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笔名之一“林子”）出生在一个特殊家庭。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2月出生。父亲东北人，曾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教官，而母亲和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娘舅就是地下党员。抗战后期，父母本打算从西安到延安，但却阴差阳错地留在了西安。王林是在西安出生的第五个孩子。解放前夕，本来要去台湾，因王林的外婆独居重庆，母亲不忍，于是一家人回到了重庆。父亲因为国民党身份被捕入狱，后来死在监狱里。或许是父亲从小不在身边并过早离世的缘故，王林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我们总是听到他用沙哑的嗓音讲述他的外婆、母亲和舅舅。两家人一起生活，九个小孩，一个老人，全部生活来源靠母亲在人民银行工作的64.5元工资。母亲念过商业大学，懂得财经，生活扛在母亲身上的重压可想而知。所以王林说“我的家是一个母系家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林从小就很懂事，经常利用假期上街干活赚取学费。山城重庆，夏日炎炎，弱小的王林和许多大人一样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推拉人力车。三块八毛的学费要干好多天才能凑够数，不难想象一双稚嫩小手被磨起了多少水泡。当我聆听他讲述童年故事时，品出的是生活对一个孩子的艰难和辛酸，而王林却像是在讲述平常事儿一样淡然。生活教会了他成长，也教会了他面对困难！王林自幼聪慧，读书成绩一直很好。这起于小学三年级时一个班主任对他的激发。 何老师的丈夫是《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重庆著名诗人，时为右派。《红岩》的一部分稿子就是他写的。王林当时就读过《红岩》的手稿、修改稿和定稿。接着还有两件事情触动过王林：何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读学生的好作文；何老师家书柜有很多藏书。这两件事使王林对写作、读书有特别的好感，加上老师的青睐和自身的天赋，王林的语文成绩特别优秀。但中学时开始贯彻阶级路线，优异成绩并没有让王林得到上高中继续学习的机会。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历史反革命，黑五类出身，只能作为知青上山下乡，那时是1965年。去到林场的他和一个残疾知青负责在山上放养28条牛。晴天还好，碰到雨天只能一前一后披两件蓑衣在灌木中穿行，任山风吹割，苦吗？只因为买了一个小小的打气马灯晚上照明，就被扣上资产阶级作风的帽子挨批。然而，一切不如意在王林眼里都不算什么，亲身经历的一切对于现在的他也只是旁观而已。在红色专制猖狂的年代，王林仍然喜欢读书，用知识充实自己，乡下那些阴霾的日子，他用书本当作阳光来照亮生活，从中呼吸自由和清新的空气。苦难不过是更好地教会他成长。他很少说起经历的不幸，在谈话中王林更多提及的是乡下农民的质朴以及，村里人对他的真诚帮助。
1972年，王林顶替母亲回城“接班”，开始了他人生旅途的另一阶段。师训班学习一年后进入重庆四十中教书。当老师并非王林自己选择的职业，但人不太可能随心所欲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命运的安排自有它的理由。王林到现在已做了40 年老师，他忠诚于自己的教育事业。
1977年恢复高考，王林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报名。在坚持带学生军训的条件下，他奇迹般地自修了高中数学全部课程。数学成绩从最初测试的9分提高到了最后测试的87分，终于考进了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生活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的滋味。王林在山重水复的困境中，迎来了他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绿叶与阳光的味道飘到了王林的心里。大学期间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妄自菲薄，依然像苦行僧一样孜孜不倦在求知路上行进。大学四年他不曾真正躺下午休过，只是裹了被子靠在床角打个盹儿，为的是节约时间又能休息。每天早起背诵古文，他只觉得时间耽误的太久了，必须抓紧再抓紧。文革十年让许许多多栋梁之才、有识之士与他们热爱的事业分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年代。在大学王林是学习委员，还是系学生会干部，组织能力很强，他组织同学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外格言》的书，印行过近百万册。由于毕业成绩很好，学校在甄选老师时让他留校，在古代汉语教研室。后来是四川美院要人，改派王林去了川美。命运再一次改变了王林的人生道路。
阴差阳错与美术结缘
偶然的原因，王林去四川美术学院院执教。在美院王林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从索绪尔语言学和现代主义艺术的关系开始，王林自己上了一个美术大学，他开了二十几门课的书单，专攻美术史论，这些课程甚至包括版画怎么刻，雕塑怎么做，油画怎么画，从82年毕业到到86年四年间王林重念大学，系统学习了美术专业所涉的方方面面。
