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哈尔滨犹太人多来自俄国，人数最多时达2.5万人，约占哈尔滨俄侨总数的10%。哈尔滨犹太公墓曾是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犹太墓地和迄今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功能要件遗存完整的犹太墓地，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祖父、以中友好协会主席特迪·考夫曼先生的六位亲人和原远东地区兼哈尔滨犹太教会总拉比基谢廖夫等一批重要人物均葬于此。犹太墓地不仅为犹太人在哈尔滨存在期间的活动轨迹提供了实物证据和线索，也是哈尔滨乃至中国人善待而非排挤犹太人的重要历史见证。作为哈尔滨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遗产，它每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人士前来祭扫或观光，已成为哈尔滨与外界多种交流活动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本文作者丹·本-卡南先生现为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的外籍教授和知名学者，也是业经哈市相关部门注册的在哈常住之唯一一位以色列籍犹太人。近年来，他在教学之余，对哈尔滨犹太历史文化颇有研究。文中引用的一些档案资料和观点，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不过文中的某些议论和看法显系有所偏激，属“典型的以色列风格”，但亦不失为本文看点之一。
本文系罗斯柴尔德基金会（伦敦）资助项目的子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原文用英文写成（2010年，哈尔滨），现受作者委托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发表。
中图分类号：K382.8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4-0081-09
一、引言
沙俄于1898年将哈尔滨作为战略铁路城打下其城市基础伊始，哈尔滨实质上就是中国境内的一块外国飞地。1896年9月8日由清政府代表在柏林与沙俄签署的合同，为沙俄满足其扩张野心——并吞中国境内一个宽大的陆上长廊，使之成为沙俄的一块附属领地——提供了契机。
在这种背景下，哈尔滨不仅成为俄罗斯，也成为许多其他外来民族定居和繁衍生息的新家园。对于当年来自多个国家、属于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外国侨民而言，哈尔滨已成为他们永久的住址和家园。那里交汇融合的不同文化、传统、商业和政治观念，造就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哈尔滨当年聚居着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中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鞑靼人、朝鲜人等各国各族居民。他们将这座城市看做浓缩了几大相连世界的小宇宙。在与外族人比邻而居的同时，各民族都努力维护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哈尔滨犹太社区是一个适应自身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宗教需要而存在的大型实体。该社区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封闭社会体系的形成。社区中设有各公共机构，犹太公墓即其专属机构之一。
