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恐惧的黑暗中，仿佛是他走到我的身边来，对我诉说着安慰的话，那是多年前我想说终究没有说出来的。我因此获得了平安。 那时候的我，正当青春。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刚考上博士班，一边修习学位，一边创作，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海水正蓝》，并且因为难以预料的畅销状况，引人侧目。我很安逸于古典世界与学院生活，那里是我小小的桃花源。我可以安静地圈点和阅读，把自己潜藏起来，遇见一个巧妙的词句，便可以赞叹玩味许久，得到很大的喜悦。不知从哪里看见形容男子“身形伟岸”的词汇，狠狠琢磨一回，那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中文系的教授们，有温文儒雅的；有玉树临风的，有孤傲遗世的，但，都称不上伟岸，我心中仿佛有着对于伟岸的认识，只是难以描摹。
寒假过后，我遇见这样一位教授，高大壮硕，行动从容，微微含笑，为我们讲授诗词，因为曾经是体育系的，他看起来不同于一般的中文系气质。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到老师家里上课，大家围着餐桌，并不用餐，而是解析一首诗或者一阕词。看见他朗然笑语，喷吐烟雾，我悄悄想着，这就是一个伟岸男子了吧?四十几岁的老师，当时在学术界是很活跃的，意气风发，锋芒耀眼，上他的课，常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我几乎是不说话的，一贯安静着，却从未停止兴味盎然地观看着他和他的家庭。
他有一个同样在大学里教书的妻子，两个儿子。当我们的课程即将结束时，师母和小儿子有时会一起进门。师母提着一些日用品或者食物，小男孩约莫十岁左右，背着小学生的双肩带书包，脱下鞋子，睁着好奇的黑眼睛盯着我们瞧，并不畏生。老师会停下正在讲解的课程，望向他们，有时交谈两句，那样的话语和眼神之中有着不经意的眷恋。我渐渐明白，老师像一座植满绿阳垂柳的堤岸，他在微笑里，轻轻拥着妻与子，一大一小两艘船栖泊，所以，他是个伟岸男子。
我们告辞的时候，老师家的厨房里有着锅炉的声响，晚餐渐渐开上桌了。我们散荡地漫步在高架桥下，走向公车站牌。一点点倦意，还有很多憧憬，我忽然想到自己的未来，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温暖家庭呢?一种围桌共餐的亲密情感?一个背着双肩背包的小男孩?天黑下去，星星爬上天空了。
修完博土学位的暑假，邀集一群好友，将近一个月的神州壮游。回到台北，整个人变得懒懒的，开学前下了一场雨，秋天忽然来了。同学来电话，告诉我罹患癌症的师母过世了，大家要一起去公祭，他们想确定我已经归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师母应该会康复的，她还年轻，有恩爱的丈夫，有还会撒娇的儿子，她应该会好起来。那一天，我去得很早；从头到尾，想着或许可以帮什么忙。但，我能帮什么忙?谁能帮什么忙?告别式中，扩音器里播放的是费玉清缭绕若丝的美声：“妹妹啊妹妹，你松开我的手，我不能跟你走……”我在诧异中抬起头，越过许多许多人，看见伏跪在地上的那个小男孩，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国中生了，因为失去母亲的缘故，看起来特别瘦小。我有一种冲动想过去，走到他的身边去，看着他的黑眼睛，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我终于没有，因为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而且我怕看见他的眼泪便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人生真的有很多意外啊，只是，那时候的我仍然天真的以为，我已经获得学位了，有了专任的教职，还有人替我介绍了留美博士为对象，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只要我够努力，就可以获得幸福。我也以为，这个家庭的坎坷应该到此为止了，应该否极泰来了!
一年之后，我陷在因情感而引起的强烈风暴中，面临着工作上的艰难抉择，突然听闻老师脑干中风，病情危急的消息。到医院去探望时，老师已经从加护病房进入普通病房了，听说意识是清楚的，那曾经伟岸的身躯倒在病床，全然不能自主。那个家庭怎么办?那两个男孩怎么办?同去的朋友试着对老师说话，我紧闭嘴唇没有出声，我只想问问天，这是什么天意?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的?这算是一条什么路?
老师从三总转到荣总，开始做复健的时候，我去探望，那一天他正在学发声。五十岁的老师，应当是在学术界大展宏图最好的年龄，应当是吟哦着锦绣诗句的声音，此刻正费力地捕捉着：噫，唉，啊，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看护乐观地说老师表现得很棒，我们要给老师拍拍手哦。走出医院，我的眼泪倏然而落，顺着绿阴道一路哭一路走，这是怎样荒谬而残酷的人生啊!
