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年纪大了200万出版基金力捧90后 当80后作家还在笔耕不辍时，90后新生代已经成为本次北京书市场的一股新兴力量。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青春文学大奖赛”在北京书市展馆现场举行了揭晓仪式，而主办方更宣布，要拿出200万作为青年作家出版基金，力捧90后作家。
青春文学低迷郭妮意外胜出
青春文学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书商们都表示，青春小说市场大不如前。然而，郭妮新作《封印之书镜之门》意外出现了脱销的现象，首印20万册图书已全部卖出《封印之书》故事选取了魔幻校园的路线，为此书的热卖加上了一个强有力的砝码。纵观本次书市的青春小说读物，魔幻题材系列的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如姜慧敏奇幻架空小说《花之国》，其预订数量也超过了15万册。而《封印之书》、《花之国》等系列的图书在网站推出试读页面之后，短短的3天内浏览人次就突破了100万。
200万出版基金力捧90后救市
青春小说式微，90后作家被看成是刺激市场的强心剂。刚刚当上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郭敬明也在书市上表示，他希望帮助出版社抢占青春文学市场。郭敬明告诉记者，青春文学将完成新格局的转变，“之前所谓的80后作家现在年纪有点大了，有的不再写书，也有的不再属于青春文学，现在是85后到90后的天下。所以今天要完成的关键性一步就是这些新生代作者能够取代新概念培养出来的那一批作者”。
“全国青春文学大奖赛”在书市上进行了揭晓仪式，获奖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绝大多数获奖者是90后作者。而主办方也在现场宣布，他们将用三年的时间投入200万作为青年作家出版基金，为90后作家提供培养计划和出版平台，使其更快地成为青春文学的主力军。
(华西都市报)
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首发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自传《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在京首发。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国内奥巴马唯一亲笔授权的自传，被《时代》周刊誉为“美国政坛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回忆录”。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我的身世》讲述了奥巴马的家庭背景和他辛酸的童年生活；第二部《芝加哥起飞》描述奥巴马在芝加哥南区三年的社区工作；第三部《梦回肯尼亚》描述奥巴马与同父异母的妹妹在纽约见面后展开的肯尼亚部落寻根之旅。
奥巴马在写该书的过程中得到了母亲的帮助，她阅读草稿，修正一些奥巴马理解有误的故事，对草稿中关于她本人的塑造不加评论，但对奥巴马在塑造父亲人物形象不完善的地方，会立即进行解释和辩护。奥巴马在前言中称，时隔多年后，他再次翻看这本书，时常会为了一个错误的措词，一个混乱的句子，或者夸张的情绪描写而感到懊悔，甚至一度想把书删减，但为了保持最初的想法就只好作罢。
据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刘锋介绍，该书十年前在美国出版时，好评如潮，但是销售状况没有达到奥巴马的预期，这让他放弃作家梦。等到他2004年成名，此书再版，不仅横扫美国书店各大排行榜，且海外版权也热卖。刘锋认为，与时下国内众多披露奥巴马从政经历与表达政见的新书相比，该书更多地展现了奥巴马的个人性情与人格魅力。
(京华时报)
在大师匮乏的时代请宽容“80后”作家的浮躁
因抄袭污点争议不断的80后作家郭敬明昨日宣布正式接受聘书，成为长江出版集团北京中心副总编辑。据了解，郭敬明的薪资待遇跟社长同级，而且不需要坐班，时间自由分配。
一位“诽声不断”、“粉丝无限”的80后作家一夜之间成了某著名出版社的副总编，这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些咂舌，于是此消息一出，便引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网上论战。
80后作家自出道以来，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伴随着外界的非议和批判，如同王蒙先生所说的“80后作家没有昨天”一样，大部分批判者都将矛头指向了80后作家的幼稚和膏涩。而80后们也并非“平庸之辈”，在非议声中，他们更是“无知者无畏”，以韩寒为代表，他们也开始了对老一辈文学家的批判，2008年6月，韩寒在某一省级卫视上就“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引起一片哗然。
面对权威，80后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胆量和勇气；而面对新一代的所谓作家，老一代的作家更是吃起了他们的醋――“没有昨天”，而言外之意便是说，没有沉淀的作品是没法读的。可是现实恰恰相反，80后作家们不仅在商业方面赚了个“盆钵满盈”，在市场方面他们也有相当多的FANS。在种种回合中，80后作家都笑到了最后，而那些所谓的老作家，却连他们的一半也不及。时至今日，郭敬明又当上了副总编，这更让那些一直挣扎于现实和梦想之间的老作家们不能容忍，有些人奋斗了半辈子也没有混个总编干干，而这个以抄袭、青涩为主色调的毛头小子，又何以能当上这个副总编?
