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音乐依旧绵长激越 激越昂扬的音乐

  夏季主持:张艳梅   嘉宾主持:张丽军 马兵 房伟 赵月斌 肖 涛      盛夏来临,在汹涌的热浪中,文学能否带给我们一片内心的清凉?走进这一季的小说世界,作家的思考,呼喊,郁结依旧,多少人在争得生存的痛苦中挣扎,多少人在朝向灵魂救赎的路上跋涉?历史与现实,在文本中并没有诞生崭新的形象,古典和浪漫,在大众话语的喧哗中隐身而退,有些现实就像幻觉,有些想象真实得令人心惊。小说家们似乎厌倦了装腔作势的谎言,人,生活,还有命运,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潮流中,渐渐显露出内在的裂隙和巨大的自我重塑的吁求。
  王祥夫《音乐》,《山花》2011年第9期。小说不动声色地交代了乐手几米和邻居之间的矛盾,冬天最冷的时候,深夜演出晚归,黑沉沉的寒夜,知道来新房换淋浴器的父亲在楼上,几米和小陶两个人轻手蹑脚小心翼翼睡着了。也不是没有听到声音,却没有起来查看。父亲被反锁在阳台上。在寒风中不忍吵醒儿子。直到第二天不幸发生。这个小说情节很简单,父子情深,一门之隔,冷暖自知,彼此担心吵到对方,最后悲剧发生无可挽回。父亲以前是工厂的技术员,几米是小乐队的鼓手。小说没有刻意强调这些外在身份界定,而是以内心绵密的亲情为故事的动因和叙事的推动力。父子都在场,也不存在沟通的文化和心理障碍,在父子之间若有似无的那一段模糊的空白,追问起来,却会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在后现代语境中,生存作为一种消极的状态,很难自内而外建构起自身的伦理意义,每个人面对身处的环境都在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使外在的生活看起来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和接受能力,而这种调整往往使内心生活向更深处回撤,然后,不得不以想象的方式缓解两个世界的紧张。《音乐》以迂回的方式表现父子的爱,对这种爱本身未加渲染,探究悲剧的缘起也不是作品重点,几米的生活状态更具备文学意义。作者的叙事就像一段音乐,每一个音符流动跳跃似乎很欢快,稍一凝神,就听出了其中隐藏得很深的伤感。幸福生活的塑造和小说叙事情境的营造有着内在的相通气息。音乐在小说中是个介质,是几米和世界关联的方式,也是生存幻觉的艺术化。生活和理想之间,黑夜和白天之间,总有一些晦暗不明的东西,暗中左右了命运的走向。音乐占据了几米的听觉,替代性地填充了他的生命感觉。直到悲剧发生后,几米的音乐凝固。那种原本隐在生命深处的悲伤终于放大湮没了生活本身。小说的深层思考从几米破碎的世界浮现出来。
  王祥夫《真是心乱如麻》,《上海文学》2011年第5期。这篇小说同样在现实关怀之上,有一个伦理的视角。小说写一个普通的女人,九年前下岗成了保姆,那家人全家都去新西兰定居。惟独留下母亲,让保姆照顾。九年中,房子主人只回来过三次。保姆是独身,丈夫早就死于工厂锅炉爆炸事故,她也没有子女,和那个老人两个人就像相依为命的亲人。直到有一天,老人死了,保姆不肯告诉她的家人,而是把那个房间密封了。小说有着王祥夫一贯的底层关怀立场,这个没有生活保障的保姆,其实是被社会抛弃了的个体,和那位被亲情和家人抛弃了的老人一样,两个人有着类似的处境。虽然在这二人的命运和生活里,看不出作者尖锐的批判,却可以感受到沉重的质疑。尤其是保姆最后做出的隐瞒老人去世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有地方住,有饭吃,还因为九年来,这个人是她惟一的“亲人”。在保姆这个人物身上,有着生活和灵魂的双重创伤,有着作者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反思。小说结尾有两处细节:“她把那副假牙仔细包好,然后把它轻轻放在了老太太那间屋的门口,远远看过去,是那么黄黄的一小块儿。很长时间,它就一直被放在那间屋的门口。从楼上下来去厨房的时候,她总会朝那边看一眼,然后急急走开。她现在是吃在上边住也在上边,平时很少下来,下边这一层除了厨房,地板上都已经蒙上了很厚的一层灰尘。”其实她的生活一直蒙着厚厚的灰尘,老人去世后这层灰尘从内心漂浮而出,覆盖了整个世界。王祥夫小说风格独特,有着独具魅力的审美建构,悲与喜都克制,珍爱与愤怒都深藏,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平淡处蕴锋芒,在细节处理上尤其能见四两拨千斤的功力。王祥夫小说在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生命的伦理思索,对人的体恤关怀,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的观照,还有对内在的精神遭遇和情感折磨的直面。
