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0日至22日，我在台北参加了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专题中心等七个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在1980年举行，原计划每十年举办一次，所以在1990年、2000年分别举行了第二、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从时间上看，第四届会议算是延后了两年。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共289人，除台湾岛内代表128人，其他代表分别来自欧美、东亚各国以及大陆地区，这是一次国际汉学界的大聚会，是一次汉学研究新成果的知识飨宴。
20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由中国文哲研究所王嫒玲研究员以中英文双语担任司仪。首先由吴敦义先生致词。吴先生首先代表马英九先生向与会代表致意，强调了历届“汉学会议”所秉持的“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汉学研究，加强学术交流”的宗旨，尤其指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他回顾了前三届会议，由于历史的原因，第一、二届皆未能有大陆地区代表出席，第三届开始有少数学者出席，而本次会议出席的大陆学者已达50多人，是非常令人欣喜的。接着分别由“中研院”院长翁启惠院士和本次会议秘书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院士致词，强调本次会议的宗旨并介绍会议的组织工作等，其时正值“泰利”台风来袭之际，黄院士用清人孙星衍“最难风雨故人来”的诗句表达了对与会者的欢迎。
余英时院士是本次会议的筹委会主席兼召集人，由于个人原因未能出席，其开幕致词由黄进兴院士代为宣读。余院士的致词从对汉学会议的追忆开始，主旨是对于“汉学中心”的看法：早在1959年就有人提议举办汉学会议，但当时的院长胡适之先生认为，台湾的汉学研究无论在质或是在量的方面都还未能达到他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缓议。但这一提议却引起他对于所谓“汉学中心”的记忆的感慨，胡适说：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现在法国的伯希和等老辈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汉学家现在连唐、宋没有标点的文章，往往句读也被他们读破了。所以希望汉学中心现在是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
余院士认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胡先生的“汉学中心”说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根据近五六十年间汉学的发展，他认为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第一，汉学已加速度地扩散到一切专门学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每一部门中都包涵着越来越多的汉学研究，而且在中国科技史的广大领域中，自然科学的各部门也和汉学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诡的景象：汉学一望无际，触处皆是，但是汉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却并不独立存在，因为汉学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学科之中的，如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之类。第二，二战以后各国汉学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汉学中心”却未在任何地方出现。汉学研究在各国活跃的情形颇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跃的国家也未曾取得公认的“中心”地位。由于研究的传统和关注的问题彼此不同，每一地区的汉学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汉学研究的传统也不能不是多元的。基于上述两点，余院士指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最所萦心的“汉学中心”何在的问题，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坚持要在这个问题上讨一个明确的答案，只好说汉学犹如16世纪布鲁诺（Giordano Bruno）构想中的宇宙，其中心无所不在，其边缘则无所在（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他最后指出：举办汉学会议的惟一目的，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充分交流的学术平台，所谓“汉学中心”问题从来不在考虑之内。我们承认并且尊重每一地区汉学传统的独特风格，但是却不愿看到任何汉学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闭的道路。因此不同传统之间的互相沟通、互相认识和互相影响是极其必然的，以往的三次会议多少曾发挥这样的功能，希望本届会议也能作出同样的贡献。
