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一九三三年起流亡国外，一九四八年返回故土。伴随着他度过这一段艰难岁月的有一幅孔子画像。接连不断的辗转迁移，画像严重破损，但他不忍弃之，让人修复，存至逝世。除了这幅孔子画，他在多年流亡途中还随身携有一本墨子书。此书由他的朋友、汉学家福克(A.Forke)译出，名为《社会批评家墨子及其门生的哲学著述》(一九二二)。受此启发，他为后世留下了在其全集中占有一百八十多页的、假托墨子所写的《成语录》(Buch der Wendungen)。这是一部大多以对话形式写成的哲理性论著。布莱希特本人这样介绍：
《成语录》是利用了查尔斯・斯特凡(Charles Stephan)译自中文的英译本转译成德语的。它不属于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尽管其核心来自墨子。墨子的理论曾被儒家学说几乎完全排除，于上世纪重新出现。它的某些观点使人想起某些西方哲学思潮，并感到几乎是现代的。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查尔斯・斯特凡这个人，所谓的英译也属子虚乌有。布莱希特用了托名藏真的手法。究其原委，似有让自己这本书混迹于当时层出不穷的德译中国典籍行列之意。不过，开卷细读，即可发现，上引开场白中有关原著的话仅是戏言而已。因为书中所载并非墨子成语，而多系布莱希特本人借墨子之名对西方时事政治的思考与评论。出场人物除墨子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黑格尔、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孚希特万格甚至希特勒等。他们都分别有自己的中国名字。
尽管如此，书中人物的有些观点，时有同墨子相似之处。比如在《卡・梅关于意识依赖性的话》中有：“墨子教导，卡・梅大师说，意识受制于人类生产必需品的那种方式。他对人类在自己头脑中，而不是在经济中，继续把自己从经济立场上解放出来表示拒绝。”
卡・梅在《成语录》中是马克思的中文名字。布莱希特在这里借墨子转述的是马克思关于物质决定精神、或经济基础决上层建筑的思想。墨子本人没有在这种现代意义中讨论过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不过，他曾以相似的辩证思路论述过道德准则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墨子・七患》中有：“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布莱希特看来颇有同感。他在《三角钱歌剧》(一九二八)中的一则名言是：“先要吃饱，才有道德。”(高士彦译，载《布莱希特戏剧选》上69页)
就布莱希特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建立了伟大的理论，但似乎忽视了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而这正是中国哲学家们几乎唯一探讨的东西。”(Adrian Hsia，Bertolt Brechts Rezeption desKonfuzianismus，Taoismus und Mohismus im Spiegel seinerWerke)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布莱希特在《成语录》中多处谈论功利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在《糟糕的年代》中，他让墨子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但愿许多人赞同公共团体的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关心自己的人同时也关心公共团体。”(布氏全集，法兰克福版，第十二卷433页，以下引文均见于此书)在《油漆匠的格言》中有：“个人利益越多，共同利益也就越多。”(442页)另外在《关于利己主义》中又有：“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中，利己主义有益大众。”(492页)
孔子认为，利同义是水火不容的两样东西，所以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说。墨子则相反，他公开倡利：“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并且，他很重视“利人”：“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非攻下》)但同时，他未忘“自利”。这尤其表现在他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上。他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尚同下》)他还说：“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墨子》中的这些话，同上引布莱希特《成语录》中的有些话意思的确很近。
