。父亲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城市人,城市人只是他的假身份,农民才是他真正的身份。
   1953年,地质队在云南的深山老林勘探时,我父亲只是他们请的一个背夫。1954年,我父亲从一个民工成为了一名地质队员,那时地质队需要人,父亲老实、肯干、能吃苦,他们就把父亲吸收进了地质队伍,直到1984年父亲退休。父亲在地质队勤勤恳恳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因为他的勤奋好学,后来干的是技术员的活,比如记录、绘图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回到农村,他的角色由工人转换成农民,我没听到他有任何抱怨,仿佛一切都应该是这样。他很快投入自己的角色,非常尽职,做人的品格也没改,仍然老实、善良、勤勉、谦卑。他与别的农民没有差别,不修边幅,吃粗茶淡饭,有时也打赤脚。不同的是他的乡音未改,仍然说一口云南话,在这一点上,才能辨别出他不是本地人。母亲一直没有离开过老家,嫁给父亲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嫁给了我的母亲。
   我不了解父亲三十年的地质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三十年如一日,不停地爬山涉水,不断地迁徙。住的都是偏僻山区,与大城市无缘。父亲1984年退休回家,我看到了他在农村的生活,那时我和二妹进了地质队,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读书。父亲一心一意要供他们考上大学,他说这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这道理谁都懂,我和二妹是沾了父亲的光改变了身份,父亲退休,下面的弟妹要脱离农村只能靠读书。父亲的退休工资那时不高,我和二妹的工资也低,帮不了多大的忙,靠那点钱,供三个孩子上学,是非常困难的。父亲除了劳动,就拼命养猪,想在猪身上赚点钱供我的弟妹们上学。他不惜一切劳动的代价去水城挑潲水,去赵场挑酒糟子喂猪。为了节省几角钱,他舍不得坐公共汽车,水城到我家有四十华里,他来去都走路,连馒头都舍不得吃一个。有时,父亲挑着潲水走在路上,双脚都在颤抖,他仍然咬紧牙关。连我的农民表哥都说父亲太给自己过不去了,谁愿意跑几十里路挑一担潲水回来喂猪,只有我的父亲那样干,我那身强力壮的表哥也不会干这种事。我父亲咬紧牙关,坚持每周下水城挑两次潲水。那样的苦那样的累那样的挣扎,他是怀着希望的。
   有一年冬天,弟妹们把他心中的希望扑灭了。
   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绝望。
   我永远记得父亲那双绝望的浑浊的疲惫的焦灼的没有神采的悲凉的眼睛。
   顷刻间,父亲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的努力他的辛劳他的挣扎都付之东流,弟妹们哪是读书的料,他们的考试成绩不但不好,还有不及格的。那天父亲发了很大的脾气,他没有打他们,骂了个够。他骂人时,我看到了他那双绝望的浑浊的疲惫的焦灼的没有神采的眼睛。希望都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从此,那样的眼睛跟了父亲很多年,直到弟妹离开农村家境好转,父亲的眼睛才不再疲惫,平和了许多。
[ 1 ] [ 3 ] [ 4 ] [ 5 ] [ 6 ]    那天中午,父亲看了弟妹的通知书后没有吃饭,但他并没有停止干活,希望破灭了一样要为生存劳累,考不起大学父亲一样要弟妹把书念完。一个退休老工人,他的身体早已疲惫了,但他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苦苦挣扎,以前的挣扎是怀了希望的,现在的挣扎,仅仅为了生存。
   弟妹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分别随着打工潮走出了农村。他们现在都是城市人,生活得很好。这是父亲最大的欣慰。但父亲离不开那块土地,离不开不属于他的那块土地。他不愿进城。
   父亲和母亲虽是隔了省的,却是住在同一条江上――金沙江的南岸。父亲住在云南的永善,母亲住在四川的宜宾赵场。母亲的居住地靠近长江。
   不到两岁,母亲是带我回过云南的,和外婆和父亲一起,坐船坐车走路到了我的老家永善。见到了我的姥爷姥姥还有姑姑伯伯。在云南,我们的身上长了虱子,回到四川的第一件事是清洗身子,把里里外外的衣服脱下来丢进滚烫的开水泡洗。这些事我记不得,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回过云南,我也记不得我老家是什么样子,是山地还是丘陵?有没有水田?种小麦还是种苞谷?很多年以后,我在地图上找我的老家,才知道它座落在金沙江边。父亲和母亲的居住地相隔并不远,都在金沙江下游,在长江上游,怎么几十年就没有回去过!父亲退了休也在念叨着回老家看看,近二十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上路。我也想回去看看,看看我父亲居住过的那块土地,但始终没有上路。有时在梦里。行走在绿水青山中,不知那是不是父亲居住的地方?不管怎样,那里有我的根。
   那是我的云南!我父亲的云南!

