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张学良和杨虎成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东北军51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于1936年12月12日下午在西北重镇“金城”发动了震惊国民党政府的“兰州事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6年12月初，张学良由陕西来到甘肃，与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商讨了局势，回陕西后，于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西安事变”。当时，张、杨的卫队在夜色掩护下，包围了前来陕西“视察”的蒋介石的“临时行宫”临潼华清池，接着与蒋介石的卫队展开激战，一时枪声大作。见势不妙，蒋介石赶忙越墙落荒而逃，后因摔断尾骨，行走不便，只得藏进一洞内，被前来搜山的士兵抓获。
与此同时，一封张学良将军亲署的特急密电发到兰州，命令驻甘东北军51军立即采取行动，配合“西安事变”。兰州地处甘肃中部，跨黄河两岸。东接陇原，西控阳关，南临巴蜀，北扼朔方，的确是西陲重镇，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所以，51军在此起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共产党员、时任东北军51军中校参谋的解方译收电报后，立即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帮助51军参谋长刘中干、省府秘书长周从政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
12日(“西安事变”当天)下午4时，在兰州水北门一带驻防的东北军某部，首先向黄河北岸中央军的一个连开了火，这个连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屈死鬼”。在‘城内的东北军第113师先后包围了西北绥靖公署及公安局、督察处、中央军第24师留守处等机关。
晚8时许，夜幕降临，北风呼啸。东北军驻兰州的51军军部宾客满座，觥筹交错。原来，为“消除误会”，东北军按计划请来了一批“贵客”，知情人心里清楚，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鸿门宴”。果然，宴会开始后不久，猛地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将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高级军政官员全部扣押。紧接着枪声大作，驻兰东北军迅速向市区中央军各兵营及特务、警察机关发起猛烈的进攻，并迅速占领了机场、银行、报馆等重要部门。
当夜，枪声彻夜未绝，在突然进攻下，猝不及防的中央军各部和特务、警察机构来不及进行有效抵抗，除一个骑兵团仓皇逃走，在第二天被解决外，其余大多当场缴枪投降。但在攻打绥靖公署时，5l军官兵却意外遭到顽强抵抗，双方伤亡均较大。紧急关头，中校参谋解方亲自率军部战斗力较强的通讯营，向敌展开猛烈进攻。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突击队”很快攻入绥靖公署，至12月13日早晨，兰州城内枪声才逐渐停息。
“兰州事变”中，西北绥靖公署卫队长高凤梧、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涉冈、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卿、特务长周元等被打死；兰州国民党的党报被勒令停刊；绥靖主任朱绍良在西安被张学良将军扣留。
“兰州事变”成功后，市区内贴满了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改组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色标语。东北军51军将领召开各种会议，向各界解释“西安事变”的立场和“兰州事变”的目的，并通电全国，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
通电发出后，在国民党政府内引起极大恐慌。51军的爱国行动，受到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很快，在我党的帮助下，兰州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不少进步人士前往各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并散发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的传单。很快，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在兰州开展起来。
“西安事变”在我党的帮助下取得和平解决，从此，中国由内战走向全面抗日。而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兰州事变”后被蒋介石撤掉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37年3月，于学忠与东北军51军一起离开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