这让笔者想起了一句古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钟大吕被毁弃一旁，而远居庙堂的瓦釜之器却成了时代的主流。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悲哀的结果，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种现实：“瓦釜雷鸣”是必须接受的，而“黄钟毁弃”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如同当代著名思想家刘梦溪所言：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
时光回溯，百年流转，如果我们把时间上推八十年，那时候的中国却是大师辈出的年代。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既是文学方面的佼佼者，又是学术方面的大家。而今日之中国，现状又是何其让人悲叹。那么，在大师匮乏的时代里，我们的文学又将走向何方呢?或许80后作家的出现就是结果。
当然，有很多人认为，80后的出现不能说明我国文学的繁荣，更不代表这些人已经肩负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他们只代表了青少年中的叛逆思想和些许的象征主义手法以及存在主义哲学，所以他们是时代浮躁的产物。但是任何事物之所以出现并存在着也都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即使他们是浮躁的产物，即使他们成了中国最富的作家，即使他们当上了副总编。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些已经存在的文化现象抱以宽容的态度。
但是，宽容不是目的，我们的文学能否进步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了金庸老先生，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金庸先生在文学上可谓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但是这并没有让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师所满足，相反，就在他的晚年，在他生活最为寂寥的时代，他又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涯，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在剑桥攻读博士，也许有人在怀疑他是否是在炒作，但是对于一位花甲老人来说，他“终身学习”的精神则显的更为可贵。80后作家们是在某种 [ 2 ] [ 3 ] 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还是仅仅限于一种低层次的成功，对于文学而言，成功没有终点：而对于大师来说，80剧门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经济网)
百家讲坛“退烧”国学需求依然大
在很多人眼里，近年来由于丹、易中天等人“捧红”的《百家讲坛》几乎成了“国学热”或“经典热”的代名词，甚至有媒体称它利用炒作带来了―场“伪国学热”。
北京香堂孔子学校、苏州菊斋私塾、贵州知行学社等现代私塾，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堂》、山东教育台《名家论坛》等效仿《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于丹论语心得》、《王立群读<史记>》、“国学今读大书院”系列等重读经典的书籍，都因此火了一把。
2008年下半年以来，阎崇年被掴、于丹遭威胁、收视率被曝日薄西山、山寨版《百家讲坛》出现……有关专家指出，一系列冲击“《百家讲坛》神话”事件的发生，意味着《百家讲坛》进入了退烧降温期。
《百家讲坛》的退烧是否预示饱受争议的“国学热”也将降温?人们是否将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目前，这些问题成了各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普通民众心中巨大的困惑。
“《百家讲坛》不等于国学”
记者在调查图书市场时发现，近年来，新出版的重读经典书籍，占传统文化领域书籍销量的绝大部分：而专业性较强、被学术界公认为解释精准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的竖排本、集注本、点校本等书的销量则持续低迷。第三级书局的店员介绍说，购买传统文化相关书籍的顾客一般选择较显浅的解说版，比如《百家讲坛》系列等，偶尔会有老先生来买几本老版本的古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冷成金说：“《百家讲坛》并不等于国学本身。普通民众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选择《百家讲坛》而非古籍原文接触传统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百家讲坛》将高深的思想进行大众化处理了。”
历来对《百家讲坛》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以许多专家学者组成的“批判派”，他们认为，《百家讲坛)是对国学的庸俗化、娱乐化炒作，所传播的不是真正的国学，会误导人们；其二，是以众多普通民众组成的“追星派”，他们觉得《百家讲坛》为他们打开了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让他们可以通过简单易行的途径，感受古人的智慧。