  巫女的咒语

   舅母嫁给舅舅后,不但给林家生了九个孩子(养活五个),还学会了她在娘家不会做的事。比如炒米糖,蒸黄耙泡耙叶儿耙,都是我外婆手把手教她的。舅母的娘死得早,没有人教她手上活,她的手上功夫自然就差。但舅母有一身好力气,上坡干活能顶一个强壮男人。舅母是个人高马大,粗枝大叶的女人,手上的巧活,怎么做也不及我的外婆。她做的炒米糖,就没有外婆做出来的香、脆、嫩,色泽也没有外婆做的好看。外婆在世时,舅母只能给外婆打下手。外婆曾经想教会舅母绣花,舅母的手又粗又大又笨,终没学会。后来我的四姐长到十三岁,跟着外婆学会了绣花。鸳鸯蝴蝶喜鹊腊梅,只要有花样子,她看一眼就会绣。我外婆的灵巧和能干,方圆几十里没有几个人比得上。她的那份洁静,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就是上坡干活,也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她细心种的几块菜地,年年都在丰收,卖了不少钱。她去世时,吩咐舅舅用她卖菜存下的钱安葬她。那钱存放在阁楼上的一只木箱子里,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临终前,她让我表哥上楼去取下那个严严实实的小包,然后把它交给了我的舅母。那时,门外坎上的一株槐树正在开花。外婆让大家把她扶到堂屋的躺椅上,堂屋的门正对着茂盛青郁的槐树。我外婆半躺着看了一会儿槐花,说了句好香,然后就闭上了眼睛。她的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她正在闻着槐花的香味,气若游丝。外婆的气息慢慢停止的那一刻,门坎外的槐花纷纷飘落,屋里屋外一阵暗香,那些淡黄色的小花朵四处飞扬。
   外婆和我的外公从山上迁徙到坝上修这座青瓦房时,外婆就在这屋外的坎上栽了这棵槐树。
   当初栽它,外婆只想用它的花蕾染布,让她身上的衣服鲜艳一点,她穿够了蓝色和青色。外婆还想用它的花制酒,外婆把它命名为槐酒。可惜后来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从1960年开始闹饥荒,外婆就中断了酿酒。肚子都填不饱,哪有粮食酿酒。到1980年我的外婆仙逝,粮食都是金贵的。二十年的光阴里,她不敢酿一次槐花酒,也没有教会舅母酿酒。倒是那棵槐树,帮了外婆的大忙,它并没有受冷落。粮食不够吃,总得想法子度过饥荒。外婆除了多种菜,槐树开花,还把槐花掺在米里做饼做饭。吃槐花饼槐花饭的日子,屋里屋外散着一股清香。人的身上也有一股清香。有几年,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们国家又要还前苏联的债,饿死不少人,有不少农村人饿得吃观音土。我母亲也吃过,她说吃了拉不出来,难受啊!外婆房前的那株槐树,也被剥得精光,连它的皮都被剥了。舅舅还要剥去它的根,被外婆骂了一顿,外婆说明年你还吃不吃?过了今年就不过明年了!第二年,槐树再长出新叶,外婆又用它来充全家人的饥。外婆栽这棵槐树时,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望,想过美好的生活。想不到它让全家人在灾荒年度过了饥荒。槐树不再用来充饥的年月,槐花盛开的时候,外婆端把椅子坐在敞坝里,梳着她的长发,很悠闲地闻着槐花的清香。那时外婆已经老了,经常感到腿软、胸闷、四肢无力。她的菜园子也交给了舅母管理。外婆对门前的槐树,依然一往情深。
   外婆是1915年出生,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她和外公从山上搬迁到坝上是1928年,那时我外婆才做新娘不久,如花似玉的一个女人。那株槐树也是1928年栽上的。
   母亲告诉我,外婆是外公的童养媳。
   2000年我回老家,舅母也老了,她瘫痪在床上,大腿和腰有毛病,痛得她叫过不停。我的母亲、已经出嫁的表姐表妹隔三天两日买些好吃的去看她。开始她还吃得下,后来越吃越少。我去看她时正是六月,她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两只曾经饱胀的奶被岁月吸空了,耷拉着吊在她瘦骨嶙峋的胸前。
   我说:进医院看看吧。
   她说:小燕哩,都是拖天数了,看啥子!
   那天表妹也赶来看她的母亲,给她买了鸡,我和母亲进去时她正端个碗一口一口喂舅母鸡肉。我们安慰她,说会好的。我们的安慰都很虚无,连我们都不相信,是说给舅母听的。
   舅母说:好啥子哟,拖天数了!
   舅母说这话时很平静,既不悲伤也不惋惜,仿佛她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死神的降临。
   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两年前写过一篇小说,婆婆的形象是以舅母为原形刻画的。我在那篇小说里写的是婆媳之间紧张的关系。婆婆的丈夫死后,婆婆分别在两个儿子家里过,一家半个月。舅舅死后,舅母就是跟着我的表哥表弟过的,一家半个月,但那时舅母还没有瘫痪,不管轮到哪一家,她都像牛马一样辛劳地劳动。在那篇小说里,我写到婆婆瘫痪了,不但瘫痪还有老年痴呆症。她没有了自己的家,隔半个月从这个儿子家背到那个儿子家。她没有了知觉,他们骂她厌烦她,她也听不到看不到。这些,是我在小说里虚构的,那时舅母的身体很好,天天上坡劳动还要帮儿子媳妇做家务事。没想到两年后,舅母真像小说中的婆婆一样瘫痪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我是巫女吗?巫女在小说里的虚构怎么在我舅母身上应验了?不该有那样的结尾!