开幕式后是大会演讲，由“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主讲，题目是“汉学研究的动向”。他从三个方面展开演讲，即主题、史料、工具。就主题而言，近十年来的汉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届汉学会议上的知识分子主题，第三届会议上的思想史主题，已经开始消失或淡化，在本次会议上也没有相关论文。反之，东亚作为一个主题，是21世纪以来的学术新动向。过去谈东亚，主要从中国对周边的影响而言，现在着重的是中国与东亚的相互建构。用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说法，现在是“世界之中国”。人文与自然、汉语与非汉语，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而是追求其融合。就史料而言，新出土的资料遍及各个时代；大型丛书的影印使得许多过去罕见的资料变得容易入眼；数位史料的迅速进步，导致数位汉学时代正在来临，这影响到人们将如何收集、浏览和解释史料的问题；此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汉籍也日益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域外汉籍的作者看成是历史上的田野调查者，尤其是那些燕行录文献。汉学研究在工具上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电子数位以及卫星定位的使用，使得过去举例性的表述，可以上升到一种全面性的叙述。用卫星定位可以看到汉代的长城。这些工具有可能带来新的冲击。展望未来，制度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主题逐渐消失，新的主题在不断出现。西方人写中国史很少用到中国人的研究，也应该得到改变。
从上午10点30分开始，会议分成7个组27个主题进行，直到22号下午。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古代庶民社会”、“出土材料与新视野”、“近世中国的转捩点”、“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中国近世的城市文化与生活”、“东亚考古的新发现”、“医疗、身体与环境卫生”、“中国的边疆与域外”、“宗教与社会”、“中国近代宗教”等，民族学研究所的“汉人民众宗教研究”、“华人本土心理学”、“科技与现代经验”、“身体、主体性与文化疗愈”等，近代史研究所的“儒学、家族与宗教”、“近代中国知识史”、“中国与周边国家”、“近代中国性别的建构与再现”、“政权转移与政策承继”等，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文学经典的传播与诠释”、“东亚视域中的儒学”等，语言学研究所的“语言类型”、“语言资源”等，海洋史研究专题中心的“跨越海洋的交换”，台湾史研究所的“近现代闽、台商人的活动与工商业传承”、“台湾历史的多元镶嵌与主体建构”、“帝国边区的开发与族群关系”等。以主题划分而不以研究者的专业划分，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各自专业的限制，以问题为中心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层面展开讨论，这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而从以上各个主题来看，也能够发现本次会议覆盖面之广。我参加的是中国文哲研究所“文学经典的传播与诠释”组，提交了一篇讨论杜甫在东亚文学中典范地位形成的论文。 本次会议规模很大，所以除了开幕酒会和闭幕晚宴由大会招待以外，其他则由各个所负责。尽管会议给岛外代表每天新台币5000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岛内代表3000元的生活补贴，但各个所还是提供了中午的便当和其中一次的晚宴。也许是各所的经济实力有差别，便当的水准也不一致。我见到参加史语所和语言所的两位日本学者，都说中午的便当有鱼，但我参加的文哲所只有猪肉、鸡肉和素食。大概史语所是第一大所，而语言所人少的缘故吧。参加史语所的那位日本学者曾在台湾“中央大学”客座过一学期，竟然说他这次吃到的鱼便当是在台湾吃过的最好的便当。而那个晚宴史语所是在红豆食府招待，文哲所则在银翼餐厅。我对他说：“红豆肯定比银翼贵，但银翼的味道未必比红豆差。”银翼是台北一家老牌的淮扬菜，但那天的晚餐，除了狮子头煮白菜的味道不错，其他的菜水准大跌。后来听说银翼的老板在数年前去世，此后便一蹶不振。我记得2008年初在台大客座时，朋友给我过了7次50岁生日，有3次就是在银翼。那个老板当时已经80多岁，依然天天上班。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特地送了一个菜，还免去一道菜金。老板原先是空军，退役后办起了餐厅，故以“银翼”命名。如今楼在人去，而水准已不复当年，令人唏嘘不已。大概研究汉学久了，人往往会变得越来越馋，味觉也越来越精。某日早餐时见到一位曾经在南大文学院演讲过（我主持）的美国学者，向我抱怨开幕酒会的品质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中国菜。”并且说来台前一天在芝加哥开会，然后一起去唐人街吃饭，味道比开幕酒会好多少倍。我以前总是小瞧西洋人吃中国菜的味觉，感到只要是个菜他们就会叫好的。听到这一番抱怨，倒是改变了我的看法。听说开幕酒会的菜还是专门从某家五星级酒店定制的，也不能说主办方不用心了。
南京地区出席本次会议的仅我一人，如果和北京、上海比较起来未免有些形单影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其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有所不如。但是从近十年来汉学研究的趋向看，南京大学完全可以说是处在前沿的地位。王汎森院士的演讲，从主题、史料、工具三方面概括了汉学研究的动向，除了工具（即电子文献的使用）在各地带有普遍性以外，主题中的“东亚研究”，史料中的“域外汉籍”，其能够在国际汉学界形成十年来的新“动向”，南京大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0年成立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到研究著作、学术集刊的编辑出版，从国际合作到人才培养，从具体课题的设计到研究理念——“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提出，每一年都有实实在在的进步，并影响到东亚以及欧美各地。回想研究所成立之初，仅仅是一个没有财力、没有物力、没有人力的“三无”研究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国际学术界生根、开花，深深体会到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味。这是我参加本次会议感触最深、也是最为欣喜的地方，故于文末略及之。
2012年7月7日至8日陆续写成于病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