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曾“弟子三千”，同时也接受着墨家、道家等诸子的批评。那个被他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其实很适合他。他很真实，他的学说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孔子的失踪，是随着“百家争鸣”时代的结束和“大一统”体制的形成，随着他的“圣人”身份的确立开始的。孔子仁的智慧和情怀被颠覆了，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性被消解了，礼的等级观念和保守性被发挥到了极致。一部孔子学说的传播史，可以说，是在“独尊”的幌子下被阉割肢解、偷梁换柱的历史。
秦始皇是第一个扼杀孔子“仁”的学说的屠夫，其后是汉武帝。一个“焚书坑儒”，赤裸裸地扑杀士人的肉体；一个“独尊儒术”，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消弭于无形。汉武帝既非儒者，更非仁者，他发明的“儒表法里”的统治术糊弄了国人两千多年。孔子被镀上金身，却被抹去了仁者的本色；他被推上神坛，但思想的基座开始晃动，脚下的泥土日渐稀松。到“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时代，这个千年老店的货架上已塞满了假冒伪劣。
司马迁是第一个走进曲阜感悟孔子仁者情怀的史家。他对老夫子临终前含泪的吟唱充满了悲情：“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孔子是哭孔鲤英年早逝，还是哭百姓水深火热？是哭当局冥顽不化，还是哭自己无力回天？恐怕就连在场的子贡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陷入痛苦不能自拔，是因为思想太深刻，感情太丰富，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孔子长歌当哭的最终理由。
黑格尔是第一个从哲学层面掊击孔子学说的西方学界代表。黑格尔的理性哲学，把孔子学说礼的外壳当作了仁的主体，很容易让人想起马克思对黑氏哲学“头足倒置”的有趣比喻。黑格尔对孔子的批评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认为孔子仁的学说“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另一方面又认为孔子哲学是“国家的哲学”、“皇帝的宗教”。相对黑氏，韩非倒是触及到了孔子学说仁的本质，他对孔子推崇尧舜汤武之道竭力诋毁：“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韩非子・忠孝》）。作为专制政治的代言人，韩非表现出了对孔子学说仁的内核的恐惧。
如今的曲阜已无法寻觅孔子当时生活的真实环境，看到的只是历代王朝为孔氏家族营造起来的赫然大势。在孔庙，孔子当年居住的三间草房已荡然无存，巍峨壮丽的九重庙堂可与故宫媲美；孔府门前置有上下马石，除皇帝外，各级官员过此均须步行；孔墓已不是当年“封而不垅”的小小平坟，墓前篆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巨型石碑立于明正统八年；孔林占地三千亩，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氏族墓地，“三孔”面积超过了整个曲阜城区。孔子向往“天下为公”，但曲阜已俨然一个孔家的天下。
走进曲阜，与孔子有关的金字招牌随处可见，最吸人眼球的是矗立于市中心的一块巨型宣传标牌：“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向两千五百年前回首，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段话被注明出自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巴黎大会宣言》，是真是假，学者们莫衷一是。孔子的大智大慧就在他的大爱大憎之中，吸取孔子的智慧，就是回首他的仁的理想，拥抱他的仁者情怀。
二
一部《论语》言“仁”一百多条，其旨极深，所涵甚广。简言之，仁就是“爱人”。孔子爱人，不是爱一小撮，而是“泛爱众”，爱一切人。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卢梭说“有钱人永远不是穷人的朋友”，对理想的憧憬和对现实的批判相反相成殊途同归。西方思想界认为，古罗马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泛爱是近代人权理论的思想来源，而孔子仁的呼唤在埃皮克提特六百年前就早已石破天惊。遗憾的是，孔子的子孙们睡得太沉，昏昏然整整二十五个世纪。
孔子仁的最高本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基础情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绫罗锦缎酒醉肴饱，别让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住高堂大屋，得让大家都告别茅草房；你既恋生，就别让天下百姓去送死。孔子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他人，较之西方“利人以利己”的“黄金律”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1793年，罗伯斯庇尔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格言写进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但罗氏的仁者情怀有些可疑，他后来的“红色恐怖”恰恰违背了孔子仁的宗旨。
孔子是仁的倡导者，更是仁的实践者。《论语・卫灵公》描述：孔子接待一位来访的盲人乐师，将他扶上台阶领入坐席，挨个介绍在座的各位。仁者情怀不是高贵者的装腔和伪善者的作秀，它是对弱势者的体恤和对苦难者的挚爱。《孟子・梁惠王上》记录了孔子一次愤怒的骂娘：“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仁者情怀不是对杀戮者的顶礼和对征服者的膜拜，它是人的生命的呐喊和人的价值的关怀。《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的狗死了，吩咐子贡说：“我听说，‘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穷得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了吧，别叫它的脑袋露着呢。”仁者情怀不是对人类伙伴的蚕食和鲸吞，它是对万物生灵的温情和善待。