公墓亦可作为证据，佐证某一地方存在一个或几个社区。哈尔滨犹太公墓是研究哈尔滨犹太人独特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墓碑、死者的名字、不同语言的铭文和碑刻、墓碑的大小和碑上的艺术品、不同符号的碑文和墓主死亡日期，均可提供信息，说明当年远东最大和最具活力的犹太社区中所发生过的个人和群体的情况。哈尔滨犹太公墓在规模、布局、结构、墓碑和管理上均属独一无二。风格各异的墓碑——有表现折断树干者、有披结围巾者——象征着生命的结束；有的墓碑看似一本翻开的书，象征其中载写着逝者生前的毕生经验；还有的墓碑上面镶嵌了橄榄树叶片或雕刻了死者肖像。墓碑和碑文展示了犹太民族文化特征上所独具的特点。由于研究人员提出的观点不同，当局的政策受决策过程影响，而且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范围内，客体实物和文本记载均发生了改变，于是，民族地方史就成了人们按各自需要阐释百家观点所使用的题材。
1898年和1930年间，在哈尔滨建造了若干个墓地，即七国联合墓地、犹太墓地、俄国东正教墓地、朝鲜墓地、日本墓地、俄国贫民墓地和俄国老墓地。这些墓地一共占地5886.819平方米。
不过在所有外国墓地中，如今仅有两个侥幸遗存但不够完整的墓地——犹太墓地和俄国东正教墓地。1958-1962年间，犹太墓地和俄国东正教墓地的一小部分被迁到偏远的新址，其余部分则被推土机清除。在墓地原址上建起文化公园和黑龙江省冰上基地。
死神为人们提供了体现这座城市个性禀赋的不朽遗迹。对于那些从未离开过哈尔滨的犹太人来说，一如中国谚语“魂归故里”之谓，这方土地是他们永久的家乡。这个家乡，这个最后的安息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为寻求此地的平静和地下的祥和，每个时代都带来了贡献和争论。
二、历史回眸
自哈尔滨小镇形成的1898年至最后一个犹太家庭移居以色列的1963年期间，哈尔滨先后建有三个犹太墓地。
对犹太墓地最早的需求始于20世纪初，当时沙俄向中国租赁了东北的大片土地，并在此建造了中东铁路（东清铁路）。中东路于1898年开工，1903年竣工。这五年期间，一些犹太家庭和个人来到了新建的哈尔滨小镇。有些犹太人是铁路工程部门的员工，而另一些则是俄国军队的军人。他们当中那些在哈尔滨去世的犹太人被埋在位于一座俄国东正教堂后面的一块荒地，那里没有墓碑，只有木制的标牌。
1903年中东铁路的运营通车，为数以百计的犹太家庭提供了机会。这些家庭希望远离敌视犹太人的俄国及其欧洲卫星国，去一个相对平静的栖息地，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1902年哈尔滨犹太社区正式形成。1903年，犹太墓地开工建设，地点最初是在东大直街54号，位于那里的东正教堂后身。“起初那里只安葬俄籍犹太人，但由于其他国籍犹太人陆续到来，墓地遂被扩建，后被迁至太安街，墓地四周由两米高的砖墙所围……”最初那个无名墓地的一些坟墓也迁到了新墓地，但为数极少。
“葬礼的操办严格遵守犹太人的宗教惯例。由于四周围有两米高的砖墙，所以墓地设施得到了良好的维护。
这处墓地自带一座祈祷会堂——一个方形构造的祈祷大厅，大厅带有一个正面朝南的尖塔。会堂里“有一个为洗礼间（下葬犹太死者前为尸体进行的例行净身清洗）提供备品的地方、一间客厅和一间办公室”。
这处犹太墓地正常服役了约56年，曾容纳3100～3500座坟墓，是哈尔滨市第二大外国墓地。
1958年，“由于城市开发的需要，市政府决定将整个市内公墓迁至近郊……深秋时节，犹太墓地被搬迁到了位于哈尔滨东郊的皇山墓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安排工人夷平坟墓、起出棺材，共将853具棺木迁往新墓地并埋放进了与原坟样式相同的新墓穴之中”。 墓地搬迁工作持续到1962年结束，历时四年多。迁至皇山犹太墓地的一共853座坟墓中很多都没有墓碑。其中大多数坟墓的识别和确认，只能凭借墓葬分布图上的位置标记来实现，有些墓葬则没有留下任何标记。搬迁到位的这853座坟墓中，标有死者姓名者仅587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人们一直疏于关注犹太墓地，因而墓地基本未受冲击。青年“红卫兵”在墓地的正门附近盖了一幢小平房并在那里存放工具。在对外国遗址的破坏活动中，犹太墓地因地处远郊而得以幸免。
“文革期间，墓地保养工作告停：石板下沉，墓碑倾斜、开裂或破损，有些石板则不翼而飞。1963年12月31日，犹太社区的运行机制告停。此前，皇山犹太墓地新增了23座坟墓，使墓地的坟墓总数增至876座。1991年，一部分养护工作重新启动，而目前可确认死者身份的墓碑只有480块。”
只是到了2000年，在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指示下，墓地的卫生清扫和园艺工程才开始施工，高水平的养护得以持续。在墓地铁栅栏沿线栽上了松树，墓地正中修建了一条带有葡萄藤架的、用木桩铺就的林荫道，四下里铺建了石材过道。