不过，无论是哪一个阵营的人，都不会否认《百家讲坛》的最显著特征是大众化。这个特征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把《百家讲坛》推向专家学者的“审判庭”，另一方面把它推上令普通民众为之疯狂的“神台”。
于丹、易中天等主讲者也毫不讳言他们解读经典时的大众化色彩。主讲《史记》的王立群称：“我讲的东西是学术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老百姓也能听得懂”就是《百家讲坛》策划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我们传播的不是学术观点，面对最普通的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启蒙和普及。”也就是说，这个节目的定位并不是专家学者所期望的“担当国学传承重任”，而是对观众进行启蒙性的a婧。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甚至直言：“百家讲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
出于启蒙传播的目的，《百家讲坛》不可避免地涂上了庸俗化、娱乐化的色彩。王立群讲解“凤求凰”，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这为许多学者所诟病，指责他是为了迎合讽众的猎奇心理。类似的案例在《百家讲坛》中不胜枚举。
“国学需求市场依然巨大”
在回答记者“今后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的问题时，冷成金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诉求会越来越明显，传统文化热潮是个必然现象，将会持续下去。
他说，从上世纪80年代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对儒学的热烈探讨，到上世纪90年代国学热潮伴随经济大潮在高校中兴起，再到近年来通过《百家讲坛》等民间方式推动的重读经典热潮，虽然传播方式不―样，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高度热情是一样的。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网友评论说，《百家讲坛》就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它把握住了人们对传统文化需求的市场，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它运用娱乐化的传播手段向人们伸出了启蒙之手，使原来苦于不得门而入的普通民众，获得了一次切身体会五千年文明的机会。
那么，近来《百家讲坛》的衰退是否意味着人们对国学需求的减弱?
对此，专家表示，《百家讲坛》的衰退只是它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正常降温，只是它的传播方法为观众所厌倦了。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看《百家讲坛》，并非因自己对传统文化失去兴趣，而是对这个节目有许多不满，并主要集中在解读错误多、题材太陈旧、讲解太枯燥等几个方面。
纪连海在主讲《正说李莲英》时说：“李莲英是时代的产物，他的出现不论是祸还是福，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穷人的孩子也能通过科举、高考之外的其他途径翻身o”这个结论被网友痛批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倒退”。另外有网友指出，《百家讲坛》一个学者在台上讲解的形式，过于单调。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甚至对万卫说：“你们《百家讲坛》的形式就不能换一换，总是那么一个破桌子?”
日前，有媒体报道，《百家讲坛》因面临收视率危机，正在展开关于模式改革的讨论，并已确定在2009年春节期间推出《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这是《百家讲坛》在题材领域的重大改革，一名栏目负责人称，和钱文忠联手，不仅要掀起一股学习、研究蒙学经典的热潮，还是对《百家讲坛》变化的尝试。业内人士分析说，“不论《百家讲坛》能否借此复活，但这至少说明，制片方和主讲人都仍对国学市场充满信心，人们对国学的需求依然强劲。因此，他们才会希望通过传播方式的改革实现节目的复兴。”
(中国青年报)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哪里去了?
文学现状：进步还是走向边缘化?
实际上，文学刊物市场惨淡早已司空见惯。一次大型书市期间，《北京文学》名誉社长章德宁曾在闹市街头进行了一次有关文学期刊的随机调查，结果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看文学期刊，而少数表示阅读文学期刊的人，其中大约90％报出的刊名却是《读者》和《青年文摘》等综合性通俗刊物。
这个结果让章德宁感到悲凉，她说：“现在就连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也越来越成为只有评选机构和获奖者关心的事情。也许这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也有人认为文学终将消亡。文学的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与此同时，从写作量的角度考察，却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据章德宁说，目前全国文学类期刊达到800余种。除了正式的文学出版物以外，网络化写作和阅读也是方兴未艾。那么，文学界为什么有“边缘化”的感觉呢?