  杨邪《楝树墩》,《百花洲》2011年第2期,《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转载。小说以楝树墩的个人命运为主线,写出了普遍的历史感、时代感和痛感。两个时代: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个人时代,楝树墩昂首挺胸光芒四射。90年代是世俗主义的庸众时代,楝树墩生存艰难日渐灰暗。两种策略:一是理性审视。以摇镜头变换视点,“我”,“众人”对楝树墩的注视,“我”对生活的理解。时代变迁,生活拷问每一个人。二是情感带入。以身临其境的诚挚拥抱人物,和他的命运。大时代中的小细节,严肃思考中的感性投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篇小说不仅饱含真诚的现实关怀,还有很深的人的关怀在里面。小说写出了时代的变形。背信弃义的连长,冷漠麻木的领导,围追堵截的城管。时代自顾自向前去,虚假的繁荣掩盖着普通人生存的艰辛,生存的外在环境日益恶化,作为一个曾经的英雄,在与现实对抗的一瞬间,成为罪犯。个人的悲剧带有偶然性,而时代的悲剧则带有普遍性。楝树墩经历的一切是他个人的,而带给他的这一切则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强大的生命力战胜了敌人的枪炮,在现实面前不断消磨,最终倒在自己城市管理者的暴行之下。小说在这一对照中,隐含着强烈的质疑和反讽。小说还写出了深刻的悲悯。正义和公平从来不屈于底层,求告无门的折磨,左冲右突的挣扎,“我”站在楼上的视角是居高临下的,楝树墩的突围更像一场表演。而甸村才是真正回到脱下城市外衣的自我,那只忧郁的老猫是内心的自我投影吗?作者饱含人道主义情怀,为小人物立传,为不义的时代写下含泪带血的墓志铭。在生活的对抗中,眼睁睁看生命的消融,终于还是无路可走,面对无法突围的世界,个人的反抗只有死路一条,枪口曾经毫不迟疑地对准敌人,如今对准了城市的执法者,这个动作有多么巨大的震撼力,谁能想得到?
  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小说写一个监理工程师和一个瑜伽教练的生活。不算底层,但是活得很累。两个人在梦中一个变成了马,一个变成了蝴蝶。然后是现实和梦境缠杂在一起,主人公逐渐领悟到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小说选择这两个人物很有意思,监理师忙于工作不停加班,而且责任重大每天被责骂疲于奔命,巨大的压力下,渴望出逃,回到大草原自由自在,这个比较好理解。而瑜伽教练给客户上的是心灵呼吸课,是一种在大自然中回到婴儿般纯净的状态,然而也在梦中被大雨淋湿,被鸟儿追食,那种恐惧感似乎驻扎在心灵深处,无法自我克服。单就象征用法,这个在卡夫卡那里人变成甲虫爬行,抑或变成野鸭子飞走,并不新鲜了。邓一光同样抓住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存在的状态和背后的深渊,以及生命应有的自由状态;小说的独特之处,不在那个监理师,而在那个瑜伽教练;不在生命状态的呈现,而在于生命本质的探索。
  路内长篇小说《云中人》,《收获》2011年第3期。这篇小说不是众多读者期待的《追随》三部曲的落幕之作,题材上也略有差异,但总体风格基本一致。只是时隔三年之后,路内的思考更加深入,文风也更洗练,具备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和穿透力。路内自己说,这是个有关杀人狂的惊悚小说。也有人说,读了之后的确觉得很恐慌。不过,如果,不被侦探小说的阅读思维牵着走的话,这部长篇不是给我们讲杀人破案的故事,或者说,这个小说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探究、讲述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哲学。