但随着起起落落新情况的出现，皇山犹太公墓已远非安息之地，墓地的故事继续演绎。
在奥尔默特2004年6月25日访问哈尔滨并前往皇山犹太墓地之后，经黑龙江省社科院斡旋，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决定给美丽的墓地“整容”：拆除了墓地人口附近的平房，代之以仿哈尔滨犹太老教堂所盖的小教堂；清除了役龄40年的葡萄藤林荫道，代之以一行低矮的灌木丛；更换了旧围栏；在墓地人口北侧竖起了一块向奥尔默特表达敬意的大型墓碑式纪念碑。这一切均在未经任何咨询或通知的情况下于两周内发生。
2008年2月，笔者收到一名以色列人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请求协助在她祖父和祖母的坟墓上各建一块新墓碑：
“……关于在哈尔滨我祖父和祖母坟上竖立墓碑一事，我想请您提供善意的帮助。我已故的祖父约瑟夫·伊萨克维奇·伊弗兰德和他的妻子杜尼娅·卡尔马诺娃·伊弗兰德原居哈尔滨并在那里去世。约瑟夫·伊弗兰德1913年遇害去世，他妻子1928年去世。他们的尸骨都葬于哈尔滨。不过在墓地动迁时，他们的坟墓只迁走了墓葬而未迁墓碑。我获知的坟墓位置是第44排13号和14号坟。已故家母贝拉·伊弗兰德1910年生于哈尔滨，直到她母亲去世才离开。家母（贝拉）1991年去世，生前对自己双亲坟茔发生的变故并不知情。多年来，我们一直保存着一帧约瑟夫·伊弗兰德坟墓的照片（见随函附照）。两年前，我听说了坟墓动迁的事，那时以来就一直梦想和期盼着能在祖父和祖母的坟头各立一块石碑……”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几乎不大可能，然而在哈尔滨市外事办公室和其他中国政府部门的帮助下，立碑之事还是在七个月后办成了。
在勘察坟墓位置时，我们发现某负责人正在从原已划归犹太公墓的用地中割占了大块地皮。
实地勘察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建于2005年奥尔默特来访后的新围栏，在北部的中心点拐了个大斜线（对角线），将伊弗兰德夫妇的两座坟墓赫然分开。目前，伊弗兰德夫人的坟墓位于铁栅栏外侧的中国墓碑区内，而伊弗兰德先生的坟墓仍留在犹太墓地界内。
哈尔滨市外事办的来信证实了勘察结果，信中写道：
“……今天早上，我去了墓地，见了墓地管委会主任狄先生。他领我看了坟墓并讲了安建墓碑的运做方法。通过我在那儿拍的照片您可以看到，两坟之间有围墙（栅栏）穿过。他们准备在挖坟前将围墙挪远一些，将两坟尸骨合聚一处后再放入地下，再将一两个石制墓基安建其上。围墙外侧有个土丘，也须清除。他的包干开价是16.3万元人民币；要是只动一个坟，就是8万元。按1：7.03计算，包干价约合2.4万美元。合同文本须由你方提供……”
当事人在复信中写道：
“……5月21日我去了哈尔滨，参观了皇山犹太公墓，找到了祖父约瑟夫·伊弗兰德和祖母杜尼娅·伊弗兰德的墓位。我已决定，只竖一块墓碑，将其安建在犹太墓地以内我祖父的坟头，将祖父母二人的名字皆刻于此碑。这样就没有必要挪动栅栏或移除犹太墓地外侧的土丘了。既然是在犹太墓地以内动工，就无须支付占地费了，因为这笔费用当年业已付清。唯一的成本就是墓碑的造价……”
据悉，在挖开当事人祖父之墓并准备在其上立碑时，死者遗骨竟然了无踪影。
李方彬先生在2004年打给市政府报告中，非常希望能够提升皇山犹太公墓的地位，以发挥其经济魅力。
“哈尔滨犹太公墓国际交流的作用日益强大。然而，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提升哈尔滨的国际知名度和皇山公墓的影响力呢？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开发和保护这些文物遗址，制定企业品牌战略，打造融汇中西方文化的公墓品牌，扩大宣传，提升企业知名度，进而获得经济回报。
为此，皇山公墓适宜的定位应当是‘以中华文化和以色列文化为主体，实行非常规或非正统战略’……皇山公墓陵园内有两个外侨墓地，即犹太墓地（以色列）和东正教墓地（俄罗斯）。在犹太墓地的边缘地带修建以色列式的时尚门面、门廊和欧式围墙，雇用园林工人种植草坪，在陵园内铺建彩色的人行道。
