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庞德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在远东意象中找到所需要的精华,用以抵御一战前后老态龙钟的英语格律诗及笼罩西方世界的厌怠情绪。意象主义在一个隐入历史的幻想国度里采撷远东古典诗词的样本,一是要在中国文字符号里寻找诗法突破口,二是以华夏过往的太平世相作为可资印衬的反战理由,前者使他们获得了极大成功,后者以庞德自己入狱作结。庞德的远东意象仅只服务于这些临时诉求,而与东西文明的偏好无关。
关键词:庞德 意象主义 神州集 新诗运动 远东意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神奇的远东意象
最早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无疑当属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他在游记中描述了一个遍地黄金、香料,由丝绸、灯笼及精美瓷器构成的异域乐土,从而在欧洲煽起了无尽遐想。就如欧洲人日后在美洲真实发现并大肆掠夺的黄金、烟草与马铃薯一样,该游记只以外表富庶的描述为能事。而真正触及东方神韵的,当数16-18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过程中描绘的灵性真貌。通过其译介,早期儒家敬天敬上帝的有神论世界观与如诗的简约历史、民间诗歌与音乐为代表、以释道及民间宗教为表现的东方智慧,使得伏尔泰、莱布尼茨、洛克等西方贤哲为之动容,基督教会更是找到传扬福音的理想场所。此后百多年间,由耶稣会士及其他修会会士编译的著作,几乎涵盖中国要籍。由儒家经典传布构成的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影子开始闪烁在西方人的脑海中。
由新教传教士带回西方的第二印象,是一个切近现实的远东形象。此时,释道儒构成以儒家伦理为主的另一个文明形式,构成了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形成的文化模式,虽然19世纪末与西方列强的历次战争令这个泱泱大国满目疮痍,但她最基本的精神面貌却不曾撼动。西方人以开辟医院与学校为由进入中国各地,并通过外交与商业活动与中国各层面接触,最终使现实的中国呈现在西方人面前。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震碎西方伦理的梦想,构筑千年的道德王国似乎一夜崩溃。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英美学者及普通民众卷入更大规模的“中国热”中,并在中国典籍再发现中体验到欧洲当日“文艺复兴”式的兴奋。美国诗人弗莱契说:
“中华文明几至登峰造极,而日耳曼蛮族却在辱没欧洲先祖,当此时,苏格兰人恐怕都没有脱离食人生番的境界。”
二 庞德采撷的远东意象
庞德最初的远东意象是从日本文化开始的:小泉八云及诗人野口米次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活跃在美国文学界,并做了大量双向文学传译工作。且野口本人与庞德有私交,而庞德也推荐过很多日本诗人的作品,包括俳句、和歌与新诗。俳句对庞德的影响,可以从其早年的仿俳中看出来。然而,庞德并没有为初期印象所蒙蔽,他看出,“中国是基本的,而日本不是,日本是一种独特的兴趣,就像普罗旺斯,或除但丁外的意大利……”,他甚至认为中国之于美国新诗运动,就像希腊之于文艺复兴。他明白日本的文化源头在中国,并从汉学家比尼翁的“东方与欧洲艺术”讲座中得知“中国艺术之现代性”和“对生命在所有生物中不断延续的直觉领悟。”
帮助庞德采撷到部分远东意象的,当然还是1913年拿到的东方学家费诺罗萨师从日本学者森海南学习汉诗及日本戏剧时做的笔记。庞德此时不通汉语,但由此自学,直到1940年创作《诗章》时,汉字与中国意象已经占据其创作的中心位置。他通过中国绘画、瓷器、文化典籍呈现出来的一个东方国度,就像“东方的蝴蝶飞进我的阁楼,在地狱般的泰晤士河边”展现出“垂柳、怨妇、春”与“一位老人/端坐在中国一处/松荫下”。相对于丁尼生式的老态龙钟、矫揉造作的英语格律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境使得庞德等诗人轻松地完成了从欧洲象征主义诗歌爱好者向意象派诗人的过渡。庞德的“地铁车站”之所以选入大部分意象主义诗集,正是以古华夏的简约诗词和天人合一的简明哲学为支撑的远东意象造成的震憾效果。
源出中国的并不可靠的资料,使许多美国人明显把一个远东梦幻看作现实的亚洲国家,庞德本人也脱不开这样的信息羁绊。他以一种文化速记方式译出中国味的诗境:垂柳、宫女、桃花,松下智者,而这无不反映出远东意象对美国现代派的正面影响。