小说以一个计算机系男孩夏小凡的大学生活为主线,展开的是一群年轻人混乱,迷茫,渴望爱,拒绝堕落,浸透着情欲,承受着压力的生活。世界是扭曲的?时空是扭曲的?心理是扭曲的?我们都不过是一个按键人,头顶和背后悬置着随时可能突然袭来的暴力,而脚下则是深不见底的井。在与生活的冲撞中,有妥协,有撕裂,也有死亡,青春,面对被强拆的世界,面对无休止的噪音,就像一面镜子跌落在冷硬的世界底部,或者以肉身和心灵同时撞向那堵高墙,生活能给我们什么答案呢?如果我们叹息,对于渐渐冷硬的时代来说,一声叹息的巨大回声,足以湮没废墟带给我们的脆弱的痛感,和如芒在背的反叛,那就赌一场,看看谁先被追杀,谁能逃得出命运的圈套?小说语言仍旧是典型的路内风格,小说结构也依然散珠碎玉自如连缀,细节的喜感很强,整体看则难免忧伤沉重。
  季栋梁中篇小说《上庄记》,《山花》A2011年第4期,《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转载。小说写一个贫困村的老村长为孩子上学所付出的努力,还有下去扶贫的干部大学生在乡村的所见所感,以及乡村孩子的处境和命运。大山里的上庄,穷,落后,年轻人多半进城打工了,留下老幼孤寡。背叛,抛弃,换亲,出走,感情世界的凉薄和挣扎,触动人心;简陋,破败,萧条,冷清,生活世界的艰难和守望,引人深思。惟有孩子朝气蓬勃,这是老村长眼里的希望,也是老村长心中的重担。小学校也是一样的荒芜,没有老师,没有写字的本子,没有水,甚至没有足够的取暖。干旱,寒冷,包围着努力求学的孩子,包围着他们的家园。老村长是乡村的守护者;李谷,长武,盼香等人是时刻渴望告别乡村的叛逃者;朱小文,马鹏程马万里兄弟,顾小军这些孩子身上有着乡村世界与城市文化的双重投影。而“我”作为乡村的外来者,不可能真正融入其中,只是在客居,思考和行动中,试图以外力改变乡村的命运,也带出了知识分子对自身,以及对时代生活和社会体制的反省。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片段的印象,更像一次走访的散记,弥散在挡山的猫蹄蹄花迫人的香气之中。开学典礼,六一表彰大会,摘枸杞,打水窖,是日常生活的白描,也是精神世界的折射,父辈的命运,孩子的道路,缠绕在一起,有沉重的压抑感和疼痛感,又得以在猎猎山风中获得一种升华。还是那句话,爱有多难,就有多强大。
  凌可新《砌进墙里》,《边疆文学》2011年第5期。凌可新的小说有种特别的力量。反讽运用得随心所欲,对生活的评判不动声色却总能入木三分。他写小时代小城小人物,精彩纷呈,算不上“人间喜剧”,虽然常有喜剧的外衣,倒是那种浩瀚的“人间悲剧”,让我们在苦难中泅渡,渴望救赎。凌可新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他习惯用轻松诙谐的口吻,讲述沉重的生活,用看起来很快乐的笔调,揭示出那些沉在生活底部的悲伤和黑暗。无疑,他很擅长讲故事,读他的小说,有一种坐着列车穿越万水千山的感觉,触感饱满,富于变化,没有尖刻的言辞,思想的锋芒却让貌似花团锦簇的生活如坐针毡。《砌进墙里》写的是底层的负罪和挣扎。杜玉民在老屋发现女孩小银的尸体,怀疑儿子出众下的黑手,为保护儿子,肢解了尸体,砌进教学楼的墙中。后来抓住凶手,原来和儿子无关,暴雨浇塌教学楼,碎尸被发现,杜玉民跳河自杀。典型的悲剧,尤其是杜玉民的心灵挣扎最具震撼力。《砌进墙里》只是要告诉我们,砌进生活之墙、时代之墙和心灵之墙的秘密还有很多。是谁把这一切砌进墙中,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雨会让这一切大白于天下,凌可新没有给我们答案,他要做的就是一种隐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声音的传递,以隐喻的方式,让被肢解的生活还原。
  凌可新《老师的手》,《安徽文学》2011年第6期。写的是荒唐的岁月与荒诞的生活。老师对女学生行为不轨,男生“我”发现后教训了老师,老师后半生因此被毁。“老师的手”是小说的主线,也是反复强调的细节。同样一双手,画毛主席像,扔粉笔头,猥亵女学生,从最意识形态,到最低级欲望,这双手只是那个荒诞年代的缩影。小说以少年懵懂的眼光,看那些黑白是非善恶颠倒,怀着人生最初纯净的爱,陷入罪恶和背叛的重重围困。小说没有正面对抗时代和生活,依旧以犀利的反讽,让我们明白,历史有一只手是无比肮脏的。凌可新的小说写的都是现实生活,然而现实背后还隐藏着大量思想的碎片,我们通过自己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把一段长长的模糊不清的影像,解码重建,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思想链条。
