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了。 被送到乡下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 我不记得医生是怎么安排的，是不是说过让我到乡下远房亲戚家里去养病。那是个精瘦的高个子男人，和其他医生一样穿白大褂，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没法去问他我出院以后的治疗安排。如果能够看到他，我一定会走上去对他说：“高个子医生你好！”如果我是在很久之后才遇到他，他很可能已经忘记了我是谁，那么我还得跟他说：“我是你治疗过的一个病人。一直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安排我出院以后的疗养的。因为我离开医院之后并没有照常留在城里而是被送到乡下一个远房亲戚那里了，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安排，虽然我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相信或者依赖你，但你是我的主治医生。何况现在我问别的什么人，他们未必会告诉我真相，所以只好来问你。”要说的话我就这样计划好了，等遇到他我就走上去。可是在被送到乡下之前我并没有遇到他，所以至今不知真相。
这个远房亲戚家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有一些人说几句话就走，那些人可能是附近的邻居而不是家人。有一个天天在厨房做饭的女人，有人说我得叫她婶婶。她长的并不好看，眼睛很小，嘴唇也不湿润。饭做好的时候，就对她的女儿说：“去！叫她来吃饭。”然后她女儿就会冲着我住的屋子高叫一声：“吃饭噢――吃饭！”我们坐在桃树下的木桌上吃午饭，面条很滑，里面有乡下人常吃的黄色腌菜，那味道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单调而粗劣。吃了一个礼拜之后，只要她的小女儿对着我的屋子喊吃饭我就已经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面条的味道了，我想我已经记住了这种味道，就像我记住新鲜牛奶的味道一样。当我说甜、白的、干、青草、嗓子疼的时候，妈妈就会让妹妹给我拿牛奶，说我已经记住了牛奶的味道。现在我已经记住了这种面条的味道，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像说牛奶那样说这面条的味道，妈妈会不会对妹妹说：“给她吃那种乡下的面条，她已经记住那种味道了。”
今天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又有人进来了，她要找的是这家的爷爷，我现在也管他叫爷爷。进来的女人满脸冒着热气，嘴唇也白呼呼地散发着热气，显然已经吃过饭了。她一进来就把木桌旁所有吃饭的人都看了一眼，然后对婶婶说：“我吃过饭了。”说完转过来正对着爷爷，她说了很多，说的很快，婶婶和奶奶（就是这家的奶奶，我忘了有没有说起过她）都听懂了，她们在她说话的时候常发出“喔！”“嗯？”“飞了？”“怪事呀”这样的声音。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听懂，因为他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只是白胡子一翘一翘的。当这个女人第二次说到“堵都堵不住，像疯了一样，也不怕我，噗地一下从我腿边飞走了”时，爷爷突然站起来走了，就像他平时生气了一样。可今天婶婶和奶奶都没有睁大了眼睛瞪他，好像爷爷并不是在生气。他一直走出院门，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时我正在吃饭，一叶咸菜长长地挂在我的嗓子里，这让我意外地发出了声音，说出的是一句话：“爷爷是个明理的人”！我被自己的声音吓坏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话，声音从嗓子里发出，从嘴里说出一句话的感觉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种突然出现的陌生感觉让我害怕，不知道我怎么突然说话，而且是这样一句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吃饭的其他人好像都有些受惊吓，婶婶也像咸菜挂在嗓子里一样伸长脖子看着我。奶奶却并没有看我的脸，只是在她把头埋进碗里喝汤的时候在碗底说了一句，她说：“这是个会说话的哑巴。”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坐在爷爷家的另一个院子，天蓝蓝地铺在头顶，看不到太阳。青砖的围墙圈出一块小小的空地，同老院子的黄土地面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这里除了镶在墙上的大门我看不到一间屋子、一扇屋门，甚至一个可以窥视的洞口。眼前看到的只有青砖垒成的高墙，比老院子的墙要高出一倍。