不过，在读布莱希特的这些“墨子语录”时，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就在上提《油漆匠的格言》中，还有一句话：“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441页)这看似符合墨子思想。但从《秩序与混乱》一文中可以看到，这句话原来出自胡一即希特勒之口。布莱希特接着借墨子之口批评道：“根据胡一的观点，他就是国家。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胡一的利益高于每个公民的利益。”(492页)布莱希特曾在《写真理的五种困难》(一九三四)一文中，以孔子的“正名”手段，抨击法西斯滥用语言。(231页)在这里，他又让墨子以其“自利”原则，揭露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令人叫绝。
此外，墨子在《成语录》中承担的政治任务要比孔子大得多。在《关于不受欢迎的外人》中，布莱希特让他借明朝皇帝“让”清入主中原的“宽洪大量”，批判法西斯的排犹运动(444页)；在《人的全面教育》中，借墨子之口，批评纳粹利用广播这个现代传播手段愚弄群众(491页)；在《土地》中，则让墨子继承孔子传统，对那些被法西斯滥用的词汇，如“土地”和“血”等进行正名(517页)；在《生存空间》中，又让墨子怒斥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为“死亡空间”(535页)；而在《苏国中的矛盾》和《尼恩的法律》中，甚至让墨子对苏联的政体和斯大林(即尼恩)的政策提出某些置疑。(524―525，535页)
墨子学说相当丰富，除了从社会存在看人的意识及讲“交相利”等内容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兼爱、非攻、尚贤、贵义、天志和非乐等思想。对于这些，《成语录》大多未加涉及。相反，此书还牵扯到其他一些中国哲人及其思想。比如，评论孔子的《教师的成功》，旁及庄子哲学的《关于哲学思考的不同方式》以及提到杨朱哲学的《论利己主义》，均出于此书。特别是老子关于道德仁义纯属病态社会反常现象的理论，在《成语录》中多次出现。《在一个国家中不需要特别的道德》一文中有：“在那个特别需要道德的国家中，管理太糟。”(456页)接着在《正义的道德》中还有：“在管理良好的国家中，不需要特别的正义。”(456页)较完整地体现老子这一思想的是《一个不需要特别道德的国家》一文。其中写道：
一个人民自己能管理的国家，不需要特别杰出的领导。一个在那里不会受到压迫的国家，不需要特别的对自由的热爱。不感到非正义，人们不会去发展特别的正义感。不需要战争，也就不需要勇敢。机构完善，人不用特别完善。(520页)
而老子则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老子这段话，既有对儒家空谈仁义道德的讥讽，也有对当时社会日趋没落的批评。联系到布莱希特竭力抗争的第三帝国，这不也同样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么？
布莱希特《一个不需要特别道德的国家》一文，对《老子・十八章》的借鉴是十分明显的。这也表明了他在《成语录》一书中接受中国思想的一种典型方式，即不作直接引述，代之以溶化再创。但有人却在《成语录》中发现了几段《墨子》语录，这是令人惊讶的。①事实上，研究者们至今费力找到的布莱希特援引《墨子》一书的唯一证据在《四川一好人》中。此剧第八幕“崔达的烟厂”中，杨太太说：“古人道，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②此语出自《墨子・非儒下》，而布莱希特的德语抄自福克的德译。
批评界对布莱希特与中国这个题目已有众多论述，并形成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即以为，给予布莱希特最大影响的中国哲人是墨子。其主要依据恐怕就是这里讨论的《成语录》。这种观点高估了墨子在布莱希特创作中的地位。因为，《成语录》事实上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受到墨子思想的浸润。书中除了有老子、庄子和孔子等人的思想痕迹外，作者在更多情况下只是假墨子之名，述本人之思。就是有人费力组织起来的个别材料，以说明墨子对布莱希特的感染，也很难归诸于墨子。比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以及《四川一好人》中“好人受难”的母题，与其说源自《墨子・亲士》中的一段话(其原文为：“今有五锥，此其，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术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不如说来自他本人在《四川一好人》中亲自引用的出自《庄子・人间世》的那个寓言更合适。所以，若谈布莱希特最关注的中国哲人，就其包括《成语录》在内的整个创作而论，老庄而已，实非墨子。
①参见吕龙霈：“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哲学”，载《读书》一九八三年第八期。此文可能把Yun-YeopSong一九七八年在德国波恩大学的博士论文《布莱希特与中国哲学》中所引福克译墨子语录误读为《成语录》中的有关章节。
②目前此处流行的汉译为：“贵人若巨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见黄永凡译《四川一好人》，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122页。此译与德语原文出入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