  刘平勇《夜色》,《四川文学》2011年第6期。秀花从医院出来准备回家卖牛和猪凑钱给丈夫治病。丈夫到矿上做工患了一种怪病,从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变成了苟延残喘的病人。老人是个退伍军人,老伴早逝,女婿外出打工,偷国家的电缆线被抓判了五年刑,女儿精神失常,家里牛被人偷了,女儿就犯病了。王贵在一家砖瓦厂打工,左手的三个指头被泥刀铡了,他对城市感到害怕和厌倦。麦子的男人外出打工准备回家过年,在火车站被人抢了,还被人用砖块砸成植物人。为了给丈夫治病,麦子准备偷老人的军功章,结果被突起歹念的王贵强奸。麦子认为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王贵以为是那个借宿的女子,秀花以为是老人做的,老人以为秀花是来偷东西的。这篇小说隐含了很多故事,秀花利她的丈夫,麦子和她的丈夫,老人和他的女儿女婿,还有王贵的故事。故事里面环绕着故事,悲剧背后还有悲剧。小说对现实的反映是多角度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不小,略去了日常生活细节,只是把黑色的命运叠加在一起,从偶然性中呈现必然性。结局是孔雀开屏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结论,惟一的作恶的人隐在事件之外,置身其中的每一个原本满怀善念的受害者,都成了他人怀疑指控的罪人,这个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和挖掘心理的深度,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乔叶《盖楼记》,《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拆迁是个社会热点,也是不少作家关注和表现的话题。乔叶的《盖楼记》直击拆迁现实,以此为镜头,透视世相人心。拆迁在即,乡下的亲人打来电话,借钱盖房,争取补偿。姐姐,老姨,相邻的各色人等,纯粹的农民,知识分子,乡村权力阶层,在这一事件面前,人性经历了多重考验,每个人都被放在显微镜下。生存的艰辛,内心的贪欲,彼此的折磨,一一放大。这篇小说以真实的生活为蓝本,以非虚构的方式,紧紧抓住生活的脉搏,让自己的思考和行动,都融入生活内部,没有冷眼旁观,甚至缺少更冷静的视野。在揪心的讲述中,再现了城乡差异,生活艰难,人性复杂和诡异的乡村政治等等。
  曹寇《码头风云》,《收获》2011年第3期。小说讲述了两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彼时的交往和成年以后的生活状态。“我”和胡忠,当年,一个孤独,一个娘娘腔。都不是勇敢的人,因为码头上候船,打台球有了淡淡的友谊。后来,一个一直奔走在相亲的路上,越来越虚无;一个结婚却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拒绝和人交往四处游走只想着逃跑。孙兰兰是胡忠名义上的妻子,却成了“我”的情人。两个逸出了正常生活状态的男人,三个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失意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心纠葛呢?作者没有打开那个幽暗的世界,而是以近似寓言的方式隐约呈现。生活很庸常。隐在水面之下的对生活的拒绝,才是作者的重点。两个男人都有着对生活的疏离,和对命运的绝望。“我讨厌农村,厌恶农民,也讨厌城市和城里人。”那么,何处才是家园?“我”终于和走不出玉米地,上不了桥的父亲,合二为一,通往理想生活的桥就在眼前,桥下是湍急的生活之流,却无路可走,自我拯救的桥之长度也不可知,这是最沉重的预言吧?小说结尾尤其精彩,一切谜题迎刃而解,不是因为娘娘腔,而是一场血腥的残杀,留给生命巨大的阴影。只有负罪,没有救赎,这是作者的绝望,还是清醒?