   舅母说对了,她真的在拖天数。第二年春天她就去了。
   在我居住的城市,我通过一个参加舅母葬礼,从小在一起玩现在生活在水城,是我长辈也是朋友的手机跟大表哥通了电话。
   大表哥说:你舅母要上山了。
   我在电话里,听见了几个男人浑厚、洪亮的吆喝声: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那是起棺抬棺的声音,也叫吼伤,它从我大娘也是我朋友的手机里清晰地传了过来。
   舅母真的上山了,隔着迢迢路途,我也在为她送行。
   那株槐树,不用它度饥荒了,就是一棵纯粹的观赏植物,年年枝繁叶茂,花开花落,飘逸着淡淡的幽香。舅母去世那一年,槐树也老了,开始枯萎,不再开花、结果。
[ 1 ] [ 2 ] [ 4 ] [ 5 ] [ 6 ]   从1928年我的外婆栽上它,到2001年的春天舅母去世,那槐树,存活了多少年?

  满娘私奔

   我们那里出美人,赶场天,常常能看见一些水灵灵的姑娘,不但长得好看,气质也好,没有乡土味,从头到脚打扮得跟城里人一样,不知道还以为她们是水城的,其实她们都是赵场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满娘就是其中一个。
   满娘结婚时,是我们那一带最体面的,她穿了灯芯绒碎花盘扣红衣裳,剪了上海小乖头。用现在的话说,很时尚。七十年代穿灯芯绒穿卡琪都是比较时尚的,那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有钱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这民谣念出来,听到的人就有一点不好受,念的人不是在赞赏你,而是带着嘲讽、不屑,还有一点酸味。小时侯,母亲给我和妹妹缝了灯芯绒衣裳,几种颜色镶在一起,是童装,很好看的,上学走亲戚下水城我们都穿。有时在路上走,有人追着起哄:有钱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那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没有两件好衣裳,不管别人怎样嘲讽,怎样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灯芯绒衣裳一样的穿,那是我们唯一一件好衣裳,又厚实又好看。我和二妹是穿着灯芯绒衣裳长大的。我们都很爱惜,从不穿着它背背兜挑担子,放学回来,把衣裳脱下放好,第二天上学再穿。
   满娘的婚礼热闹又体面,送亲结亲的人成群结队走在路上有一大串。许多小孩追着看,起哄着:有钱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满娘听着不恼,笑嘻嘻的,快到婆家时,叫人把染得红彤彤的新马桶揭开,里面装了染得红彤彤的花生。满娘把花生抛洒给追赶她的小孩。满娘进了新房也是笑嘻嘻的,把一口洁白的米牙露给大家看。新房被围得水泄不通,都想一睹新娘子的芳容。满娘一点也不羞涩,笑嘻嘻看着大家。
   满娘的灯芯绒衣裳没穿两年就破得无法穿了,她也没缝新的,那时她已是孩子的母亲,不像当姑娘当新娘子时那么洒脱。但她一样的讲究,上海小乖头照样剪,出门要抹雪花膏,三元钱的白网鞋要上白粉,使它更白洁。
   满娘的男人少言寡语,生产队的人说她嫁了一个木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满娘说就喜欢他的呆样。满娘女皇一样指挥他,他总是言听计从,干活也舍得下憨力。满娘要和公公婆婆分家时,她的男人一句话也没说。满娘的婆婆是个威严的女人,长得壮壮实实,满娘提出要分家,她冷若冰霜地说:分就分罢,大家清净。婆婆把一间又小又矮的偏房分给了儿子媳妇。满娘和男人在那间狭窄的偏房里生儿育女,生下三个孩子后,满娘申请地基修了几间新房。满娘出门照样穿得整整洁洁,上海小乖头剪成了运动头,一口米牙还是那样洁白,说话的频率像锅里爆炒的豆子一样,铿锵有力。
   八十年代中期,好些农村人进城打工经商做小生意,年青女子们也出去打工。满娘好羡慕,对她们说:我要是晚生十年就好了,用不着天天窝在这鬼地方,你们想到哪就到哪,还能挣钱!满娘生性好玩,拖儿带女的不可能四处游走,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水城,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住宿要花钱。再说一个人住在水城孤零零的,也没啥意思。满娘还爱赶场,赶场不仅能遇上几个投合的人聊天,还能显示她的白网鞋。她的雪花膏、劣质口红也是毫不顾惜地往脸上、嘴唇上搽。有时还在她的化纤衣服上洒上几滴花露水。保守的人看不惯,说满娘是狐狸精,满娘一点也不在乎,瘪着嘴说:你们想当狐狸精还当不成呢!说完飞扬地从上场走到下场,又从下场走到上场,眼波里全是喜气洋洋,不亚于她当新娘子的时候,只是没有了做新娘的那份娇嫩、青春。
   赵场也来了一些外地人做小生意,裁缝来了好几个。有个小白脸长得竹竿一样,有三十多岁。他不但善于言辞,衣服也缝得好,年轻姑娘买了布料都爱找他缝。满娘也找他,一来二去就熟了。满娘再赶场,就守在小白脸的摊位前,一边看着小白脸裁剪衣裳一边和小白脸有说有笑。没过多久,满娘和小白脸私奔了。两年后,满娘又回来了,一个人。有人问她在外面怎么过?满娘不说好也不说坏,说就这样过罢。满娘只对我母亲说过一句真话:外面也没啥好,落难一样,还是家里好。
   满娘的男人在她私奔时没去找过她,带着孩子在家里老老实实过日子。满娘回来,他也没一句重话。
   赶场天,飞扬的满娘又油头粉面在街上串上串下,那脸上,多了一缕沧桑。
