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我在北平上初中。开学后没有几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看到报上的头条消息:“日军炮轰北大营，沈阳沦陷”。这使我产生了“大难临头”的悲愤心情。
1934年夏，我考取了北平师大附中上高中。在高一时，我是个埋头读书的学生，图书馆里的《万有文库》和丰富的藏书给了我许多知识，尤其是关于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科学事迹的文章启发了我学习物理学的强烈兴趣，萌发了一个想当物理学家的愿望。
我上高二时，时局动荡日益加深，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搞了个华北事件，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然而，蒋介石政府却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热衷于打内战。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终于在1935年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至今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二・九”的第二天早晨，班上同学刚到校，正围着火炉吃烤白薯，忽然听到李琦慷慨激昂地讲述起头一天群众示威冲破军警重重阻挠，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的壮烈情景。这对我是一声惊雷，引起了我心灵上的极大震动：再也不能只顾读书，不顾国家兴亡了！确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临头。我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初，我参加了一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组织的下乡宣传。我们的小宣传队出了阜成门，到了铁路旁边的一个小村，刚刚召集来一些群众，还没讲上几句话，就被警察包围起来，不容争辩，就被押回学校。这第一次的斗争实践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国民党当局竟然不许向老百姓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这是什么政府啊？于是，我愤而参加了民先队。当时师大附中的民先队组织是北平各中学中最大的一个。
1937年6月底，高中课程上完了，同学们都紧张地投入复习，准备参加高考。7月7日晚间，我正在家里复习，突然从西南方向传来了一阵阵轰隆轰隆的声音，开始怀疑是打雷，但天空晴朗，没有一丝雷雨的征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了！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搬迁到大后方的西南地区。1938年春，我去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土木工程系，后转到物理系。
当时也想安安稳稳地学习，将来当个科学家。可是，不革命，国家就没有出路，许多同学都参加了学生运动。
1939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天开始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我在联大很活跃，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在昆明要逮捕一批进步学生，由于我上了黑名单，按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安排，我从昆明疏散到滇东地区，任泸西县委书记。1942年春，我又奉命调离云南，到重庆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分配工作。
我在一个清早，按照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嘱咐，走上了重庆化龙桥的一条山路，直奔红岩嘴山坡上的那栋小灰楼。到了门口，看到佩戴着18GA臂章，穿着灰军装的警卫人员，才松了一口气，“啊，到家了！”
在传达室，我用约定的口号说：“找柯参谋。”一会儿，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同志出来接待我，他问了几句诸如“从哪儿来”的话，就上楼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过了十来分钟，钱瑛大姐微笑着走进屋来，和蔼可亲地和我谈了一个上午，她问到我的简历、工作情况和社会关系。
那次我在红岩大约住了两周，看了有关整风运动和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几篇文章，还听钱大姐传达了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根据大后方的情况所制定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原则，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习，争取成绩优异，在各部门工作的党员要搞好本身的业务，所有党员都要广交朋友。这样，逐渐积蓄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组织战斗。
至于我的工作，钱大姐说，打算派我到贵州去。她要我先给在贵州安顺军医学校任细菌系主任和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的堂兄李振翩写封信，看看能否在贵州给我找个职业；如果能去贵州，三个月后估计可以站稳脚跟，就给南方局来信，以便再派人和我一起执行重建贵州党组织的任务。
我于1942年“五一”前夕到达贵州安顺。李振翩安排我在他的血清疫苗研究所任技佐，负责做生理盐水。这样，我在贵州就初步站住了脚。过了三个月，我给钱大姐用暗语写了信。
1942年8月，南方局派赖卫民带着从外省转到贵州去的12个人的党员关系来到安顺，要我查找这些人，接上关系。我们这一级组织没有什么名称，只是由赖卫民和我两人负责，赖处于第二线，我在第一线。由我出头，去接这些党员关系。
我利用暑假一个个去查找。结果，只在贵阳、安顺、遵义三个地方找到了5个同志，接上了关系。然后，我去红岩，向钱大姐汇报。她严肃地对我说，前几年贵州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是从省委机关破坏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楚；你们如果接触到原来贵州党组织的人，绝对不要发生横的联系。
李振翩在20世纪20年代时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搞过学生运动。解放前夕，他去了美国，成了著名的细菌学家。他是小儿麻痹疫苗的发明者。1973年他回国探亲，毛泽东接见了他，周恩来还为他当年对我起过掩护作用表示了谢意。
1943年春，李振翩对我说，你还应该去学习，就是将来共产党当了政，也需要学工的。他建议我学工，最好学电。我和赖卫民也觉着在军医学校活动不方便，不如去上大学，有寒暑假，便于活动。于是，我就化名李振铭，在1943年夏天考入了在抗战时期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
当时，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湄潭一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曾经播下了很多革命的种子，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于1943年秋到湄潭，去永兴浙大新生部报到。当时，从湄潭到永兴没有长途汽车，只能步行，我请了一个挑夫帮我挑行李。我看过《西行漫记》，知道红军长征路线大概是经过这里的，就打算从挑夫那里了解些情况。