同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伤挫并没有停止，总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应付，应付自己的消沉。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去探望过老师，只从一些与老师亲近的人那儿探问老师的状况，老师出院了，回家调养了，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搬到比较清幽的地方去了。偶尔车行经过高架桥，我仍会在岁月里转头张望那个方向，带着惆怅的淡淡感伤。那里有一则秘密的，属于我的青春故事。
后来，我与青春恍然相逢。
这一年，我已经在大学里专任了第十一个年头了，即将跨入四十年纪，生活忽然繁忙起来，广播、电视和应接木暇的演讲，但，我尽量不让其他杂务影响了教学，总是抱着欣然的情绪走进教室，面对着那些等待着的眼睛。特别是为法商学院的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在许多与生命相关的议题里，我每每期待着能将自己或者是他们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每一年因为学生组合分子的不同，上课的气氛也不相同，若有几个特别活泼又充分互动的学生，就会进出精彩的火花。有时遇见安静却愿意深刻思考的学生，他们的意见挑战我的价值观和认知，也是很过瘾的事。一个学期的课，不敢期望能为学生们带来什么影响，只要是能提供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就已经够了。
这个学期，有几个学生聆听我叙述的故事时，眼中有专注的神采。有一个经济系的男生，特别捧场，哪怕我说的笑话自己都觉得不甚好笑，他一定笑得非常热切，也因此他没出席的日子，课堂上便显得有点寂寥了。通常这样有参与感的学生在讨论时都会踊跃发言的，这个男生却几乎从不发言。该笑的时候大笑，该点头的时候用力点头，只是不发言，我猜想或许是因为他不擅言词吧。轮到他上台报告时，他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到神州大陆的壮丽山河，全不用讲稿，也不用大纲，侃侃而谈，不像是商学院的学生、倒更像是中文系的。我坐在台下，仰着头看他，原来是这样高的男孩子。明明是青春的脸孔，流利地报告着的时候，却仿佛有着一个老灵魂，隐隐流露出浅浅的沧桑。他在台上说话，焕发着光亮，自信的神态，与在台下忽然大笑起来的模样，是极其不同的。当他结束报告，掌声四起，连我也忍不住为他拍手了。
冬天来临时，通识课结束，我在教室里前后行走，看着学生们在期末考卷上振笔疾书。
一张张考卷交到讲台上，我从那些或微笑或蹙眉的面容上，已经可以读到他们的成绩了。捧着一沓考卷走出教室，那个经济系男生等在门口，“老师，”他唤住我，“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我站住，并且告诉他，只能有一点时间，因为我赶着去电台。每个星期五的现场节目与预录，令我有些焦虑。
“好的，”他微笑着，看起来也很紧张，随时准备要逃离的样子，“我只是想问你还记不记得一位老师，……”他说出一个名字。忽然一个名字被说出来。
我感到一阵晕眩，那一段烟尘封锁的记忆啊，云雾散尽，身形伟岸，微笑着的老师，忽然无比清晰地走到我的面前来。
我当然记得，即使多年来已不再想起，却不能忘记。
“你是……”我仰着头看他，看着他镜片后的黑眼睛，眼泪是这样的岌岌可危。
暮色掩进教学大楼，天就要黑了，然后星星会亮起来。曾经，那是晚餐开上桌的时间，如今，我们在充满人声的拥挤的走廊上相逢。十几年之后，他念完五专，服完兵役，插班考进大学，特意选修了这门课，与我相认，那令我悬念过的小男孩，二十四岁，正当青春，我却是他母亲那样的年龄了。青春从不曾消逝，只是从我这里，迁徙到他那里。
后来，我听着他说起当年在家里看见我，清纯的垂着长发的往昔，那时候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他却想着如果可以同这个姐姐说说话。我听他说着连年遭遇变故，有着寄人篱下的凄凉，父亲住院一整年，天黑之后他有多么不愿意回家，回到空荡荡的家。
我专心聆听，并没料到不久之后，我的父亲急症住院，母亲在医院里日夜相陪，我每天忙完了，必须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去。那段祸福难测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男孩对我叙述的故事，在一片恐惧的黑暗中，仿佛是他走到我的身边来，对我诉说着安慰的话，那是多年前我想说终究没有说出来的，我因此获得了平安。
与青春恍然相逢的刹那，我看见了岁月的慈悲。
(许晴摘自《讲义》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