  寇挥《最低的愿望》,《当代小说》2011年第9期。寇挥的小说相当魔幻,在魔幻里有批判现实主义。他对历史的思考,对现实的关怀,贯穿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以及诗人一样的理想情怀。他的小说技巧独特,寓言,隐喻,整体象征,等等,这一切构建起他奇异孤高的文学世界,也往往彰显着他尖锐的思想和立场。这篇小说同样是一个整体性的寓言。虚构模糊的年代,两位皇帝的经历。一位是当朝皇上,一位是科考不中揭竿而起的叛逆,秀才做了皇上,改革朝政,实行首相负责制。政体改革大获成功,当年的皇上和反对者隐居山林,各得其乐。小说之意图不言而喻,表达方式几乎称得上清新可喜。
  斯继东《永和九年》,《天涯》2011年第3期。这是个温暖的故事。三合乡的操家政书记和妻子杨生姜一直没有孩子,领养过,又被人要回去了,操书记就和同事迟桂花有了婚外情,迟桂花怀孕,书记却离不了婚,无奈迟桂花给民政和刘六根一笔钱,办了个结婚证,生下了孩子迟男。随后杨生姜告到县里,书记离职,迟桂花开了个食杂店。刘六根因为误诊开始了寻妻之路。找到迟桂花,和母女有了感情。杨生姜病重,操家政给两个女人各留一笔钱然后出走,迟桂花把出院的杨生姜接回了自己家。六根写毛笔字得了奖,搬进城里,和迟桂花成了真正的一家人。本来是一场男人和女人的交易,本来是一个背叛和抛弃的故事,斯继东在红尘纠葛里写出了爱的豁然境界。他没有随意批判哪一个,而是以宽厚的爱,化解了怨恨,生活中,多少人有自己的梦想,却依旧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作者因此给出了温暖的结局。还有一个细节,是六根和他的书法。六根当过兵,见过世面,心地善良,从小喜欢毛笔字,最喜欢写《兰亭序》。小说题目“永和九年”由此而来。《兰亭序》书法以“韵”为表现,以“和”为精髓,其笔墨的精妙、字态的隽雅、意境的冲和,成为中国传统审美的一种标准。六根和迟桂花都是爱的象征。在这二人身上,看到了宽厚和包容。就像六根对迟男,迟桂花对杨生姜,如弘一大师所言,爱,就是慈悲。
  宗利华《香树街10号》,《山东文学》2011年第5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第6期。宗利华依旧耐心细致地为我们讲述着香树街的精彩故事,那条街上性格各异的女人,招摇过市的,深居简出的,喜欢饶舌的,沉默寡言的,这些女子在香树街摇曳生姿,繁花似锦。她们的死生契阔,她们的爱恨情仇,在作者笔下如一幅清明上河图,散点透视,杂花生树,生动鲜活。邱红尘承袭父业,做了遗体美容师,从此人生拐向另一条路。翠云是父亲收养的一个女孩,多年来以保姆的身份,与邱红尘相依为命。两个人过着与世无争宁静温馨的生活。直到年轻的美惠闯入她们的世界,邱红尘冷若冰霜的生活中,渐渐燃起了一团火。初恋情人方子鱼的妻子出了车祸,肇事逃逸的竟然是翠云。为给妻子美容,方子鱼找到邱红尘,二人多年的隔阂渐渐消失。或许读者以为二人历尽劫波终会握手言欢,却不料小说结尾异峰突起,邱红尘目睹美惠和方子鱼床上缠绵,刚刚复苏的人生所有温情瞬间冰冻。这篇小说韵味淳厚,整体的布局,细节的点染,疏朗与细密、繁复与简约、静态与动感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人物的个性饱满而鲜明,三个女子,翠云是恪守本心的传统女子,美惠是敢于破坏一切的现代女子,邱红尘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又承袭了父亲的传统道德自觉,三个人物身上隐含的生命意味,生活信念,外在气质和内在气息,纤毫毕致,呼之欲出。而香树街人对三个女人的猜测,翠云母亲的车祸,方子鱼妻子的婚外情,作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大背景,给了美惠追问灵魂,以及读者反问自心的出发点。