   满娘和我母亲玩得好,比母亲小十岁,我们不是亲戚。

  黄桷树下的鬼魅

   两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黄桷树是清朝年间栽下的,在赵场镇的上场口。一棵在坡上,另一棵在乡镇府后院,年年岁岁郁郁葱葱,苍劲的枝丫团团笼罩,遮盖了一方天空;树根四处延伸,占了一方土地;那主干,疙疙瘩瘩,三四个人才能将它围住。有人说,这两棵树是赵场的风水树。先辈肯定比我们要珍爱它们。他们用石头将主干围得严严实实,形成一道高高的堡垒。那石头是经过打磨的,四四方方,有棱有角。不知是谁用了这样的办法,如此重视一棵黄桷树!为了百年老树,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沉重的石头,是石匠用锤子用锉子一块块打造出来,再请人一块块抬到山坡上,再请泥水匠一块块将石头垒在树干的周围。要多少劳动、时间、金钱。根须从石头缝里钻出来,有缝的地方就有树的根须。这黄桷树这些石头,不知比我们这一代人长多少岁?
   乡镇府后院的黄桷树,是我们聚结的地方。我们常常在树下进行精神会餐。那时我们的学习没有现在的学生繁重,小学五年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早上九点上课,下午三点放学。镇上的人爱跟着水城的人学,水城流行什么镇上的人立即带回来,一些流行语就是从水城传过来的,比如“向毛主席保证”。班上有个女生,叫吴兴,很会讲故事。她的哥哥姐姐都在水城工作,每次她去水城听到什么故事,回来绘声绘色讲给我们听。放了学,我们聚结在黄桷树下,屏声敛气听她讲那些带点悬念的鬼怪故事,有时听得大家毛骨竦然,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如果是夜晚,我们会在她的故事中“哇哇”叫起来,故事里的人物、活灵活现,我们像看到了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那些恐怖的场面总是浮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那只红毛手,看到了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在漆黑的夜晚围着一座灰色的楼房转了三圈,然后飘然而去。看见了那个黑衣女人一年四季滴着泪。吴兴每讲完一个故事,我们都缠着她再讲一个。她说:没有了,下次再讲。下次她从水城回来,我们又聚结在黄桷树下。那时我们想,她怎么不从水城多带几个故事回来,一直坐在黄桷树下听故事多好!她说没有了,我们都很失望,依依不舍地离开黄桷树,再企盼着吴兴下一次从水城带回故事。
   那个年代,听故事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不是传说也不是童话,阴森恐怖的故事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编的。那些故事,伴着我们走过了童年、少年。那是一个什么都匮乏的年代,所有食物凭票供应,没有电视,没有书籍,电影也少得可怜,幽深恐怖的故事是我们主要的精神食粮。
   坡上的黄桷树和乡镇府后院的黄桷树隔了一个坳,彼此望得见。刮风的时候,能彼此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坡上的黄桷树离场口稍远一点,又没有人家,年深月久,就赋予了一些传说。说是石头缝里全是白蛇,都是白娘子的阴魂未散,到了夜晚,一条条白蛇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爬上树枝,紧紧缠吊在枝丫上,发出白亮亮的寒光。不知这样的传说起于何时?什么东西只要有了历史和岁月,就会赋予它一些神秘和神奇。我那时真信,正读小学,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每天早晨上学从黄桷树下经过,小跑似的,害怕看到那些白蛇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直到我离开故乡又多次回去,都没看见黄桷树上的石头缝里有什么白蛇,连青蛇都没看见。也许听的故事太多了,乡镇府后院的黄桷树也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同我们一起听着故事,那些鬼怪附上了它的身,片片树叶到了夜晚鬼影一样摇晃着,发出阴森森的响声,没有人在夜晚去黄桷树下。有时母亲要我去镇上买调料,天渐渐黑了,我从两棵高大苍劲的黄桷树下经过,心是吊起来的,不敢看四周,似乎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故事里的恐怖场面,很清晰地浮现在脑子里。那是成长的年代,是自己吓唬自己的年代。
[ 1 ] [ 2 ] [ 3 ] [ 5 ] [ 6 ]    九十年代,赵场镇也像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样在不断扩展。乡镇府的砖瓦平房要扩建成楼房,后院的黄桷树成了一大障碍,他们请了十几个农民,半个月时间把一棵清朝就立在那里的树摆平了。刀、斧、锯子让它伤痕累累,它轰然倒下时,我不知道它哭泣没有?发出了怎样的呐喊!要除掉障碍物的人,却是拍手叫好,他们大摆宴席,几幢新的楼房,就要从消失的黄桷树上立起来,那是他们的“政绩”。清朝的一棵古树,在他们的“政绩”下消逝得无影无踪,先辈们该怎样痛心疾首!黄桷树倒下那一刻,他们一定捶胸顿足地感叹:世风不古啊!一群败家子!一群饭桶!