我就这样坐在青砖墙围起来的空地上。可是有一天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他们锁上大门准备离开时，婶婶的小女儿的声音突然闷闷地传出来：“开砖！开砖”！婶婶听到了，就回去在大门那里摸索了一会，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高大围墙突然开出一个洞来，那女孩从洞里跳了出来！这个青砖垒成的围墙竟然是个大房子，但是它细长得就像是一堵墙一样，当然也可以说这个墙是个双层的。邻居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说起这里来常说：“就是你家青墙那里吗？”“去修墙呀？”他们说“墙”时语气平淡，对它的特点从不作一点必要的概括。当然这些都是那天午饭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我的嗓子被咸菜挂住发出一串声音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带我来过这里。
有时候我在老院子呆的太久了，就有点闷，很想来这里坐坐。吃完饭后他们一家人收拾东西准备出发的时候我就大喊：“我要去，我也要去青砖垒的双层墙那里！我也要进到墙洞里去！”可是从来都没有人理我，他们的两条腿像生气一样从我的眼前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哪条腿的移动因为我的喊声而快一些或者慢一些，有时候我怀疑他们的耳朵是不是生病了，也有一些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大声喊叫，声音在我的喉咙里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没法进到嘴里变成话跑出来一直跑进他们的耳朵里。
有一次我把手放在喉咙那里，感觉有很多话在吵架，因为嗓子太细它们没法顺利地出来。这时有两条腿在我的面前停住了，是爷爷的腿，他看着我一鼓一鼓的嗓子，像生气了一样大喊一声：“不要吵了！”它们吓坏了，突然停止了争吵。爷爷的两条腿这才走了，它们还没有从嘴里出来就被吓死在喉咙里。它们是太讨厌了，我早早地就盼望着它们死，不过这些尸体现在毫无规律地堆积在我的嗓子里，哽得很难受。从那天中午开始我连续喝了五天的水都没有把它们冲走。如果遇到高个子医生，问完把我送到乡下养病的事，一定还要再问问除了外科手术还有什么办法能把我喉咙里那些尸体弄出来，它们堵得太久，可能不利于我的恢复。但如果我一直说不出话来，那么医生们就很难知道我的喉咙那里还有一处病变，当然更难知道造成这一病变的原因。在这一切真相都不被揭示的情况下，医生们从众多检查器械中选择喉镜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一想到这些我常常沮丧，有时甚至想哭，这样下去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治愈呢？不过有时却也想笑，因为他们连最起码的真相都没有弄清楚，就把情况想得很糟糕。他们在喉咙之外的很多地方小心翼翼地检查，用手指敲打，用针刺，然后问你：“有什么感觉？痛不痛？”这时候我的经验是说痛，因为如果说不痛医生很可能用更粗的针刺你，有时甚至采用残忍的电击。有几次当我说不痛的时候，妈妈的脸就像死灰一样。这或者是她作为家属正在向医生生动地传达她的痛苦，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医院出来后的几个月她都放弃了带我去治疗，这说明她那一刻的表情就已经在暗示我：你的病没法治了，不要再幻想我带你去看医生花大把的冤枉钱了！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母亲，真实的状况是医生和目前的医疗水平放弃了你这样一个病人。这样，我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智慧，它让我看到了高高在上的医生虽然面带着蔑视疾病的高傲表情，但对于疾病本身他们常常比被人同情的患者更加无知。面对疾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部分的真相，医生和家属都成为盲目的蠢货，而他们却常常呵斥或同情你。这种时候，我都在心里暗暗发笑，这种笑在别人看来是一种卑鄙，而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幸福和补偿，因为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常常用这种笑或想要发笑的优越心态对待我，那些时候我或者真的愚蠢得像此刻的他们一样。我感到羞耻、自卑甚至愤怒，却无力改变什么，只向往着他们多一些这种无知。以后，每当医生刺我某个部位的时候，我大多数情况都会说：“痛！很痛！”有时候医生的针还没碰到我的皮肤我就开始说：“痛！很痛！”这时医生会更重地刺我，妈妈也会厌恶地瞪我，这让我在幸福之余又有些忧伤，因为我无法搞清楚这种智慧为什么有时带给我幸福，有时却带来更大的伤害。我茫然无措了，面对下一个将要到来的针，我想不清楚到底该说痛还是不痛。