章德宁举了她亲身体验的一个例子。她 [ 1 ] [ 3 ] 曾去一个营业面积巨大的卖场参观，在最偏僻的角落找到书刊的销售区域，然而那也是有几百个摊位的不小区域。可是在里面经销文学期刊的却是寥寥无几。“这很有象征性。”她说，“在人们当下的需求中，文化需求尽管不小，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文学在其中的比重更低。”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觊雄认为，当下这个时代面临着市场化挑战，市场化代表着极度商品化、娱乐化和多元化，多元化的背后又是极端个性化，同时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带来写作方式的变化，由此带来市场分化。原来由有限的文学出版来划分的市场一下子被无数主体抢占，因而文学感觉上趋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面临抉择：应该关起门变成精英的小圈子，还是继承现实主义传统，适应时代的发展?
刚刚获得首届中国批评家奖的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则从理论的角度对“文学边缘化”进行了解读。他说：“30年来，文学由大合唱到独唱再到哼唱，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与时代疏离，但是这也越来越符合时代的精神以及文学的本义。文学不再能充当民族狂欢的工具，这反而使它能够回归本真。”
忧虑：文学照不进现实?
毋庸置疑，文学杂志借发表版面收费不光彩，即使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可是人们对这件事的忧虑不止于此，一位网友的评论很具代表性，他说：“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哪里去了?报告文学是文学最直接关注现实的力量，2008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大事，我们有那么多专职作家，为什么没有创作出足够多、足够好、足够吸引读者的作品，以至于杂志需要靠‘卖版面’为生?这不止是《报告文学》杂志的耻辱，更是文学界的耻辱。”
对于这样的说法，作家们并不认同。江苏省作协副**范小青对记者说：“无论作家个体还是作协组织，始终都在紧密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地震发生三四天后，江苏省作协就编辑了一本本省作家哀悼死难者的诗集；江苏省作协先后组织两批作家赶赴灾区，采写了大量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文学，结成一本名为《大爱薄云天》的集子，在社会上也颇受好评：一些作家虽然没有直接去四川，但在媒体的专栏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地震的稿件。因此，她认为批评作家躲在象牙塔里写作，缺乏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不公平的。
但同时范小青也承认，以影响力而论，不仅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迅速衰落，整个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在减小。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种文体本身就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在媒体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曾经十分重要，红极一时。但是在当下这样媒介极其发达，人们可以毫不费力获取巨量信息的时代，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已经风光不再。
作家莫言则认为，未，必对现实“跟踪性”的写法才是关注现实。他说：“我觉得文学未必要同步反映现实。有很多事件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大家才会认识得更清楚一点。好的作家有可能在对现实的描述中也暗合了未来的发展。”
作家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不仅始终未变，还因为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在加强：很明显，把握住这样一个时代的脉搏，就有希望写出可传诸后世的作品。
困惑：文学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
然而越是这样的时代，其脉搏越是难以把握。作家莫言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文学前沿，笔耕不辍，更不断获奖，但他也对这个时代感到迷惑：“变革的时代众声喧哗，令人眩晕。作家随便找一个角度想诠释这个时代，马上会有成百上千的反例把你淹没。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时代的把握跟所有人一样，不能够高出半分。”
作为批评家，陈思和也指出目前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文学一直在关注现实，但明显缺乏自信。他说：“30年前，尽管我们对时代把握不清，但自己觉得很清楚，作品斩钉截铁；而现在，正因为思考越来越深入，所以创作者对时代的把握反而越来越难。近期的优秀作品中，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叙事者都是傻瓜一类角色，关键就是作者对时代的把握不自信。作家不自信，批评家也同样不自信。”
鲁迅纪念馆馆长、批评家孙郁指出：“对时代难以把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鲁迅、周作人在他们的时代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通过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对比研究来寻找答案的。文学既要‘左顾右盼’也要‘向后看’。”
而莫言则说：“世事会变，时代会变，人性不会变。作家和批评家最重要的是了解人性，把握人性。只有写出符合人性的作品，才能谈得上反映时代。也唯其如此，才能传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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