从诗法上看,庞德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找到意象主义标本。英诗偏重叙事和直接抒情议论,汉诗则直接描述对象,强调意象之营造与并置、叠加。但庞德误解了汉字的表意程度,依照自己的诗歌分类法(音象、形象、义象)划分汉诗,沉迷在“音乐特性”、“视觉想象的意象投射”与“词汇中的智慧舞台”中,把沉睡于过往岁月中的文明积淀误解为可以与西方文明相比照的文化现实,这样的时代错误只能解释为他对欧洲文明失望和强烈反战情绪的不合拍的宣泄。庞德专家艾里克・黑叶特在《庞德的中国梦幻》中说:正如《华夏集》所显示的,庞德对中国与中国人的重构更多基于幻觉而非事实。此时的中国在世俗层面看来已经毫无天真与魅力可言。庞德对于神州的狂热,竟然使弗莱契这样的诗人也深陷其中,满眼只见海鸥、苍鹭、舢板、幽谷、黄牛与宁静的田园牧歌。远东诗歌透露出来的曙光,竟然使大诗人雨果说:“东方热堪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希腊热相比。”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为何鲁迅说:汉字不亡,中国必亡(《门外文谈》),但相比而言,庞德把汉字看作完美的诗歌语言,却的确出自他对汉字本身的肤浅认识。
然而有理由相信,庞德的主旨并非反战,而意在借《华夏集》表达身处战乱和异国,伤时事、感遭际的忧思愁苦之绪。中国山水画擅于营造千山万壑中的孤人独旅,或孤舟独系的对比与空无恬适的意境,恰如叶慈所言:画中三贤同坐,其中之一身边有只鹿,另一个手持一幅滚动条,露出阴阳太极图。阴阳两极恒常交转,创造又维持万物。这样迥异于欧洲文明的田园风光和脱离世事的想象超然,正是庞德反对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心理构成要素。
庞德等意象派诗人所不甚明了的是,中国古典诗歌有严格字数和韵辙要求,意象迭加是必然之事,语法的连接有多重可能,意象的迭加是另一种隐喻。比如,意象并置:照影溪梅,怅绝代佳人独立(辛弃疾,《满江红・题冷泉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是宿》);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马戴,《灞上秋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汉诗中独有的脱体效果,使感觉细节与事物相分离,省略语法所需要的物主代词、冠词、系词、连接词,动词时态也无变化,均指向非特指事物,比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中国诗还有意安排自然意象以创造神秘气氛以取得抽象度,使象征意义清楚表现出来,古典汉语的这种经济和含混结合的敏锐性可以暗示潜藏的哲理。对庞德而言,古华夏如此这般的诗词处理方法不仅展现出神奇的经济效果,而且还是对老套英语格律诗的嘲讽,而这些诗歌底层映衬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却不是他所关心的。
三 远东意象与中国元素
在很多西方学者眼里,庞德是一位狂热的抒情诗人、执着的唯美主义者、专精的学者与患有强迫症的译者,他在中国诗的翻译、汉语学习与对远东意象的研究与营造过程中,的确抓住了他和意象主义诗人所需要的诗歌与文化精华,并在20世纪初形成浩浩荡荡的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将英美与欧洲诗歌推向不可逆转的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新地平线。
儒家文化圈在数百年时间里渐成气候的时候,印度佛教、基督教和本土道教(如萨满教)等信仰系统已纠结成难以理清的混合体,其最主要的特征还是无神论的,或非人格神的神灵宗教,众多宗教信条皆服务于作为伦理道德主轴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禅宗修炼、某些道家说教和儒家伦理之所以在一战之后的西方人眼里充满生机,一方面是因为孔孟之道和后来的“天人合一”理论,据说有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禅宗提供了灵修选择。在东方诗文与经典散射出来的情趣中,大自然本身被置于空蒙廖远、野趣横生的想象力巅峰,而一个纲常井然、和谐宁静的人类社会样态就被认为是天人合一理想的现实观照,不啻堪与西方文明对垒的理想之国。
