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书时，常常留意到旧时中国村庄的种种，对于我这样的“八零后”而言，总是觉得十分的新奇有趣。比如在林冠夫先生的书中读到他的家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山村，村后有一片不小的山场，属全村公有，山上林木柴草很是繁茂。那时的江南乡村，煮饭烧菜用的都是柴草，而这片山场，就是柴草的主要出产处。平常日子里，封山定禁，即使是本村人也不能随便动一草一木——我想这为的是给山中草木留些生长的余地，免得被无度砍伐，断了全村的烟火。每年只有在约定的日子里，各家都按份子出人，上山割草砍柴，谁都不打任何折扣、确定无疑地遵守。村上有那么几位特殊人士，平常对他人之物有点顺手牵羊的小习惯，而对这份公产却谁也不敢胡乱下手。
林先生写道：“在那法制不甚健全的年代，维持男耕女织的秩序，所赖的，大概就是这种不成文的公众约定，或者说是传统习惯。”村民之间，各自过着日子，是一种松松散散的组合，然而并不是就没有人来主事。村上有个把发言权较多的人物，称为主事人或者出场人，平常村里有了什么纠纷或者公众事宜，便由他们出头张罗。但这些人全都不是经公众选举产生，更没有官方认定的职务，属于自然形成。我对这“自然形成”很感兴趣，应该是由德高望重、有一定文化之人来担任，想必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乡绅”一般的人物。书中还写道，有一次邻村的人在封山的时候偷偷进了山场砍伐树木，被本村人捉了，带到邻村去“说话”，话说得不太好听，又因为得了理而有些咄咄逼人，邻村的主事人脸上很难看，也因为对方态度太过跋扈而颇为气愤，但他“明白这桩事理不在他们那边”，于是无话可说。这个“明白”，在我看来也是值得细细体味的——“明白”是因为讲理，因为自知理亏，只能由着人家上门来骂，心中恼怒，但并不反驳。虽然那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法制为何物，但他们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原则，心中自有是非对错的分寸。
我自小在城市出生长大，平常鲜有接触乡村的机会，对其了解少之又少，只能怀着好奇和神往，像这样在书上追寻一些踪迹。但数月前，我终于有了一次绝好的机遇，因为工作方面的事情，在一座乡村居住了一星期左右。这样短短几天的时间，自然不会有什么太深入的体会，但还是观察到了一些个例现象。
这里有些冷清，年轻一些的人都出去打工，白天见到的大多是老人，坐在自家门口，以迟缓的姿态摇着扇子，傍晚之后，孩子从邻村的学校回来，才会热闹一些。在村里散步时，看到一座废弃建筑，里面住着几个满面愁容的人。询问之下得知，此地以前是一家制药厂，后来工厂倒闭，工人们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却无人来管；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是不易，与村中屡次交涉，希望能拿到被拖欠很久的工资，却都没有结果。听了他们的诉说，我心中感到酸楚，但无能为力，因为药厂的存在，村周围的河沟都已经变了颜色，浇地需要从很远的水库引水过来。本该属于公产的河水，已经不再有人关心，大家唯一所想的，只不过是如何让自家地里多收个三五斗而已。
欠薪，污染，这都不是小事，理应有“主事人”出面了。如今的主事人通过选举产生，名称也相应变了，称作“村支书”。现任的这位村支书，据说已连任五届，也就是说，已经有十余年之久。村民说，选举时只要投此人的票，便有一桶食用油可以领。大家也不大关心主事人的好坏会给村中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乎的是那一桶油。在我与村支书的交谈中，他对药厂的工人很是鄙夷，把他们唤作“那几个死命要钱的”，还断了他们的水、电，只盼赶紧走人。以前那样松散却有序的乡村生活，那样“自然形成”的、事事“明白”的主事人，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一般，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
【紫陌红尘荐自《湘声报》201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