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记述《击壤歌》云：帝尧之时，“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后来，不少人提及此事，比如晋代的皇甫谧。不过，皇甫谧作《高士传》的时候，把无名且年仅五十的击壤者，塑造成了一位名叫壤父的、年八十多岁的上古隐士，把“尧何等力”之句，改成了“帝何德于我哉”。这下就成了：“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王充、皇甫谧等人所说的“击壤”，有人说是一种掷瓦游戏，有人说是老人敲着土地作为节拍。“壤”字究竟怎么释义更为贴切，仁智各见。古人云诗无达诂，某些字词亦然。
最要紧的，不是“壤”字的确切含义，也不是老者毫无不安之态“击壤”，而是同一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旁观者与击壤者评判可以毫不一致，甚至意思相反，随着时间的侵蚀，不一致却隐而不彰了。比如，旁观者盛赞帝尧之德，老者则反问“尧何等力”、“帝何德于我”，愤慨之意明显。到了后世人眼里，却坚定认为这段话是歌颂尧的帝德。
历史上的事情是不是如人们记述的那样美好，记录者不同，情节不同，结论也就不一致。《竹书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充满暖意的“禅让”中，蒙上一层强力的阴影。
对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度，古人是有不同见解的。孟子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韩非子则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也。”明确指出了获得政权的方法是使用暴力。历史是过去现实生活的记录，人们所掌握的资料有异，所学习的术业不同，所秉持的观念不一样，理解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会不同，极其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需要惊诧的是，那么多观点，最后的强音只剩了赞美尧舜禹。
帝尧时代人们到底怎样生活，我们不可能确切猜测出来。可以猜测的是，首脑人物耳提面命的时候不会多。人的体力有限，通讯又不发达，头头脑脑客观上没有能力四方提醒，于是，壤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成为可能，完全是一派田园生活。壤父过的日子，虽然不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也同样恬静，朴实。
衡量老百姓的日子，标准可能很多，比如收入，比如物价。但有一条不能忽视，即老百姓是否具有话语权。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无论吃什么好食物，如果忽视了老百姓的表达欲望，不让说话，就和动物区别小了。
让人感到“帝德”无边，有吃有喝未必令人感动得涕零。昔者，马英九问一位企业家：“身为政府领导人，我要怎样帮你的忙？”对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答：“少管我们一点就好了。”不论帝尧是有意“少管”，还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少管”，总之老者有权力管理自己，也有机会表达自己对高层的看法。
【苦茶荐自《莆田文学》文学季刊2012年第2期全国杂文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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