   楼房还没有扩建到对面的坡上,坡上那棵黄桷树,暂时躲过了灾难,但也是千疮百孔。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人们穷得饿肚子,没有谁去打黄桷树周围石头的主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人们不饿肚子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新瓦房一座又一座盖起,黄桷树却惨遭残害,保护它的那些石头被一天天掠夺着,不知被什么人东一块西一块拗回了家。渐渐地,黄桷树周围不再有一块石头,盘根错节的树根赤裸裸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满目疮痍。为了一棵清朝的树,先辈们可以花人力物力去保护它,我们为了自己不花一分钱,却去残害一棵清朝的树。我又听到了先辈的感叹:世风不古啊!一群败家子,一群饭桶!
   砍倒的树无法复活,还没有被砍倒正在遭受残害的树呢?
   父老乡亲们说:那树是赵场的风水树啊,咋就砍了呢!
   回老家再从场口上走过,穿过钢筋水泥楼房,找不到那棵古老的黄桷树曾经矗立哪个位置!
   镇上的女孩们也是陌生的面孔,她们是继我们之后长大的一批女孩,吴兴和许多赵场镇的女孩们一样,嫁到水城去了。嫁到赵场镇的,是有几分长相的农村女孩子,和丈夫开着夫妻店,摆个夫妻摊求生存。
  幽深的水井

   方圆几十里,数我外公家的井最深,有十几米,不会游泳的人踢进去只有淹死。我们去井边洗衣、磨刀,或从井旁经过时,都很小心。
   外公从山里搬到坝上,修了房子,还要解决吃水问题。于是在离房子五十米远的左侧挖了井。那口井挖得很漂亮,水源充足、清澈,是泉水。井周围,镶嵌了光溜溜的石板,人踩上去稳稳当当。井外是稻田,井坎上边是斑竹林,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还有一棵高大、茂密的柚子树。果子成熟时,用竹竿打,那些柚子一个个漂浮在井里,再用竹竿一个个捞上来。斑竹林上边还有一大片篁竹林,不是我外公的。那口井,被树木竹林遮掩着,一年四季不见阳光,是一口幽深的井。井挖好,我外公找石匠打了两只石盆。椭圆形,两尺深,五尺长,上高下低。低的那一头,中间挫了一个小洞。洗衣服时,扯上一把树叶子堵上洞,再用木桶将井里的水一桶一桶倒进石盆,满满荡荡,清清凉凉的一盆水。那种舒服,就不用说了!到现在,我在城市用了二十年的自来水洗衣服,都没有在外公井边石盆里洗起来爽快。
   有了用不完的井水,还有两只大石盆,井边常常聚结着洗衣服的人,上上下下左邻右舍的人都把衣服拎到井边洗。这个去了那个又来,夏天还要排队。人们站在井边,一边等待一边聊天,阴凉又有乐趣。都是些年轻女人,说不上两句话哈哈碰天,那笑声跟着白云一起飞走了。
   外公打的两只石盆,有一只是给他的兄弟我的二家公打的。两兄弟从山上搬下来不久分了家,各过各的日子。
   外公是六零年闹饥荒死的,我没见过他。二家公我是见过的,脚大手大,身板大。我想外公也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记忆中的二家公,真的是个姥爷了,整天病病怏怏,不停地咳嗽,喜欢烧叶子烟。烧了又咳,咳了又烧。他不再下地干活,在家里看看孙子,编编背篼箩筐之类的农具,也没有闲着。我的二舅母对他还是有意见,说他吃闲饭,难得有个好脸色。
   二家公死去不久,他的长孙大娃找了个山里人做老婆。1988年,城乡都比较开放了,女方的母亲舅子老表弟妹们下山来帮着相亲,吃了一天住了一夜回去,后来女的一个人下山。不久把她仅有的几件衣服带下来,不再回去,就这样成了大娃的婆娘。大娃家也没有请客摆九大碗。
   大娃的婆娘叫王秀玉。