就这样，我再也没有去过青墙的院子，如果不是他们每天午饭后都匆匆离开，我想我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以及我发现的那个秘密。有哪个人能忽略摆在眼前的脆黄的烤鸭呢？看来他们并不是想让我忘记那件事情，而是要让我更加深刻地记住它。我无法知道到底是谁想出了这个残忍却又聪明的办法。不过我最好还是把它牢牢地记住，否则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聪明失去信心，而且很可能将此转化成一种愤怒发泄给我，比如使用暴力让我痛苦，比如长久地蔑视我的智力直至我陷入无法摆脱的自卑和对自己心智的强烈怀疑，这些都是我不愿遭遇的、最难忍受的。还是不要花太多时间给自己想像这种悲惨吧，这可能会影响我身体的恢复。不过从现在起我要做好准备，每天睡觉前都提醒自己一遍：青砖墙不是墙，是双层的院子，他们每天在墙里干活，墙上有一个洞。
他们从来没有人想起我，没有人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带我去那里了。一个病人被陪伴怎么说也是件合理的事情，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听见婶婶说她的一个侄女要来，可奶奶说婶婶并没有侄女的，婶婶却坚持说她有侄女，而且那个侄女已经长大了，完全可以独自找到来这里的路。婶婶边吞咽面条边说：“我可以让她在这里多住几天。真的，我是有侄女的，留她多住几天，你会知道的，她已经长大了，她一开始就是我的侄女，不信你们就等着看吧。”我很愿意听婶婶继续说这个话题而且也希望她的侄女真的会来，但我并没有听到更多，因为门外的声音很大，似乎有好多人在冲着这院子叫喊。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人似乎也越聚越多了。我注意到爷爷的脸上迅速地变换起各种表情，这个发现让我兴奋，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他的脸上只有生气这一种表情。当爷爷发现我注意到了他的种种表情时，他马上停止了这些，重又换上他那种生气的惯常表情。我担心这生气是冲着我的，于是低下头不敢再看他的脸。
门外的声音更大了，从门缝和围墙上涌进来的巨大声音几乎要把木桌上的碗震落下来。我觉得应该有人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他们全都没有这种打算，一个个把脸埋在碗里吃面条，发出����的声音，似乎要用吸面条的声音打败门外的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也跟着他们拚命地把面条吸出声音来。经验告诉我，不管你的好奇心有多大，最好还是和离你最近的人保持一致，因为一旦发生什么，你完全无力凭着自以为掌握的真理做些什么，但如果你把自己放在离你最近的团伙之中，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一群人和你一起面对并分担将要到来的灾难。与一个人独自面对未知的灾难相比，显然前者更容易让人接受些。对于这条经验我以前也曾怀疑过，但病中的经历完全证明了它的无懈可击。有时我也在想，如果早些笃信这条经验，或者就不大可能会生病，那么我现在完全不可能在这个乡下的亲戚家养病而是在那个著名的研究所继续读博士，或者由于我学业优秀已经提前拿到了博士学位。不过这也很难说的，因为市医院的著名医生联合会诊多次后，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我的病情隐患是早已存在的，即使现在不出现临床症状，也可能在以后某个时候出现，当然也可能在此之前出现。但由于某种诱因并不成熟所以现在才出现（至于这些诱因到底是什么，专家组并没有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可靠的说法，只说他们将继续开会研究）。
当我沉醉于病情的回忆时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吃完了自己的面条。此时他们正把鸡栅栏团团围住并安排了十几个人站在门口，在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栅栏里的公鸡连飞带跳地冲出了栅栏直冲向门的方向，围在四周的人用尽各种惊吓的方法都没能阻止它们。这些普通的家禽突然间神勇无比，它们脖颈上的鸡毛像生动的旗帜一样紧跟在脖子的后面，发出呼啦啦的响声。堵在门口的人惊惶失措，因为公鸡们已经越过了栅栏边的人群正冲向门口。鸡群的速度毫不减弱，它们径直越过人群从围墙上冲出了院子。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家养的鸡飞得这么高这么快。它们那横冲直撞的气势不像是公鸡更像是被惹怒了的一群仇人，它们的仇恨似乎已经压制了很久终于选择这个合适的时刻开始了筹划已久的复仇。