1985年，王林来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进修期间王林仍然践行着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选课听讲，去北图看书。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台湾版的《现代艺术哲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尤其是黑格尔那本让人痛苦的《逻辑学》，让王林明白了辩证法究竟是什么。那段时间正值新潮美术如火如荼，他不只读书，还去看展览，参加研讨会。但他对于运动并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在中国历次运动中亲眼目睹过人们所遭受的迫害。“三反五反”时他误闯入母亲所在银行地下室，满是被吊的充血的人体，那个场景大人见了也会触目惊心，何况是一个小孩儿。“反右斗争”时，一个对人挺好的图书管理员，还是残疾人，就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反右倾”运动时，一个与他家关系密切的女老师，突然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痛不欲生。“我从小对政治运动就有反感，你身边的人突然被抓，被杀，被批斗，一个小孩儿的内心是不能认同的。”所以在新潮美术中，王林愿意做一个旁观者，参予但不想介入。
1985年劳森伯格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深深震动了王林，全然不同的艺术观念让他感到了距离。为消减距离感，真正走进当代艺术研究，王林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开始在美术理论教学过程中进行理论研究，并且开始写作美术学书籍。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王林的文采很快被人发现。张晓刚听人说王林文笔很好，主动上门找他约稿，给中国美术报写文章。中国美术报的陶咏白非常认可王林，让王林给该报写了很多文章。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林与美术批评有了联系，走上了美术批评之路。
文献展：开启中国当代艺术展前奏
1989年“6·4”风波以后，王林认为当代艺术并没偃旗息鼓，仍在行进中。他觉得应该有一种方式将他在各地画室里所观所感展示出来，于是开始做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并在北京西三环中国画研究院展厅做了第一回展览，在全国进行巡展，以后改名叫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第一次展览研讨会王林就提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性问题。
91年北京中国画院，92年广州美院， 94年上海华东师大，95年四川美术馆，96年四川美院… …文献展一共做了六届，二十几个展览遍及全国二十几个城市。这一系列展览前后出了三本书，一本叫《中国——八九后艺术》，一本叫《雕塑与当代文化》，还有一本叫做《都市人格》。最初展览条件艰苦，王林用木板夹好资料，背在肩上，坐火车出行，辗转于全国各地。这些困难并没有让王林退缩，坚持换来的就是条件的好转。从资料展到原作展，全国两百多位艺术家参加过文献展，很多重要艺术概念从中显现出来，如政治波普、中国经验、媒体变革等等。从“中国经验”到后来的“中国性”再到“去魅中国想象”这一系列展览，王林就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呈现中国文化问题、如何和中国历史发生关联、如何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作了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我强调艺术的深度追求，当时写过《论深度绘画》，关注艺术所呈现的精神深度问题。艺术的精神深度，其实是历史的深度，而历史深度总是隐匿在现象背后，艺术需要穿越遮蔽，才能揭示历史真实。”
《美术形态学》是王林第一本美术学专著，是他对现代艺术的系统研究，从理论上梳理评价现代艺术作品的出发点。“现代艺术是形态学的艺术，是艺术形态的充分扩张，所以要用形态学方法去加以讨论。”
“批评家不能是一个商人”
“做批评的出发点不是艺术现象，而是理论体系。你的见解需要自我证明、自我求证，需要有理论支撑。没有理论支撑的批评家，只能随波逐流，至多有感而发。真正批评家不光是有感而发，而是有理论根据。所以批评家应该是一个理论家，应该从理论出发从事批评而与艺术实践相通。批评家不能是一个商人，所以我有一个原则，绝不卖画。既然批评是价值判断，你就不能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作为美术批评家，王林有自己的批评方法，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他认为批评家要去伪存真，以学术真诚追求真理、揭示真实。谈到批评界的乱象时王林先生不厌其烦，给我讲了很多东西。