   王秀玉不是个好看的女人,瘦筋筋黄焦焦的,一小把身子就像发育不良。但她能生育,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又生下一个儿子。夫妻俩实行计划生育,大娃去做了结扎。一家四口守着田地,本本份份过日子。大娃结婚后和父母分了家,水井边那块稻田分给了他。儿子长到四岁,大娃异想天开想扩大水田的面积,他动了那口井,把井沿上的石板拗了个精光,水井也缩小了一圈。柚子成熟的季节,几个小孩子拿着竹竿去打柚子,大娃的儿子也跟着去玩,不知什么时候摔进了井里。吃午饭时,王秀玉到处找儿子,找不着。一家人到处乱找,都没找着。问打柚子的几个孩子,他们都说没看见。不详的预兆袭上王秀玉的心头,她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问男人:会不会是......她不敢说出下半句。大娃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那也是大娃害怕说的。大娃找上他的兄弟把水井淘干,果然里面躺着他的儿子。
   1928年我外公挖了这口井,到1995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1972年,外公挖的这口井不再是饮水井,只用来洗衣浇地。
   那年冬天,生产队有一家人失火了,几大间青瓦房顷刻间在一片火光中化为废墟。救火的人排着队传递着一桶又一桶水想把火浇灭,杯水车薪,火越烧越旺,映红了半个天空。房屋在火光中噼噼啪啪爆炸、倒塌,人们脚忙手乱帮着抢救屋里的东西,也抢救不了多少,眼睁睁看着大火吞灭一切。失火的人家,在水井上面的半坡上修了房子。我的外婆嫌井上边住了人水不干净,叫舅舅表哥在离水井50多米的地方又挖了一口新井,两口井在一条线上。新水井上边是水田是坡地,没有老井的水清亮,外婆认为干净,没有任何污染。饮水的人从此去新井挑水,来来去去都要从老井边经过。
   天干的季节,新井的水枯竭了,别的水井也干枯了,只有老井还是那样,不枯也不溢,像个从容的老者,清清幽幽散发着凉气。有时舅舅和表哥黄昏把老井的水淘干净,一个晚上又浸满了,远远近近的人都到老井来找水。吃水的人多了,井水供应不上,有的人晚上也守在井边。干旱过去,又是一口清凉的井水荡着清波,幽幽深深,不枯也不溢。遇上下暴雨,井水浑浊两天,第三天又清亮了。
   我外婆是个洁净的女人,她在的时候,不管新井老井,每年都要舅舅他们淘洗一次,每次淘洗都在黄昏。舅舅和大表哥用戽水兜把井里的水戽干净,再把井底的残留物捞干净,第二天早上,井里的水又满了。外婆去世,舅舅和表哥仍然每年淘井,舅舅死后,老井新井都没有人淘了。没有人想起该淘井了,就是想起也没有人愿意去淘了。
   大娃的儿子淹死后,幽深的老井浑浊了,不再清澈。回老家时我去看过那口老井,的确不是先前那口井了。那口幽深的清澈的井不见了,浑浊的水连洗衣服都不敢用,哪还是那口老井!两只大石盆也被冷落了,洗衣服的女人不再去井边。
   一口清澈的水井怎么不清澈了?浑浊的水哪里来的?井坎上边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动。
   有人说,这口井也是风水井呀,动不得!
   大娃后来得了一种头痛病,干活就天旋地转,痛得他要命。屋里屋外的活,全靠王秀玉一个人。王秀玉带着大娃四处求医治病,不去医院,看到一条信息就去投医,都是些江湖人的把戏,骗了钱并没有治好大娃的病。拖了几年,有人建议大娃去水城的大医院检查,大娃去了,查出脑子里面长了瘤子,需要开刀,手头又没有钱。王秀玉进水城捡垃圾,她说比种庄稼强。卖垃圾的钱王秀玉舍不得花,一分一厘积攒起来要给男人动手术。1999年,大娃进了水城的二医院,两千元住院费是王秀玉几年来从早到晚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手术很成功,但开销很大,王秀玉手上没钱了,大娃的伤口还没愈合提前出了院。过了十多天,大娃死了,说是伤口感染引起的。大娃死时不到35岁。他排行老大,从小他爸妈这样叫他,大家也跟着叫他大娃。
[ 1 ] [ 2 ] [ 3 ] [ 4 ] [ 6 ]    王秀玉和女儿一起过日子,农闲时仍然进水城捡垃圾,她那瘦小的身子,焦黄的脸,更弱更黄了。

  野渡无人

   六姑不是我们家的,她姓向,小学时和母亲一个班读书,后来一直和我们家有往来,我们就叫她六姑。六姑住在镇上,后来去柏溪工作,没隔几年,把她的母亲也接去了。
   六姑的母亲我叫奶奶。
   奶奶是个白净的女人,银色的头发一年四季挽着一个髻。奶奶穿布衣,面色平和,目光慈祥。奶奶那身简洁的布衣里,总是透着一股高贵,不知她从前是不是个富家小姐?我们去柏溪,爱在六姑家落脚,吃奶奶做的饭菜。我不怎么说话,饭也吃得少。
   母亲说,这孩子不爱开腔!