这种从对唯一创造神的崇拜和对人自身罪性的永恒忏悔,转向对异类文化中对人自身智慧和修炼能力的希寄,正是一战前后文明悲剧引导的“气息转向”,是西方文明痉挛和文化宿命论的表达。正是这个原因,一代接一代的西哲文豪皆希望从远东意象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灵感。
然而,意象主义诗人在中国典籍或诗歌中看到的中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而是神州或华夏,是一个“神秘、遥远和浪漫的国度,”是理想化的产物。现代主义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便止息了,中西之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毕竟不可回避,西方人对远东意象的兴趣不再停留于田园牧歌式的神州大地与蕴藏其间的儒家典籍,而是一个现代中国的真实面目。秦汉以来血腥的农民起义与惨烈的政权更替史,以及大汉民族与周边“蛮夷”的暴力冲突,使一个儒家伦理无法维持的庞大帝国的真貌尽显无遗。此时,西方文人墨客所寄托的迥异于犹太文明或希腊文明的另类选择,呈现出远离理性、远离救赎的另一面。他们发现,仓颉造字,源于对鸟兽形迹之观察,庞德立为诗歌基础的那种想象中的表意文字,也并非汉字所依重的全部语源符号。他通过精当增删和英语谚语的妙用而营造出来的《华夏集》,只在伟大诗歌得以传承的一条铁律中方才得到正解:诗歌处在永恒的变形与翻译中,否则便死在原处。揭开神秘面纱的神州,毕竟不再是想象中的阿拉伯之夜。古神州被发现是一个藐视逻辑(白马非马)、否认时空(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器)、滥用智识、屡为蛮夷征服的虚假帝国。引用艾略特的经典名句:庞德是“中国诗歌的发明家”。
四 隐入历史的远东意象
文化史家爱德华・赛义德证实了艾略特的判断:远东是欧洲人的一项发明,西方人曾以为其文学与艺术是东方本身的真实再现。赛义德认为,远东学是西方人借助“政治、社会、军事、意识形态”和想象力试图控制东方的系统学科。我们从庞德诗学的不断地转向中看出端倪:他开创的意象主义诗歌是要追求“言语的清澄、精准与节俭”,这使他在中国与日本古典诗歌中找到灵感。但是,他早年的诗歌灵感曾得益于前拉菲尔派诗人、中世纪传奇文学和超自然哲学的影响,再后投身旋涡主义运动、以巴黎为中心的各色现代主义运动中,最终还是在寻求超验的灵性追求与探索俗世智慧的但丁及勃朗宁式忏悔诗中找到诗歌根基。奥秘、历史情结与对西方文明的现实思考,构成其《诗章》的精神主线,哪怕其间夹杂有他对政治与经济的多重思考。为推行意象派而乞灵于中国古典诗歌或远东意象只是其毕生灵性追求的一个阶段。
庞德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行为深恶痛绝,对各国银行家控制经济命脉并挑动世界大战以谋利的操纵本质怀有戒心,因而站在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一边,也因此被美国判处叛国罪,在圣玛丽医院关押12年。
可以作为观照的另一个实例是艾略特。他从一开始便对庞德的远东意象疑问重重,最终也走向强调西方文明的传统路线,不仅重返英国、皈依基督,而且还反复强调西方传统的核心价值。诗人艾米・罗厄尔说,各色人等向来趋向西方,但这是个圆形地球,人们终归还是要重归西方。质言之,庞德的远东意象只是其诗学创建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是梦幻中撷取的历史遗迹,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灵性实质迥然相异的西方文明的演变轨迹,远东意象已经沉入历史长河。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张剑:《翻译与表现:读钱兆明主编〈庞德与中国〉》,《国外文学》,2007年第4期。
[3]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4] Eric Hayot,“Critical Dreams: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Meaning of Pound"s China”.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an online website.
作者简介:李尼,女,1990―,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代基督教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