  杨袭《开往G城的大巴》,《时代文学》2011年第5期。杨袭的小说气息独特,而锋芒内隐。这篇小说开篇写道:“我去G城不是为了谋生。怎么说呢,这是我父亲的夙愿。他说:G城,知道的人都向往。”“我”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十年前母亲去世了,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只是自己的养父,为了两个父亲的“遗志”,“我”登上了开往G城的大巴。目睹了一幕幕人间荒诞剧。十年才发一班车的大巴意味着什么样的旅程?需要三十年前订票才能前往的G城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这些人抛弃了原有生活中的一切,只是为了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最初是如此美好,在旅途中,却渐渐沦为欲望的狂欢,整个大巴都变成了病态的扭曲的世界。小说是荒诞的变形记,记录了多少人生的放纵和迷惘。由一个坚定的信念出发,带来的却是混乱和毁灭,丧失了理性,人生变得虚无,理想也化作荒谬。G城象征着终极的光明,无疑带有乌托邦的属性,然而,要抵达这一理想国,必先得穿越黑暗的道路,而且要经受自我遗弃和世界抛弃的考验。小说为我们揭示了“神启的光”与“糟糕的时代”。深陷黑暗和恶中的人们,根本不配抵达神启的世界,尽管世俗生活和上帝的终极之境之间,隔着万水千山,不能用同一的标准来衡量。小说是末法时代人类处境的真实写照,如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去除了身份、金钱、权力、职业等等伪装,最终也还是找不到通往目的地的大门。那么,G城是不是只是一个理想的幻觉呢?这一追问无疑更具有穿透力。小说是现实与寓言结合,不完全是超时空的虚构,化肥厂是故事的起点,G城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弥赛亚所许诺的圣地。小说不仅抓住了现实生活表面下涌动的气息,而且抓住了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这不是一场噩梦,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深感恐惧,一切都抛弃了,却没有找到抵达的道路,人类面对的是普遍性意义的缺乏,如卡夫卡一样,杨袭也是一位存在的勘探者,这篇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隐喻,也是未来世界的寓言。
  杨袭《泥河调》,《作品》2011年第6期。小说以泥河镇悦来客栈老板娘谷米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她和云良、和海、和秀银的感情经历,还有老郑和秀银,孙少红和他老婆的故事。主人公是女性,女性关怀肯定是有的,对命运的参悟,对生活意味的探究,是小说的主旨。在谷米和秀银身上,有着相以的内心渴求,而云良向往远方,又沉迷于欲望,不可能真正超越,所以最近主动告别尘世,是彻底的悲剧。一场大洪水,旧有的埋葬了,一切又将重生,泥河镇这个小小的舞台,人生依旧精彩纷呈。作者对人物内心的雕刻精微细腻。在涓涓细流的日常生活叙事里,我们感受到了杨袭思想的沉潜和文学感觉的丰富饱满。有韵味,沉进去,出得来,语言富有层次和色彩,如一道霓虹,对人物的命运有特别敏感的同情和体恤,不仅关心生活,而且把那些世俗中浸透了的灵魂,放在诗意的甚至空灵的境界里,一遍遍打磨和抚慰。杨袭的文字从来没有虚无主义的时代病,轻盈淳厚的韵律里,内隐着思想热情,在人生的神秘感中,捉住性情的幽灵,让它一再现身于她的小说世界。这是一个喧嚣嘈杂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缄默不语的时代,杨袭,用她的文字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丁建顺《短信密码》,《西部》2011年第4期。小说写一对叫汪阳和小月的年轻人,曾经同甘共苦,后来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窘迫的生活中,汪阳一如既往卖宣纸,喜欢书法,想拜名师提升自己,他选择的是一种精神生活。