   奶奶说,别看她不说话,将来有出息。
   奶奶离开人世几十年了,我至今也是个没出息的人。
   奶奶是1975年冬天离开人世的,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城市乡下的人死了都还可以土葬。六姑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把奶奶的灵柩送回赵场,和爷爷安葬在一起。
   灵柩在冬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从柏溪县城出发,送葬的人走了两里路。他们带着黑纱,低头走在灵柩后面。过马鸣溪渡口,那只大铁船来来去去跑了十几趟,才把送葬的人渡过河。到了轿子寺,送葬的队伍踏着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走到赵场,又从赵场沿着青石板路走到竹林湾,爷爷就葬在竹林湾的坡上。送葬的队伍踏上石板路时,阴沉沉的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人们说是洒伤雨。老天爷也在为奶奶送行。细雨跟着送葬的人,奶奶安葬后,送葬的人又踩着青石板路到马鸣溪,跨上大铁船渡过金沙江,天空才放晴。
   赵场的人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排场的葬礼。
   赵场的许多人也参加了奶奶的葬礼。从那以后,没有谁的葬礼像奶奶那样隆重。为了节约耕地,死者都是火葬。
   女孩送给我那本介绍水城的书里说,到了晚清,赵场人赵树吉有《存邬山房诗存》、《存邬山房文集》问世。可见赵场是出过一些人物的。母亲说那些大路就是赵场人出去当了官回来捐资修的。
   赵场没有马路,却有四通八达的石板路,人们称之为大路。
   我所知道的大路就有好几条,赵场至古叙,赵场至马鸣溪,赵场至锅巴溪……这些大路从不同方向通往水城,呈放射形。我读书的时候也是走的大路,沿着古叙至赵场的大路,再沿着赵场至锅巴溪的大路进日成小学读书。路虽不远,却是两条大路连接起来的。八十年代中期,赵场人去水城要走一节大路才能坐上车坐上船,马鸣溪渡口连接金沙江南北。外婆在世时,常常点着她的三寸金莲和我们一起走大路到马鸣溪坐铁船过河,再坐公共汽车去水城的二姨家。马鸣溪渡口很气派,那大铁船也气派,铁甲板上能并排装下四辆大卡车。人和汽车一起渡河,南北两岸的公路是宽敞的沥青柏油路,笔直伸向金沙江。河面也是宽敞的,水波荡漾,水浪推着涌着流向水城。锅巴溪是客轮的一个停泊地,在马鸣溪下边,人站在渡口上彼此望得见。赵场人下水城,走到锅巴溪坐船的居多。端午节后,是卖李子的季节,赵场的李子又多,家家户户自留地的坎上都栽满了李子。我舅舅过了端午节,每年都要挑几担李子下水城卖。清早上路,到了锅巴溪,城镇人乡下人聚结在岸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奔流的江水,等待着客轮。马鸣溪的渡船鸣放着汽笛在江上跑过去跑过来,烟波浩淼中,那只大铁船像一只矫健的雄鹰,箭一般破江而越。客轮开过马鸣溪,人们不再聊天,挑担的背包的都作好了上船的准备。客轮在锅巴溪靠岸,水手从船上伸出一块宽大厚实的木板,人们踩着它上船。岸上的人走空了,客轮鸣叫着转向,顺着江水呼呼拉拉到了水城的合江门。人们又踩着厚实宽大的木板上岸,爬上十几级石梯,经过一棵古老的黄桷树进入了水城的街道。买卖人各奔东西,融入消失在人流中。那年月的水城,李子滥市,大街小巷都摆满箩筐,卖到下午,一角钱一斤。舅舅每次卖了李子要进小酒店吃煎饺喝烧酒。吃饱喝足了,再挑着空箩筐踩着石板路回家。
   1978年,我们去水城,过河不再坐大铁船,从一座大桥上过河,南来北往的汽车人流都从桥上过。马鸣溪渡口冷清下来,宽阔的江依旧,奔涌的水依旧,笔直的公路依旧,没有人再去渡口,那只大铁船也离去了,只有烟波浩淼、逝者如斯的江水。后来赵场修了公路,有公共汽车直通水城,半小时一班,锅巴溪码头也冷清寂静下来。没有客源,安边至水城的轮船停开了,赵场远远近近的人,从赵场坐汽车到水城。热闹、喧哗的马鸣溪、锅巴溪回归了它的寂静,荒凉。
   石板路是在渡口荒凉之后逐年消失的。
   最先消失的是赵场的两条石板街。
   赵场的正街没有街名,横街子是从正街上叉出去的,说是街其实没有形成集市,买卖东西的人在正街上交易。横街子逢场天也很冷清,但它仍然是一条石板街。