仁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为政之道。《论语》记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冷冷地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季康子问孔子“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反对说：“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鲁哀公觉得开销不够，想增加赋税，孔子教育说：“百姓富有，国君怎么会不足呢？百姓不足，国君又怎么会富有呢？”季康子怕人偷窃，请教孔子，孔子谴责说：“那是因为你贪，你不贪就是请人偷也没人稀罕！”孔子不少话被奉为经典传之后世，但他对国君和权贵们的这些话却很少被人提起，是统治者听着反胃，还是后生们说着心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这种湮没只能是短命的封冻，冰层下是涌动不息的民心的河床和日夜流淌的孔子的那番话语，那股清新那种风骨那份高贵！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孔子入仕，是要把仁的理想引入政界，用他的仁者情怀感化和改造统治者。孔子带着天真走进官场，四处碰壁是理所当然的事。孔子死后，鲁哀公亲往吊丧致辞，对鲁哀公的虚伪，子贡十分反感：“生而不用，死而诔之”，追悼会陷入僵局。孔子亦政亦学亦官亦士，其生存状态有点像生物界的水陆两栖。这种官场中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在春秋战国已勉为其难，对秦汉之后专制下的读书人简直就是梦呓，千百年来士人为官其悲剧根源于此。
三
车辚辚，马萧萧，孔子凄凄惶惶奔波于列国的黄尘古道。马车上驮着书籍，载着思想，唯独没有时下跑官者车屁股里藏的硬货，以及衣兜里揣的现金和股票。孔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满腹经纶却饥肠辘辘，思想的砖块敲不开官场的大门，“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美丽的童话，书生意气指点江山说说而已。
鲁迅先生在一篇题目长达三十五字的文章中考证，孔子的胃病源于他痛苦的政治旅行。鲁迅说那病的名目叫“胃扩张”，老夫子吃着含沙带灰的麦粉，颠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从医学的角度看，更像是“胃下垂”。鲁迅的诊断，大概是出于政治的思考，孔子的精神快餐让统治者消化不良，胃功能减退，“胃扩张”与“胃萎缩”构成了不同人等相互对立的两个毛病。就像穷人往往贫血，而达官显贵则多患“三高”之类的富贵病。孔子长年奔波而年逾古稀，没有因胃病倒在列国途中，但他的思想生命却被扼杀在统治者的手术室里。“仁”的萎缩和“礼”的扩张是孔子学说的最大悲剧。
孔子学说确实存在着“仁”与“礼”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隐含了孔子学说的某种危机，从而为历代统治者以礼教封杀和取代仁学埋下了祸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仁是核心内容，礼是行为规范；强调“仁而不仁，如礼何？”认为失去仁的内核，礼只是无意义的空壳而已。孔子“复礼”，不是一味地恢复周礼，而是在溯古中创新，按照仁的精神有所“损益”。孔子告诫统治者“礼，与其奢也，宁俭”；他提倡“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对周礼的改造。夏代的历法方便生产，殷代的车仪节省开支，孔子反对滥用民力增加群众负担，仁是礼的精神依归和永恒主题。
孔子是“礼”的鼓吹者，也是“礼”的受害者。孔子名丘字仲尼，《孔子世家》考证，孔纥与颜氏“祷于尼丘得孔子”；《史记索隐》说与孔子奇特的脑型有关，“顶如反宇，中低旁高”，形如丘壑。孔子“野合而生”，这个睿智的生命是花甲老翁与花季少女的结合，当孔子还在腹中躁动，就受到了礼者的歧视和非议。孔子的礼，经过汉儒的演绎和朱熹的改版已变得非驴非马，鲁迅透过字缝看出这礼教满纸写着“吃人”，再冒出林彪“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孔子的马车成了历史的倒车，马车上“累累若丧家之犬”的老头儿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祖师爷。
李大钊先生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道：“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位先驱者坚持认为，真实的孔子不可抹杀，“生存于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史学要论》）。在对待先辈思想学说问题上，即便是充满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也十分慎重，从不轻易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被拯救出唯心主义的黑洞，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挣脱了形而上学的枷锁，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让孔子背着“复礼就是复辟”的黑锅。
四
孔子仁的学说不是宗教，他的仁者情怀不是天国里缥缈的神学教条，它植根于人类的心灵深处，富于理性，饱含人性，充满诗性，是人世间真的谛悟、善的情感、美的境界。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孔子登山临水，从中感悟宇宙精神和大自然的智慧，山与水寄托了孔子仁的理想和情怀。《尚书大传》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对山的评价：“出风云通乎天地之间，草木生焉，鸟兽繁焉，财用殖焉，四方皆伐每无私予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生出的是一种济世安邦的感慨和拔地通天的自信。孔子曾这样赞美水：“美哉水，洋洋乎！”是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还是因为水“不舍昼夜”，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逝者如斯夫！”孔子这句话从春秋到现在，从泗水到长江，流进了毛泽东的诗词。