在坟墓的设计风格上，应与以色列美术馆携手，做到中西合璧、高贵典雅。而且，陵园内昂然矗立、风格各异的墓碑所形成的异国情调，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由于公墓环境良好，坟墓设计别致，所以来此购买墓位的人都会对公墓留有好印象，公墓的产品自然就会畅销”。
但是早在2009年，皇山公墓的管理就移交到了一家私营公司手中。从那时起，犹太墓地位于最东端两个较远部位的几块地皮就不断被相邻的中国墓地所吞并。每每在为那里建立的中国坟墓挖建地下陵寝之后，那里原有的犹太墓碑即告消失，应葬于其下的骸骨亦荡然无存。
这些现象进一步强化了所谓迁坟时只迁走了墓碑的说法。
新接手的管理部门要求犹太人出资维护墓地。墓地围栏沿线的松树均遭到了毒害，野生植被元人清除，由死者家人扫墓时放在墓碑旁侧的花盆被人撤除、消失不见。作为哈尔滨犹太老教堂翻版的那座小型建筑（小教堂），现被用做仓库，存放墓地管理公司工人的工具和其他材料。小教堂以及靠近它的周边环境处于腐化分解状态。墓地入口和小教堂之间的广场经数次洪水冲刷，已造成小教堂的砖砌基础外露。 这就是皇山犹太墓地2010年的状况。虽然许多犹太人把哈尔滨当做自己的故乡，但现在恐怕还不能下定论说，他们在走完漫漫人生之旅后，已然栖身在一个安息之地。
三、迁坟过程
在哈尔滨市几处档案馆发现的新文件披露了墓地的迁坟过程，表明迁坟是在当年市政当局指令和督办下被迫所为，迁坟期间不断得到苏联领事馆的援助和支持，具体经办者是势单力薄的社区代表，他们不过是昔日犹太社区的影子而已。
本文引用的文档是亲历事件的政府代表写给当时市府领导的报告。由于这些文件系用叙事笔法行文，因而不失为最宝贵的证词。为忠实原作语言起见，笔者选用了几无修饰的翻译形式，以使译文主体不仅可传达原作思想和情感，亦可再现原作者用词所表达的真实含义。
20世纪之交，随着大批外国人越过中国北部和东部边界进入东北，外国人对墓地的需求日渐增大。于是，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附属地（亚布力、横道河子、绥芬河、安达、齐齐哈尔等地）都修建了墓地。
“自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帝俄勘建中东铁路（东清铁路）至1903年该路竣成，哈市人口渐增。因市民生活窘迫，流行疾患频发，遂致死亡率上升。由是，时下政府允准个人或社团施建墓地（常称“公墓”），为墓地选址、划拨地块并参与棺木下葬。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至1936年（伪康德三年）间，哈尔滨新建私人、团体和公共墓地30处，占地2757.548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外国领事馆在市府划拨的地段修建的墓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至1930年间，兴建了七国联合墓地、犹太墓地、俄罗斯墓地、朝鲜墓地、日本墓地、俄罗斯贫民墓地和俄罗斯老墓地，占地588.6819万平方米。1898年，第一个墓地落成，即七国（波兰、捷克、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联合墓地，位于南岗区平安街（现址黑龙江省冰上体育活动中心）；俄罗斯墓地（现址文化公园）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犹太墓地（位于今黑龙江省冰上体育活动中心）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该墓地与七国联合墓地一墙之隔，围墙很高，系犹太人所建。犹太墓地占地242.647万平方米，在所有外国墓地中面积最大，其次是七国联合墓地、俄罗斯贫民墓地和日本墓地。其实，修建档次最高者是俄罗斯墓地和犹太墓地。
“截止到1958年5月，市区内仍有四座外侨墓地，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掩埋死者5.2万人以上。四墓地各归教会学校和宗教机构管理。例如，东正教墓地起初由远东铁路（中东铁路）投资，1924年之后则由墓地的教会办事处自筹资金维系。1945年后，外侨相继迁离中国，宗教信众和教会收人随之递减。东正教墓地、犹太墓地和天主教墓地之外，其余墓地已无人关照，以至墓碑横陈，墓顶塌陷。”
犹太墓地始建于1903年，原址东大直街54号，位于东正教教堂后身。起初那里只葬有俄籍犹太人，而由于各国犹太人陆续来哈，遂使墓地扩容，后迁至太安街，即今黑龙江省冰上基地之址。新址墓地面积为2420平方米，在当时的外国墓地中面积最大。