开始那位挑夫不吭声，后来知道我是到浙大念书的，是个穷学生，就和我谈了起来。原来他当年为红军搞过运输，他一路跟我讲，红军从哪儿翻过山岗，往哪个山头走去，一直讲到我们到达永兴镇。浙大同学在那里还看到过红军墓。后来我们到遵义金顶山玩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庄喝茶，木板门都是熏黑了的，仔细一看，还可以依稀看到“红军万岁”的标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长征确实是播种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浙江大学本身是有革命传统的。从“一二・九”运动一直到抗战期间，学生运动是不断的。迁到贵州后，虽然贵州是国民党的“模范省”，反动统治特别严重，与当时的云南、四川都不一样，可是就在这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浙大仍然有不少进步同学在进行革命活动。有些人直接与《新华日报》联系，在浙大建立了“据点”，还有一些失掉组织联系的党员在起作用。
我们按照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工作方针以及“三勤”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等原则，在浙大开展工作。利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有利形势，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利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反动教员，发展进步力量，广泛团结正直、爱国的中间群众，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
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蓄起力量，到1945年，中共党员从两三个人发展到十来个人，周围的进步骨干发展到一百多人。特别是浙大迁回杭州的1947年，以这些人为核心，马上就开展起了广泛有力的群众运动。这种力量积蓄的威力在贵州时期还不大明显，到了杭州就比较清楚了，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说，是在贵州时期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全国解放后，许多同学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专家、学者，他们大体上也是在贵州时期的斗争实践中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方向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1946年春，浙大开始迁回杭州。南方局决定把我调回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5月3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飞抵南京。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南部中国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移到南京。
1946年5月的一个晚上，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为我和陈浩结婚举行了一次茶话会。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还在他们的那个小圆桌上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使我们这些从地下党环境调到公开机关来的人感受到一种特殊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刚到南京，我曾被临时分配帮助恩来同志看报纸。当时，每天要看南京、上海等各地的几十种报纸，用红笔把重要信息特别是有关周恩来的消息画出来。这期间出了一点差错：有一次，恩来同志把我叫去，指着我画过的一张报纸问，“这是你画的？”我说“是”，他不高兴地批评说：“这标题上有周恩来，而内容根本没讲与我有关的事。你要认真仔细啊！”这个“要认真仔细”的批评和严格要求，教育了我一辈子。
在梅园新村，我在青年组工作，任务是联系中央大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在南京这个中共基层力量十分薄弱的地方，建立一些据点，发展“新青社”一类的进步组织。
我到代表团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身在公开机关要到外边去接关系，联系进步青年，如何摆脱特务的盯梢，如何对付特务的威胁。钱瑛大姐告诉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讲了很多办法）甩掉盯梢的尾巴，才能去接关系；如果遇到特务的威胁，一定要沉着应战，必要时可以亮出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公开身份，并且要随时准备好“口供”，以防万一。
有一天，我约了两个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在玄武湖划船，在荷花深处热烈争论起来，引起了岸上巡视的特务的注意，当我们一下船，就被盯上了。我们一出玄武湖，马上走进旁边的交通部，从后门的小胡同分散开，甩掉了尾巴。
6月23日下关惨案发生后，我们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借“苏北难民”的名义来代表团捣乱。梅园新村顿时投入紧张的应变准备，一方面加紧布防，一方面对机关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由廖承志、钱瑛、刘宁一等坐过牢的老同志讲监狱斗争的经验。同时，让在南京有可以掩护的社会关系的同志暂时疏散出去。钱瑛大姐当即让我去堂兄李振翩（那时是国民党军医学校的负责人之一，军衔是中将）家隐蔽起来，直到形势缓和下来，才来信叫我回去。
当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钱瑛大姐常常讲起黄励烈士、帅孟奇大姐、夏之栩大姐、章汉夫同志等革命前辈在监狱中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她尤其钦佩黄励烈士，但她非常谦虚，从来不讲自己的光荣斗争历史。我后来才知道，钱瑛大姐就是湖北洪湖赤卫队所在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潜江县委书记，是《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原型。
1946年秋，中央大学等学校陆续迁回南京，新青社的一批进步学生陆续返校。这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一些新青社骨干纷纷要求入党。钱瑛大姐听了我的汇报，认为时机成熟，可以开始发展党员。于是，在她亲自领导下仔细地逐个研究，决定先发展颜次青入党。这样，在中央大学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高学府的内部就开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46年10月，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开始分批撤退，我和陈浩于10月16日随齐燕铭、范长江等同志撤回延安。
责任编辑 任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