小月决定离婚,嫁给台商,过有钱人的日子,无疑意味着她更在意物质化人生。短信是台商发送给汪阳的离婚补偿款的密码。这个密码是分次发送的,显示出商人的精明。更重要的是,呈现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汪阳的心理变化。对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的描摹,成为小说最有价值的内核。宣纸和书法是个媒介,是汪阳的心灵寄托,也是他的人生梦想,不过,包括大师写字卖字,其中还是有着太多名利的推动。小说写得从容流畅,不枝不蔓,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刻画疏密有致,节奏分明。惟有结尾略显仓促。小说给我们很多思考,人生的密码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生,才真正值得去付出代价苦苦追寻?(下转第72页)
  (上接第77页)
  秦锦屏《这么旺的火也烧不热个你》,《中国作家》2011年第3期。小说写的是普通人的爱与生活。跨越了两个时代,文革和改革开放,两段错位的感情,张红杏生性要强,胆大有主见,美中不足的是一脸麻子。她自小喜欢二锁,终于费尽心机抓在手里,可惜得到了人,却得不到心。婚后张红杏张罗一家人的生活,上下老小一家人,日子过好了,万元户了,还悉心照顾因为超生东躲西藏的王小慧,尽管耗去大半生的心血和爱,却依旧无法真正走进二锁的世界。二锁喜欢诗词歌赋唱戏拉琴,与喜欢唱戏的王小慧一见钟情,可惜被张红杏横刀夺爱。王小慧和二锁彼此念念不忘。张红杏最终远走,成全二人。与王小慧丈夫的猥琐相对照,可见张红杏的胸怀。小说沿着张红杏的情感轨迹,写出了时代的起承转合,以及人生的诸多无奈。
  陈再见《张小年的江湖》,《厦门文学》2011年第4期。张小年是贫民区的孩子。父母收废品,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他的教育、温饱和内心渴求。张小年原本心地善良,可是生活的窘迫,让他误入歧途,大孩子的教唆,是一个原因,父母爱的缺失,也难逃其责。小说写得很冷峻。那个江湖究竟是谁的?在成年人的游戏规则里,孩子的心灵世界,必然要遭遇太多的伤害和绝望。张小年只是渴望吃饱饭,渴望一个温暖的怀抱。温饱和爱,不过是人生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底线,然而对于张小年来说,也是遥不可及。在一个孩子的遭遇里,我们感受到了底层的疼痛。
  吟泠的《女儿骨》,《黄河文学》2011年第5期。小说写老万一家迫于生计离开老家巴掌滩,投奔宁夏的堂叔哥哥。堂叔哥哥因为作风问题自杀。老万葬了亲人,在乱坟地盖房定居。日子渐渐有了起色,老家常常来人,走亲戚之外,主要目的是买女儿骨,老万做的是死人生意,卖骨冥婚。后来,老家挖出了煤和石油,乡亲都成了暴发户。老万的三角地也开发拆迁,变成了果园,女儿骨的生意终于做到了头。这个小说伦理反思色彩浓重,是生活的涓涓细流,也是伦理的细细考量。小说中老万的生意是个典型的悲剧。作者没有站在批判立场,也没有特别的同情,老万是个活生生的人物,作者对其命运的揭示,心理的把握都很细腻;语言也很好,有韧性,有味道。朴素然而生动,包括那些带有地方色彩的用语,看着都有种别样的美感。小说主线是老万的生活变迁,当然也是时代生活的变迁。隐含的视角是伦理层面的思考,或许作者没有试图追问什么,解答什么,作者就是为我们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那为人所不齿的职业里,老万对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期冀。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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