“犹太墓地四周有2米高的红砖墙。面对平安街的正门门口有一个塔式建筑，其顶端是一个光亮金属材料的六角星。此外，墓地内还设有办公室、祭品大厅和洗尸间等场所。办公室的专职秘书除负责一应事务外，还负责与国内外保持联系并收取管理费。这里也可以看到专业花匠，他们在花窖种植花卉并将花卉摆到坟墓前。按坟主要求，在坟茔近旁或摆放盆栽花卉，或种植花卉，收费标准各有不同。据说，世界各地的坟主通常会准时向墓地管理部门汇寄管理费。”
王志军指出，“在黑龙江省的外侨墓地里，埋葬死者的方式大致有两种。日本和朝鲜人根据死者国籍埋葬死者（朝鲜国墓地废弃已久），而其他外国人则按照各自的宗教教规埋葬死者。采用后者的实际情况是，东正教墓地、犹太公墓、鞑靼墓地和天主教墓地均按各自的教规埋葬死者。换言之，无论国籍何属，犹太死者皆应按犹太教教规葬于犹太墓地。”
“犹太公墓原址是在南岗区今冰上运动训练基地所在的傅家店街5号（笔者前文已及）。墓地里有一座面积约545平方米两层楼的砖砌楼房。”
“墓地占地总面积为24264.7平方米。自1903年5月28日第一个犹太人人葬，至1958年3月5日最后一个犹太人人葬的55年里，犹太墓地累计建坟3173座，其中男性死者1923人，女性1250人。”
王志军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犹太墓地建造之前，乌斯别斯卡亚教堂（即圣母安息教堂）地界内已建了一座犹太墓地，位于现在的文化公园。”
他提示说：“埋葬第一个死者的时间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6月10日。这些书面记载值得关注，因为其中产生了一个疑问：自第一个犹太人来到哈尔滨至1903年2月16日哈尔滨犹太社区成立这五年期间，是否有人去世？如有之，他们葬于何处，犹太墓地的经理们又是怎样处置其遗骸的？”
关于用一些理由说明墓地从市区远迁郊外之必要性问题，人们的看法不一。李述笑和葛妍认为：“1958年，市政府鉴于城市发展的必要，决定将市内墓地全部迁往近郊。当年深秋，犹太墓地开始向东郊的皇山公墓搬迁。环卫主管部门安排工人夷平了坟墓、起掘了棺木，共将853具棺木迁往新址，在那里构建了一座座与原坟相同的新墓穴。”
这种说法在几方面有失正确。尽管市政府希望在墓地原址建立公园和搞房地产开发的说法可能部分属实，但犹太墓地的搬迁工作始于1958年，终于1962年，历时远比俄国墓地长久。不完全属实的问题还有：负责搬迁过程的市环卫主管部门安排工人虽拆除了坟墓，却未发现有可起掘的棺木，因而棺木迁到新墓地之说并不成立。
李方彬写道：“1958年，哈尔滨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将墓地迁至皇山公共墓地，那里是离市区约10公里远的东部郊区。”
哈尔滨市档案馆的文档中写道：“为了适应哈尔滨城市建设的发展并作为满足公众健康保障需求的补充措施，1958年3月18日，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将市区内的中国墓地（计12处）和外国墓地（计4处）全部迁离市区。” “那一年5月7日，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在报纸上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16处墓地上20.9万个坟墓的各位墓主，全部要在当年6月份之前迁出自己拥有的坟墓。某些墓葬如未在规定期限内搬出，哈尔滨市政府会像无主墓葬那样，将其就地深埋。当然，此项规定亦适用于建有24536座坟墓的四个外侨墓地。哈尔滨市郊的东山嘴子被定为新址外侨墓地。在搬迁过程中，哈尔滨市政府对外侨墓地执行的政策一律相同。公告立即在外侨中引起热议。每个宗教学校都派出代表接踵前往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哈尔滨外事管理局和哈尔滨宗教事务管理局，呼吁政府不要迁移外侨墓地。”
这些文档提示，在卫生和开发公告掩饰下，市府决定的背后有其政治原因。
1958年5月12日，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墓地搬迁工作由南岗区负责，对外侨的宣传教育工作由外事局、宗教事务局和公安局负责。
5月15日，市人民委员会就墓地搬迁事宜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进行了说明并请求苏联总领事馆方面给予协助。