当爷爷将大门打开时，我看见门前的路上扬起一团尘土，它们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爷爷用那张生气的脸朝着鸡群离开的方向看了很久，然后用唇语说了两个字：“西边。”聚在门口的人终于停止了从我们吃饭时就开始的吵嚷，只有前几天来过婶婶家的那个女人满足地说她家的鸡也是这样冲出院子的，说她早就知道像爷爷家这样的院子，鸡肯定是要从围墙上飞出来的。她的趾高气扬让其他人产生了某种受辱般的不悦，但她的推断没有错，人们无法阻止她现在的神情。
家里养的十四只公鸡全部飞走了，我多少有些沮丧，但婶婶和奶奶跟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依然每天吃午饭，依然午饭后跟所有人一起从家里出发，我知道他们还是去修那个似乎永远都不会修完的双层青墙。几天之后，爷爷开始宰鸡了。公鸡已经飞走，剩下三十几只母鸡，爷爷每天都要杀掉五只或更多给我们吃，我想他是怕有一天母鸡也会像公鸡那样突然飞走。爷爷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我近来也常常暗中观察剩下的鸡群。这些母鸡依然保持着与生俱来的低调，每天按时下蛋，从下蛋的草窝里出来时咯咯咯地叫几声，没事儿的时候在沙子里啄来啄去，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它们好像根本不知道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公鸡早已飞走，也无法看出它们与公鸡的出走有什么瓜葛，至于怀疑它们也有飞走的预谋那简直就是诬蔑了。但爷爷好像并不这样想，他依然每天宰鸡，看样子一只也不打算留下了。自从昨天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拒绝吃鸡头了，虽然鸡肉终于让我摆脱了早已厌倦的面条，但看着碗中的鸡头总是害怕，怕那一只只闭着的眼睛会在我张嘴要啃时突然睁开，像那天的公鸡一样愤怒起来。那种仇恨一般的愤怒让我恐惧，我不愿与这样强烈的仇恨或愤怒站在两端。一直以来我都无意与任何人为敌，一个在病中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以治疗他的疾病为首要任务的，以重病之躯制造仇恨与人为敌在我看来是最大的愚蠢。死去的母鸡们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没有理由迁怒于我，可是我担心它们不会这样考虑，所以一直对碗里的鸡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以免突发事件出现时我不能及时应对。当然，这个顾虑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起过，只是悄悄地关注着他们碗中的鸡头。婶婶对于我每餐留在碗底的鸡头相当生气，她收碗时常装作无意地用手肘撞一下我的颧骨或者额头，她的愤怒只有我知道，对此我们拥有绝对的默契。可是我从来不说什么，这个时候我只能沉默。别人不觉时最好不要第一个讲出你发现的秘密，如果你忍不住这样做了，它给你带来的祸患可能比这件凶事本身所能留给你的伤害更加巨大。要么是有人自制力不如你，在你正在忍受沉默的时候他讲了出来，那么你就等着看他遭殃吧；要么是一直没有人讲出来，直到事情必然地发生了，那么你就和大家一起承担你该分得的那一份后果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即使事情已经发生你还是不能宣布其实在此之前你就已经发现了云云，这样他们会把灾难带来的所有恶果都归罪于你的知而不报，虽然你很清楚知而报之的后果就是你像那个没有自制力的人一样悲惨。
从爷爷家开始吃鸡的第三天起，村里的其他人也陆续开始宰鸡了，我知道他们看到爷爷这样做肯定也会跟着做的。于是在一个黄昏，全村的人都开始煮鸡，这个小小的、终年以咸菜面条为食的村子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整个村子的上空笼罩着一团厚厚的肉香，家家的铁锅里都咕咚咕咚地翻滚着母鸡的头、翅膀、脖子、腿、爪子、心、肝、肺、胃和卵巢。这些咕咚声合在一起非常响亮，无论你走到村子的哪个角落都无法逃开这些声音。婶婶在厨房里比任何一天都焦躁，尽管塞住了耳孔，还是无法阻止咕咚声进入耳朵，她不时地把水瓢从桶里拎出来又扔进去发泄她的不满。婶婶就那样坚持着在厨房里添火煮鸡。这种时候奶奶这样耳朵聋了的人显得格外幸运，她出出进进地忙活着，因为不受到咕咚声的骚扰她比任何人都平静，在全家慌乱的人群中她的平静让人觉得是一种挑衅。这样说对奶奶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咕咚声要么缘于爷爷的宰鸡要么是因为婶婶的煮鸡，无论如何与她是无关的，但我总觉得奶奶的平静是个危险的征兆，虽然我并不确定这危险将指向所有人还是只指向她一人。这种担忧分散了我对咕咚声的注意力而将之全部转移到奶奶那里。饭终于煮好，咕咚声也慢慢降低了些，当两个女儿把饭端到木桌上来的时候，我看见婶婶蜷在炉灶旁的角落里抽泣，从胳膊与腿的缝隙我看到她干涩的嘴皮里扇出几个字来：“我侄女再过几天就来了。”