“仁者必有勇”（《论语・子罕》）。《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跟随鲁定公参加齐鲁夹谷之会，齐国企图劫持鲁君，孔子挺身而出，“齐侯乃归所侵鲁之田以谢过”，“谢城”由此得名。孔庙《圣迹图》有一幅描绘孔子蔡国被困的石刻：天上彩云绕日，彩云下是一群乱兵，包围圈内是孔子的课堂，课堂外刀光剑影。孔子打着拍子唱起《诗经》：“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徘徊旷野，是何缘故？”颜回的回答最让孔子满意：“老师理想太高，所以到处不能相容，不相容有什么关系，不相容正好考验仁人君子！”孔子甚至想流亡海外，推销他的政治理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表达出的漂洋过海的大胆念头。德国学者毛来福鼓掌欢迎：“孔子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孔子被英国《人民年鉴手册》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美国旅游胜地大峡谷有一山被命名为“孔子山”。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忧道”，相对于物质的匮乏，他更忧虑思想的贫困；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他关注的不是怎样让富人的财富变得更多，而是如何使穷人的数量变得更少。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罗贝尔・于认为：“当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消费着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财富时，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显得格外年轻。”清人纪晓岚在孔府门前明柱上题写了一副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富”字故意少了一点，取孔家“富贵无顶”之意。较之罗氏之于马克思，纪大才子对孔子误会了，老夫子追求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是多样的统一化合，“同”是单一的重复叠加。“和而不同”是日月之行阴阳之交，是君子之风浩然之气，是宇宙生命和人间正道的本源；“同而不和”是帮兄弟，是小圈子，是窝里斗，是同性恋。孔子认为，对待思想和文化的差异应心存包容，既独立自由，又海纳百川。济宁武氏祠有一幅《孔子见老子》的石刻，孔子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子面前。尽管孔子对道家学说持保留态度，但他对老子的智慧和教诲还是充满了感激和赞美。孔子认为“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提倡“有容乃大”，反对“好为人师”，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孔子见老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的美好图景。
五
一部文明史，可以说，是人类在二律背反中前进和迷失的历史。仅二十世纪，全世界就有一亿七千八百万人死于战争，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目前，全球仍有七亿七千七百万人处于饥饿，超过四分之一的鱼类被过度捕捞，近百分之二十五的哺乳动物和百分之二十的鸟类濒临灭绝。我们朝思暮想拥有一切，可曾想过要拥有一颗仁爱的心？我们踌躇满志迈向太空，可曾想过赖以立地生根的精神维系又在哪里？
我们以科学理性自诩，但重强力轻道德的否定性因素正在我们体内潜滋暗长；我们强调追求至真，却忽略了人心的向善；我们声称智慧而且强大，足以君临天下征服一切，但面对自身的精神困惑和心灵危机却无以自救。人类的文明成果正一天天被我们掏空，失去了爱的内涵；尽管“让世界充满爱”被唱得山响，但热闹的背后，爱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孔子的思想原点回归，既非趋时，亦非迷古，而是面对现实探寻新路。
爱因斯坦晚年有这样一段对自己的回顾：“有三种情感主宰了我的一生：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相对于爱因斯坦杰出的科学贡献，他的这些美好情感，以及这种情感所蕴藏的智慧，则是一笔更宝贵更永恒的财富。如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难以囊括一切物理现象一样，孔子仁的学说或许也难以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他的仁者情怀所体现的智慧，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全人类所能普遍认同的情感基础。舍此，我们将永远徘徊在人性的荒漠，而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首先必须是爱的绿洲。
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或许是我们人类赖以自救的途径之一。孔子的睿智，在于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爱的觉醒，在于以平和的心态和平等对话的方式，在“百家争鸣”中启蒙和激发人们的爱心。孔子从未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拯救人类的新福音，从未向谁强行推销或兜售某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是汉武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还是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的努力，都没有能使之成为普世信仰。恰恰相反，孔子学说传播过程的官学色彩和非民间化，反而造成了人们对它的警惕和怀疑。陈独秀说：“孔学亦以独尊故，而日形衰落也。”（1917年2月1日《致常乃德的信》）这是一个被历史证明了的教训。
思想的繁荣以自由为基础。再好的学说一旦进入欺行霸市，成为强买强卖，都会变得形迹可疑。孔子学说正是这样被扭曲被颠覆的，真实的孔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失踪的。爱的智慧就其本质，是内在的觉醒而非外在的强加，是精神的自由而非思想的禁锢，是价值信仰的多元选择而非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任何以救世主自居的奢望，任何垄断思想称霸文明的企图，都有悖于我们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而这种奢望和企图本身，就已经走向了仁者情怀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