5月21日下午，在东正教会维克多神父率领下，包括东正教会、犹太教会、天主教会、鞑靼教会、亚美尼亚教会在内的各教会代表一行八人，正式拜会了市政府主管人员，要求停止墓地搬迁。他们列出的部分理由是：“墓地搬迁有悖宗教教义，对死者而言，这是‘侮辱’行为；对生者而言，这是‘忤逆’行为。各教派代表强调，将外侨坟墓深葬不会影响城市的环境卫生。他们甚至还认为，政府应考虑死者曾为中国东北发展作出过的贡献；鉴于中国幅员辽阔，政府不应在意那点儿占地”。“负责就搬迁工作进行解释的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反复强调了墓地搬迁的目的。他们还解释说，此次墓地搬迁不仅涉及外侨坟墓，市区内15万中国人的坟墓亦在搬迁之列。与此同时，这些官员也批评了外侨代表们的错误论点。对于代表们提出的一些具体困难，市政府承诺会加以考虑。”
5月22日，苏联驻哈总领事馆召集苏联和波兰侨民组织的代表就协助安排墓地搬迁事宜召开了会议。会上成立了由16人组成的外侨墓地搬迁委员会，其中有苏联侨民协会会长瓦基巴诺夫和东正教教务委员会代表王玉林等人。此外，他们还按宗教派别设立了若干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墓地搬迁事宜。
5月30日，黑龙江省委外事处处长杨佐青在苏联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上就墓地搬迁事宜作了具体说明。苏联驻哈总领事馆副领事科瓦廖夫（应为“柯华列”——译者注）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哈尔滨墓地迁址的相关措施。他要求苏联公民严肃执行规定。
苏联总领事馆发布了外侨协会《就墓地搬迁事宜答苏联公民之提问》的一则倡议书，其中写道，搬迁墓地不仅符合哈尔滨市民的利益，而且也完全符合中国宪法规定，因此，苏联公民应严格执行。
通过宣传教育，大多数外侨对墓地搬迁的态度开始转变。1958年6月5日，外侨墓地搬迁委员会登记注册并开始工作。
当日下午，位于今文化公园的东正教墓地聚集了2000名以上的东正教信徒，在那里举行墓地搬迁之前的宗教仪式。根据实际情况，市人民委员会也决定将搬迁墓地的登记期限延展至10月底，以便于各教派的外国侨民有充分时间与身在国外的坟主接洽。市人民委员会同时强调，在规定期限内如有坟墓未被迁出，将按无主坟墓处置。为了将延展期限的决定传达到位，主办官员不仅将这一决定刊载于黑龙江省的报纸上，同时也刊载于《北京日报》、《河北日报》、《大众日报》等其它省市的报纸上。
“6月中下旬，外国侨民意识到了时间压力和中国政府的严格态度，因而使局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哈尔滨东正教墓地的坟主们建议将墓地的1500座坟墓就地深葬并申请迁坟36座。其他教会墓地，如天主教墓地、摩罗康尼派（Molokane）墓地和鞑靼墓地的产权业主们也提出了迁坟或深葬的请求。大多数坟墓都得到了深葬，而犹太坟墓的坟主申请搬迁者居多。最近，他们收到了莫斯科犹太主教寄来的指导他们掌握具体迁坟方法的说明书。现在，他们在做筹备工作，计划从7月20日到10月底完成搬迁。”
市人民委员会在为东正教教会墓地和犹太墓地办理迁坟登记的同时，还协助他们在墓地新址建起了木质围栏、祈祷所、洗尸间和看守人员的住房。市人民委员会还拨出了一笔资金作为赔偿款，用以赔偿老墓地迁址受损的房屋和砖围墙。9月1日，东正教墓地搬迁登记结束，共有1111个坟主或代理人提出了申请。要求迁坟者只有155人，而要求深葬者共计2424人。南岗区的官员为坟主提供了搬迁申请方面的帮助。
6月5日，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开始了墓地搬迁的登记，但同时也就可否搬迁的问题，向时任莫斯科犹太宗教公会主席的拉比列文和时任以色列首席犹太教法医的拉比伊扎克·哈利维·赫尔佐格（1889-1959）（又称伊萨克·赫尔佐）提出了批复请求。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方面知会哈尔滨墓地搬迁委员会说，只有收到这两个宗教团体的批示他们才能启动搬迁。正因如此，迁坟工作到8月份才开始启动。鉴于须搬迁的坟墓数量过多（共853座）而无法于10月底之前全部迁完，市人民委员会遂同意犹太宗教公会提出的延期要求。直到1959年4月，全部搬迁工作才告结束。