吃饭的时候我照例不敢碰鸡头，碰巧今天我的碗里有两只鸡头，当我用筷子搅动的时候，总有一只鸡头朝上浮在汤里。联系起那些巨大的咕咚声，我很担心今天的鸡肉是否有毒，而且一旦有毒它绝对是那种剧毒，类似阿托品这样的解毒药物很可能是没法起效的，像我这样的病人食用之后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这样，我不吃鸡肉的态度就十分坚决了，而且还把碗从眼前推开，以免鸡汤的气味从鼻孔进入呼吸道腐蚀我呼吸系统脆弱的黏膜。好在今天大家都被咕咚声搞得很烦躁，婶婶又在想着她的侄女，没有人发现多出一碗饭来，当然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并没有吃。就这样我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成功地争取了自己的安全，对此我颇有些自鸣得意，而且这自鸣得意有效地抑制了晚饭缺席带来的饥饿感。当我沉醉于这些幸福情绪的时候并不知道一个夜晚过去之后它将变成深深的沮丧。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生动推测的中毒场面并没有真实地发生，那些终日忙忙碌碌的人丝毫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依然移动着很少改变速度的双腿来来去去。真正有所不同的反倒是我。由于昨天没吃晚饭，而且大半个夜晚都沉浸在关于中毒和解毒的兴奋想像中，我几乎没怎么睡着。今天起来头晕眼花四肢酸软，这状况倒颇有些中毒的迹象。乡下人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明白我的这种状况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了，这让我的情绪更加低落，这些状况对于我的恢复将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都在其次，首要的在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我生活的经验和智慧是一个巨大的嘲讽，这样的嘲讽于我而言是不可忍受的。在这种嘲讽情绪的压迫下，我终于懦弱地感叹起来。如果不是这场疾病，我一定在那所著名的研究所读博士，而现在，我在一个与我原本的生命轨迹毫无关系的村子里吃饭、睡觉，经历种种与我原本的生活无关的事件并且不得不从零开始积累目前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经验和智慧，这个重新积累的过程是那样的漫长，它的零起点无情地否定着我在此之前备受崇敬的成功。漫长的一生将要面对多少这样的零起点呢。就在这里静静地坐下去吗？就这样安静地等待着疾病终有一天奇迹般地康复吗？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从研究所那个轨迹抛到了与之毫无关系的一个村庄？是我的母亲还是那个高个子的男医生抑或是我不幸患上的疾病？如何证明那个研究所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而非一个碰巧出现的地点？我到底是怎么得的病？这是一种什么病？……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如此虚弱过，我的疑问自患病以来也从未如此有序过，这让我头痛欲裂冷汗涔涔。我的这具孱弱肉体早已承受不起这么多连续的问题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我的两边坐着婶婶的大女儿和小女儿。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在上复习课，他点名检查我的复习情况，于是我从“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一直背到“小猫把鱼种到地里。它想：到了秋天，一定会收获很多小鱼”。背完之后，我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表扬，老头儿说：“你背的是很久之前的一本书。”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婶婶的小女儿为什么我会在教室里上课。她说，近来我常常在睡着时背诵课文，他们认为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所以就送我来这里上学。这个小学修建得很特别，他们需要翻越层层的围墙去上厕所，或者翻越层层的围墙去水房，老师们在讲完课之后也翻越层层的围墙回到办公室去。就好像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路，而他们一堵墙一堵墙地走路。看着他们匆匆忙忙地翻越围墙，我恍惚记起冲出栅栏飞过围墙的鸡群，正要问时，婶婶的小女儿却神秘地告诉我：“我表姐就是这样逃走的！”说完她翻过围墙去水房了。我知道她说的表姐就是婶婶说的那个侄女，但我想问的是：“你的表姐不是过几天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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