至于策展，王林说：“批评家策展和其他人策展不一样，乃是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学术思想和批评方法。策展是批评的实践活动，也是一个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过程，是批评家应该去做的功课。批评家跟艺术现象的关系是若即若离而又不离不弃的。”在当下中国的文化纷乱之中，很多人为生活的纸醉金迷所惑，常常抛弃自己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但是王林一直很有持守。“批评家不能是一个商人”，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评论总是直击要害，给人坦诚、果敢、澄明之感，没有因为金钱的扭曲，没有因为权贵的躲闪。
回顾多年策展生涯，总有那么几件最值得王林铭记的事儿：一是在北京做文献展，二是在成都做中国经验展，三是在上海做双年展，四是在宋庄做底层人文展，还有去年去威尼斯做平行展。谈到上海双年展，王林笑着说：“对比一下很有意思，上海双年展现在很有名气，但是当年不少人连双年展是什么意思尚不知道。你去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是很让自己兴奋的，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挑战性。”听着王林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其为人的坚韧和认真，可以感受到他的执着精神与年轻心态。他喜欢挑战自我，努力践行；对事业负责，不半途而废。正如他自己所说，总得自己对自己有个交待。
对事不对人，这是王林写文章做学问的心态。“9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走向国际的时候，提出中国艺术的独立性问题是必要的，中国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诉求，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问题。”无论是徐冰、许江，还是潘公凯、吕澎，王林文章所及，都用一种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去讨论和评判，不是“管中窥豹”，而是“深入虎穴”。这种大无畏精神是一个优秀美术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值得批评界学习和反省。
现在王林在着手准备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撰写，为此还专门去台湾搜集资料。在他看来，做学问是很严肃的事，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享受。正如那句流行的话：累，并快乐着！此外，王林对文化政治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他看来这不仅是兴趣使然，更是一种社会历史需要。“我很想写一本文化政治方面的书。以后会把更多时间放在案头上，减少些参与性的活动。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需要安下心来做点学问。”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为琐事牵绊，忽视了真正兴趣所在，常常与自己相忘于江湖。
王林最大的愿望 ，是做一个民间书院。他讲，“因为我有一两万册藏书，再加上收藏的数百件作品，做一个美术学书院把这些东西贡献于世，为从事美术学研究的读书人提供条件。书院是一个历史实体，可以延续下去。不管以后的政治体制怎么变化，中国社会都需要重建民间，我们对民间的破坏太大，民间才是文化、艺术的根基。中国文化人要争取民间的文化权利，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就是做一个书院。”
不愿意打断王林的话，我只是静静地倾听，在脑子里刻录。听着他讲，感觉到一个学者的睿智与虔诚。他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将自己的人生规划得非常充实，尽心尽力做自己可以为社会、为艺术做的事情，实在而不夸张、努力而无抱怨。我们已然感受到他做这些事时的那份快乐。同时，也让我们回首自己的人生路，是否五彩纷呈，是否值得回首驻足，凝望回味……在访问的最后，王林还谈到了他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见解。相较于西方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过于官方化，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权在民间，大学自治是必然趋势，中国教育的希望在培育民间文化权力，在于民间的自主性与自由性。我又一次被王林先生的智慧所折服，他对于很多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丁卯分明，直击事物的本质，其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听着王林的故事，像是在读一册厚厚的书，又像是在深深的树林中漫步，有惊险时，有悠然时；有登峰处，有谷底处。听着他的诉说，只觉得置身树林之中，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品，树林悠长，广袤，似无尽头。每个节点都有故事或新的篇章，宛若林中发现的春华秋实，清流幽潭，让人不禁驻足良久。宋代欧阳修《蝶恋花》的诗句“庭院深深深几许”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我脱口而出的是“林子深深深几许”！深几许？林外人不知，恐怕置身林中之人也未尝尽知，此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