原犹太墓地迁至新墓地的坟墓共853座。至于老墓地草坪下的其余2320座坟墓，犹太宗教公会会长缶也尔（沿用原中文译名——作者注）和公会秘书阿格拉·帕诺夫斯基向哈尔滨市墓地搬迁委员会口头表示，可将其作为无主坟墓拆除。
鉴于搬迁时各处设施良好的犹太老墓地受损严重，哈尔滨市政府遂出资7000元予以补偿。为了保障荒山（皇山）新墓地的安全，犹太公会用这笔钱加上一些自筹资金在那里修建了墓地围墙。新址犹太墓地占地836平方米，分东西两侧布局，目前尚存坟墓588座。
1958年7月初，莫斯科犹太宗教公会会长列文回函批复了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请示，认为哈尔滨市政部门关停老墓地是合理的，可以容许从坟墓中取出死者遗骨并将其迁至新墓地。莫斯科犹太宗教公会会长列文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复函原件系用俄文所写，以下摘录转译自其中文译本。
虔诚的兄弟们： 关于今年5月20日你方来函，请接受本人如下答复：
1 本人同意在当地政府关停市区内老墓地的情况下，允许从坟墓中取出死者遗骨并将其异地外迁。
2 关于可否迁走一部分坟墓的问题，我看可以。如之可行，不妨将所有坟墓尽数迁出。
6 关于如何处置老墓地设施的问题，如果可行，当然应尽量将其迁往新墓地；如不可行，你们也无法改变，此非尔等之过。要知道，一项措施出台必有其要义（请注意，早年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大家均无过错。
最后，兹引一句《圣经》文字结束此信：
“他永远消除了死亡，拭去了众生的眼泪”。
本人祈盼哈尔滨各族人民心情愉快，诸事顺遂。凡事若按此信要求行事，你们会弥增自信。祈愿万能的上帝与太平天尊赐予我们和平、赐天下以太平吧，阿门！
莫斯科犹太宗教公会主席、拉比
列文
1958年7月6日
同年7月26日，以色列首席犹太教法律医生赫尔佐格致函感谢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其内容如下：
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
本人今以航空邮件寄信一封，信中内容是关于哈尔滨墓地搬迁所必要的宗教操作指南。请代我向哈尔滨市政府转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同意了本人提出的充分延展迁坟期限的请求。亦请批准将犹太法学博士基谢廖夫及其家人的尸骨迁运到以色列，他们的在以亲属正期盼着这些尸骨。盼即时作复。
顺致和平祝福，
亦望净身赎罪。
首席法医、拉比
伊扎克·哈列维·赫尔佐格
四、结论
据特迪·考夫曼证言所说，搬迁过程历时三年。但到了1962年，本已为数甚少的居留哈尔滨的犹太家庭，大多也都离城而去，移民到以色列和其他目的地。最后离开哈尔滨的是波多尔斯基家族。他们一家是带着一岁的儿子亚历克斯·波多尔斯基离开哈尔滨前往以色列的。这些家庭并没有像先期离开哈尔滨的其他人那样幸运。他们没有国籍，没有多少财产，而且人数极少。事实上，当相关文档中提到的所谓“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时，其当时的会员几乎囊括了留守家庭的每个成员。
由于不同叙述之间相互矛盾之处太多，所以在缺少真实的史料和详实可靠的报告的情况下，人们只得求助地面和地下的证据。
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皇山犹太墓地已进行过的每次挖坟活动中，均未出现任何尸骨或棺木的踪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作为目击者站出来提供相反的说法。
墓碑非常奇特的排列提示，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根本没有监督，而且，在墓碑运往新墓地的长距离运送途中，公会的人是否参与过任何一次押运，也令人怀疑。
虽然传统上所有墓碑均应面向耶路撒冷（在中国，墓碑应面西而立），但是皇山墓地中每一排墓碑的朝向都是别的方向——有的朝北，有的朝南，有的朝东，也有介于这些朝向之间者。
然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所迁墓碑的数量相对很少？怎样从3100多座坟墓中选择要搬迁的坟墓？有关决定是谁作出和如何作出的？“官方”的解释是，搬迁每块墓碑核收费用50美元，而且迁坟委员会曾努力与世界各地的坟主家人联系，但应者寥寥。然而，这种解释同样也说明该委员会力量薄弱、工作不力。依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条件和时局，他们没能采取或无法采取任何自主行动。