   八十年代,赵场来了一个新镇长,为了做出点“政绩”,把街上的青石板全部拗掉,两条延续了几百年的石板街变成了水泥街。镇上人乡下人兴奋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水泥街并不适合“镇情”、“乡情”。逢场天下雨,乡下人踩着一脚黄泥走在街上,到下午散场,街上全是黄泥巴。日子久了,水泥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黄泥,水泥街成了黄泥街。人们感叹:还是石板街好,雨天踩上稀泥,下一场雨石板又变得光光亮亮。感叹归感叹,无法再挽回。石板街消失后,石板路也消失了。先是一些人把大路上的石板偷回家用,后来说是要修公路,把路上的石板都拗掉。路拓宽了,说公路也不是公路,只不过是加宽了的泥巴路,没有车子在路上跑。有的人认为比石板路好,他们说现在买不起车子以后买得起,我买不起不一定我儿子就买不起。拓宽了的土路就怕下雨,下雨满路稀泥,坑坑洼洼,即使有车子过,雨天也不敢走这样的路,陷进去出不来。
   有了这样的开头,赵场四通八达的大路都遭受了不幸。现在站在赵场的上场口了望,看不见一条清亮的石板路,都是宽不宽窄不窄的泥巴路,黄焦焦伸向远方,或者延伸到赵场。
   九家公和我母亲同姓,他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编斗笠养活了几个儿子,都有出息。九家公十几岁离开村子去了部队,后来读了军事学校,退役后分配到水城任交通局局长。每年春节,九家公和他的两个哥哥带着家人回到我们村给他的父母上坟。有一个九家公在水城做官,赵场至古叙的路比较幸运,它成为土路后,村子里的有些人向水城的交通局局长反映,希望修成柏油路。交通局长的母亲早逝,靠他的父亲把他们四个兄妹拉扯大。三兄弟都很有出息,一个是成功的商人,另外两个是政府官员。他们的父母埋葬在我们村上。每年春节,三个兄弟都要带上夫人孩子到父母坟前烧香。遇上雨天,深一脚浅一脚的,鞋子裤腿上全是泥水。有一次烧香回去,他的嫂子我的王家婆对他说:看看你家乡的路烂成啥子样子,早该修一修了,你那交通局局长还做得了几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在退休前也该为家乡做点好事!王家婆在乡下住了几十年,八十年代末和孩子一起农转非到了城里。
   去年夏天我回去,表哥告诉我,说是这路要修了,九姥爷答应了,秋后就修。
   不久,水城的南门大桥深更半夜时拦腰断裂,有一辆正在行使的汽车掉进了江水。南岸的渡口再度使用,南岸至赵场的公路也在抢修中。弟弟在电话里告诉我,大马路半个月就修好,现在的公共汽车都是从南岸到赵场,再从赵场去水城。
   其余几条路就没有这么幸运。
   消失了的石板路,都是清朝修筑的,每一块石板上烙下了岁月的痕迹,该不该让它存在?
   野渡无人,它依然在那里……
  槐花几时开

   撑紫色雨伞的女人,直到现在还在水城的雨中行走,她找不到赴约的地点,也找不到赴约的人。
   有时我坐在黑暗中,听着窗外飘摇的风雨,看见那个黑夜里的女人在雨中走着,灯火与她无关,繁华与她无关,情爱与她无关。她的眸子在茫然中亮着不易察觉的希望。她不是青春少女,她的风情和优雅,上帝还没有看见。上帝在美丽又纯情的女人面前总是闭上眼睛。那个赴约的地点,她不知要走到何时?她要约会的那个人也许早已离去,谁有耐心等待一个漫长又毫无意义的赴约?谁愿意?
   我有一个愿望,再回故乡,不管那些石板路存在不存在,我想沿着它的旧迹步行去马鸣溪、锅巴溪,步行去古叙、七星湖,步行去水城。还有一个愿望,在水城住下,白天钻进大观楼的图书室,享受它那份慷慨和寂静。
   只有我的故乡水城有这份慷慨!
   外婆栽下的槐树,早已化作泥土;清朝的黄桷树,也化作了灰烬;幽深的古井一去不复返!
   槐花几时开呢?
   槐花几时开!
   我梦中的那个人,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在不断成长。有时他风流倜傥,才气逼人;有时他貌不惊人,沉稳从容;有时他又儒雅风趣,奔放热烈。他在我的梦中渐渐长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儒雅之士。一个智者,戴着宽边眼镜,饱经沧桑,随意又洒脱,多情细腻又善解人意。他,是我这一生想要赴约的男人!
   槐花几时开呢?
   槐花几时开!
   我只能独守小屋,看那个撑着紫色雨伞的女人走在水城的黑暗中,她还在雨中还在赴约的路上。在梦中,她几次和他相遇。她见过他,不是在梦中,就像我这个夏天坐在小屋,游历了我的故乡。我独坐小屋的游历,都变成了一个个文字。
   隔着千山万水,星空月夜下,她对他说:我看见你了!
   槐花几时开呢?
   槐花几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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