五、后记
虽然犹太老墓地的坟茔多已在哈尔滨文化公园和黑龙江省冰上基地地下深葬，但皇山犹太墓地犹在，它是犹太民族悠久历史中的一段最具活力、最有趣味之历史的见证。
鉴于这段历史发生于中国，所以我们应当对中国学者、官员和其他中国人如何看待本文论题加以关注，做到知其所言、何出所言、言之何意。
笔者在此谨以王志军教授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其基调乃过去和当今重复使用并流行于学者及官员中的宣传辞藻：
1958年4月启动的哈尔滨外侨坟墓动迁工作，开展一年后得以圆满结束。市区内原有外侨坟墓共24536座，从中迁出1035座，即东正教坟墓155座，犹太教坟墓853座，其他教派的坟墓28座。对余下的23501座坟墓只是进行了平整和深埋处理。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现在市内并存续了57年的外侨墓地，从此不复存在。
哈尔滨市政府在外侨墓地动迁方面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外籍坟主提供了诸多具体帮助，使哈尔滨犹太墓地得以顺利搬迁。“荒山嘴子新犹太墓地的建成和维护，离不开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的关怀和支持。与东正教墓地相邻的新犹太墓地设有祈祷室和洗尸间，其管理人员系犹太宗教公会所聘。
由于1970年代之前多年无人管理，所以墓地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70年代之后，政府投资聘用了工作人员，开始对犹太及俄罗斯东正教墓地实施维护和管理。
在哈尔滨数百年历史中，哈尔滨犹太公墓的角色十分特殊，其完整保存也是中犹两个民族之间友谊的象征。几乎所有国内外学者都高度评价其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该墓地有力证明，欧洲历史上盛行的反犹势力与中国毫无瓜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反犹势力盛行于基督教社会。正是由于保存犹太墓地有各种困难，才使其地位在犹太人心中格外重要。因此，哈尔滨犹太新墓地在哈尔滨犹太后人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言之，衡量某一地区乃至某一国家是否存在反犹历史，犹太墓地是一项重要指标……
哈尔滨犹太公墓是远东最大的犹太墓地。其完整保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50年代的新中国相对温和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宗教式的民族主义给予自由的政策播下了如今哈尔滨对外交往的宝贵种子，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宽大胸怀……
1958年至今，历史已经走完了半个世纪。哈尔滨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城市。其仅有的边缘资本——历史资源、文化基础和自身特点均有待人们进一步发掘。完整保存的犹太墓地是哈尔滨市的亮点之一。对此，我们只能感谢新中国早年对该墓地采取的开明政策……
历史遗存的哈尔滨犹太公墓是哈尔滨拥有国际居民和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回首百年来哈尔滨的发展历程，我们注意到，哈尔滨的历史遗产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等先进文化特色，加以继承和弘扬是我们应当坚持的方向。珍惜哈尔滨的文化遗产和城市遗风、树立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理念，是这座城市每一位居民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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